听政，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件具有极大挑战色彩的事情，因为她所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政局、纷繁复杂的朝政、瞬息万变的军机。虽然她伴随咸丰帝左右时，通过各级上疏、奏报，对军国大势有比较清晰地通盘把握。然而，当她自己来处理朝政的时候，她才真正体会了日理万机的辛劳。她很清楚，大清帝国江河日下、虚弱不堪的形势，绝非一时一人所致，而力挽大清帝国于既倒也绝非一蹴而就所能完成。她知道万事有主有次，而此时最为棘手的事情就是官场的腐败与官员的无能。慈禧在重新整合帝国的领导中枢之后，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吏治整顿。

一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来，世风日坏，根源就是官场的腐败。投机钻营、贿赂公行、骄横不法是当时吏治的真实写照。当国的前有曹振镛，后有穆彰阿，只知弄权纳贿，贪赃枉法，不思为国分忧解难，在外敌入侵、农民起义日甚一日之时，朝中却缺少带兵之良将、治国之能臣。因此，慈禧认为治本之道当为整顿官吏拖沓溺职、投机钻营、贿赂成风、骄横不法的风气，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个行政队伍的办事效率。乱世需用重典，如此，既可以树立新一代领导的皇威，又能够使各级官员引以为戒。因此，慈禧掌权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整顿吏治的措施。

第一个撞到枪口上的是兵部侍郎庆英。庆英因在兵部动用公款而被议罪，兵部拟给他降二级处分。庆英想通过恭亲王在两宫太后前议政时“格外开恩”，于是，就带着银两，趁着夜色，到恭王府恳求奕说情。他先是吞吞吐吐地说了些闲话，然后从怀中取出两大包银钱，恳求奕收下。奕推测此番英庆夜间来访，应与降职一事有关，坚持不受。庆英误以为奕之所以不收，是出于“无功不受禄”的意思，于是和盘托出来意，特请恭亲王在两太后前议政时“格外开恩”。奕知道庆英挪用公款，按律应当革职，而此次只给他官职降两级已属法外开恩。一番劝导之后，无效，庆英干脆长跪不起，恳求奕为他开脱。这下可惹恼了奕，他声色俱厉地将庆英赶了出去。第二天，奕把庆英所为向慈禧、慈安两宫太后禀报，同时把庆英贿送钱物上缴。慈禧非常气恼，他竟然敢如此贿赂公行、胆大妄为，务必严惩。当日，命内阁发出上谕，公布此事的始末，给予庆英严厉制裁，由降二级改为革职。这件事情让慈禧充分意识到，贪污受贿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痼疾和毒瘤，不痛加整饬，她将面临更大的统治危机。于是，慈禧诏谕各级官员，严惩贪污受贿。随后，慈禧又处置了包括直隶顺天府知府蒋大镛等一批行贿受贿的府县官员，并明令各地“随时严查，按律惩办”。庆英偷鸡不成反蚀米，充当了慈禧杀鸡儆猴的角色。

慈禧清楚，如果不严肃官场，无以为治。国家兴事、用兵，或劳而无功或每遭败绩，主要原因是文官委靡不振、渎职亵职，武官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慈禧认为，要改变积弊，收到惩罚效果，必须改变从前抓小放大的方式，从高官，从封疆大吏入手，否则，不足以引起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这样，两江总督何桂清就成为慈禧严打中祭旗的对象。

何桂清，云南昆明人，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浙江巡抚、两江总督。他是朝野上下人所共知的一品大员、封疆大吏。这位朝廷重臣，在太平天国袭击清军的江南大营时，正在常州主管饷事，却坐视清军溃败，拥兵自卫，不施援手。随后太平军进攻常州，何桂清见大事不妙，企图逃脱。他先将父亲和两妾秘密送至通州，然后在城内张榜，禁止常州市民迁徙，并封锁各城门。城内百姓见何桂清要跑，绅民耆宿数百人手执香烛赴辕门，跪请何桂清留下共同抗敌。何桂清见出城受阻，遂令所率部队开洋枪扫射，民众死者十九人，伤数十人。何桂清逃到苏州，时江苏巡抚拒绝其进城，并上疏，奏劾。咸丰帝闻何桂清事后大怒，谕令革职严审。然而，何桂清却逃到上海，躲藏起来。不久，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自顾不暇，何桂清一案遂被搁置。慈禧垂帘听政以后，借整顿吏治之机，此案又被提及。慈禧痛下决心，一定严惩，要杀一儆百。负责总办秋审的刑部郎中余光绰就是常州人，对何桂清十分愤恨，而他恰好负责此案。他认为仅依据“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斩监候，秋后处决律”是不够的，又加上何桂清击杀执香跪拜父老十九人，伤天害理，罪当加重，拟斩立决。然而，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却使本已定罪明确的案件变得十分复杂，来自于方方面面的说客竭力为其开脱。这些人各怀心腹事，有的是私交甚厚，有的是兔死狐悲，有的是不明是非，有的是见风使舵。一时间，围绕是否诛杀何桂清掀起一股狂澜。慈禧执意认为举国用兵，如果包庇临阵脱逃的将帅，又何以鼓舞三军士气？争论没有阻挡住慈禧杀何桂清的决心，慈禧最终毅然发布谕旨，将何桂清处决。自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来，清廷封疆大吏及府县各官，连连失地弃城。有的府县官员赴任之所因地当要冲或邻近太平军，竟规避不前，数年不到任；有的官员则是太平军一到，即弃城逃走，为逃避失城罪责，事后托请上司倒填年月，捏称因公赴乡出境。此类积弊一直未予严肃处理，以致吏治日坏，丧师失地之员日见其多。慈禧断然处决何桂清，军兴以来第一次使一品大员以失地弃城罪伏诛，刹了上述歪风，整饬了吏治，纲纪为之肃然。

二

慈禧垂帘不久，也就是同治元年，适逢三年一次对官员进行考核的“京察”和“大计”。

这是效仿明朝的官员管理制度而实施的一项对现任官考核的制度。每三年考核一次，对京官的考核叫“京察”，对地方官的考核叫“大计”。按照清朝的制度，京察时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三品以上官员及总督、巡抚等方面大员，则先自陈政事得失，最后由皇帝敕裁。经过考察后，官员按照“称职”、“勤职”、“供职”三种等级，实行奖惩。“大计”是考核道、府及州县官员。一般是由各级官员依隶属关系逐级考察，做出评断，最后申之各省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大计”后的官员，按“卓异”与“供职”两个等级奖惩。清朝对官员的考绩，不论是“京察”还是“大计”都以“四格”、“六法”作为考核标准。所谓“四格”是指“才”（指才干，分长、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贪三类），“政”（指政务，分勤、平、怠三类），“年”（指年龄，分青、中、老三类）。所谓“六法”是指“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等六个方面的缺失。经过考核，被列入“不谨”“罢软”者，革职处分；属“浮躁”“不才”者降级；“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

这种制度的实施，其目的在于奖优罚劣，使各级官员时时恪尽职守、效忠朝廷。京察与大计涉及官员的奖惩，贿赂徇庇、虚应故事是司空见惯的官场事情。“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慈禧认为，此次官员考核是她推行吏治整顿不可多得的机会，通过考核可以裁汰庸懒、老弱、不称职的官员，也可以使官场有所警示，寻求振作。

为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慈禧亲自掌握这次考核的奖惩大权。

慈禧认为，要取得此次考核不同以往的效果，就不能虚应故事。因此，慈禧亲自掌握奖惩大权，议政王奕提供考察依据，两宫太后分别引见各级官员，依据政绩，给予考核。

考核的原则：以官声、政绩取人。成绩突出者，给予破格提拔；平庸衰朽者，不论“年已逾岁”或将近休龄，都勒令退休。为的是将年富力强有进取心的官员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潘祖荫像潘祖荫，字伯寅，号郑庵。咸丰二年(1852)探花。他以才华出众、耿介敢言蜚声朝野。左宗棠由于樊燮一事被劾时，潘祖荫就曾积极上疏为左宗棠辩白，竭力推荐左宗棠的才能，其中“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就是出自他之口。慈禧垂帘听政伊始，曾经诏求谏言，潘祖荫上疏请皇上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敬请免民赋以纾民力。慈禧批阅后颇为欣赏，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之人才，京察中将其升任光禄寺卿。

将年老体衰已不能胜任工作的内阁学士巴彦春、平庸无能的光禄寺卿雷以諴和“品行污下”的光禄寺少卿范录典，一律同时勒令退休。

在官员任用上不分满汉，奖惩分明。

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一直坚持满重汉轻的原则。满族官员不仅在决策中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占据重要职位，以维持满人的显赫地位。然而，随着满人整体政治素质的下降，越来越多的政治、军事活动不得不依赖汉人官僚和士绅。肃顺就喊出了“天下满人混蛋多”，应该是这一时期社会的真实写照。慈禧虽然还不能抛弃崇满抑汉的民族政策，然而垂帘听政的她也不得不面对汉人士大夫整体政治素质远远高于满人，且汉人士大夫正日益发挥着强大政治作用的现实，因此官员考核中，她不得不重视这一问题。考核中，对因剿杀太平天国起义而丧生的官员进行追加奖励的时候，她十分注重对汉官员的奖励。受到表彰奖励的不仅有满族官员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江宁将军祥厚、西安将军札拉芬，还有汉族官员江南提督张国栋、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湖北巡抚胡林翼等。

这些措施对于改变官员尸位素餐的现状，减轻官员老龄化，提高行政效率等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

慈禧知道，在清朝的各级政府机构中，官员的设置都是重满轻汉，重要部门设置满汉两套长官。中央的六部就是这样，如，户部满尚书是肃顺，汉尚书就是周祖培，而实权掌握在满官手里，汉官“备员”而已。清政府一直以来对汉族官员都是限制任用的。为了稳固政权，虽然也注意吸纳汉族地主和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族贵族担任，从未授予汉人。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同样只能由满族贵族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用满人。军事领域，任用汉员为统帅更是清廷的禁忌。圣祖康熙征噶尔丹，世宗雍正时征噶尔丹策零，高宗乾隆征廓尔喀、缅甸和大小金川等，都是任用亲贵大臣统兵征伐。即使其间有特例，如康熙平定吴三桂时，也曾用了一批汉将；乾隆时任用张广泗为总指挥出战金川等。但受“满汉分畛”传统思维的影响，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或遭排斥，或被杀，结果都非常凄惨。

清朝前期的常胜将军岳钟琪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岳钟琪，清代汉旗大将。字东美，号容斋，据说是岳飞的后代，自幼兼文习武，历经康、雍、乾三朝的重大军事活动，战功卓著。雍正年间，岳钟琪被任襄赞军务、奋威将军，会同川陕总督年羹尧平定青海头人罗卜藏丹津叛乱。有一次，岳钟琪率五千人的骑兵，发动突袭。从西宁城向西急行军，在荒原上捕捉到罗卜藏丹津的主力。罗卜藏丹津的部队从梦中惊醒，但战马都没有备鞍，无法迎战，霎时间全军崩溃，四散逃命，罗卜藏丹津换上女人的衣服溜掉，投奔准噶尔。岳钟琪穷追不舍，每天奔驰一百五十公里，两天后，追到一个叫桑骆海（青海省西南角）的地方，只见红柳蔽天，渺无人迹，才带着他的俘虏，包括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在内，凯旋而回。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有名的战役之一。岳钟琪以其计谋神奇、身先士卒立下头等战功，被雍正帝封赐三等公，赐黄带。随后，升任四川陕西总督，任宁远大将军，节制川、陕、甘省。在太平天国之前，他是仅有的以汉人而握重兵的大将。正因为如此，招致了诸多猜忌。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以不实之岳钟琪像词弹劾岳钟琪“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查郎阿等人又弹劾岳钟琪“骄蹇不法”，意欲反叛。阴鸷多疑的雍正帝翻脸不认人，大骂岳钟琪“误国负恩”，处以削职夺爵下狱。雍正帝本想马上砍岳钟琪脑壳（斩立决），又恐岳统率已久的士卒不服，才改判为斩监候（缓期执行）！岳钟琪狱中引颈待毙。幸好雍正帝死得早，他坐了整整五年大牢，才在乾隆年间被特赦归故里，在成都百花潭北结庐村居。

对于刚刚垂帘听政的慈禧来说，她与历代皇帝一样，对于汉族官员尤其是统军大员有着极大的戒备心理，然而慈禧清楚，直接威胁她统治稳定的是长江流域的太平天国和黄河流域的捻军，这些心腹大患一天不除，她的统治就一天不得安宁。然而，环视左右，那些满族大员不是颟顸无能，就是妄自尊大。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自己垂帘听政的十余年间，一直尽心尽力效忠朝廷、屡受挫折却坚持围剿太平天国的最大功臣，却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官员。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科举及第后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理兵、工、刑、吏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因为母亲去世，曾国藩回籍奔丧。正赶上太平军由湖南北上，攻克武汉三镇，并沿江东下，咸丰帝震恐，下诏举办团练，授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于是，曾国藩复出，起用儒生为将佐，招募农民为营勇，勤加训练，号“湘勇”（又称湘军）。咸丰四年(1854)初，曾国藩组成湘军水陆军一万七千余人，并奉命出征，围剿太平天国。屡败屡战，可谓备尝艰辛与屈辱，然而他矢志不移。湘军出征不久，便在岳州、靖港连吃败仗，曾国藩羞愤难当，纵身跳入鄱阳湖里自杀，被其左右救起。随后，曾国藩整军再战，在湘潭取得大捷，并攻陷湖北重镇武昌，受到咸丰帝的欣赏，命他“署理湖北巡抚”。但后来咸丰帝听信了祁嶲藻、翁心存、彭蕴章等人的劝告，惟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又命他以兵部侍郎的虚衔领兵东征。由于曾国藩没有统辖地方的实权，军事发展与军饷的补给一直受地方大员掣肘，他只能忍辱负重。

曾国藩像

慈禧同样担心曾国藩的发展会成为威胁自己统治的地方势力，然而她更清楚，对于她来说为患最重的是太平天国的存在。而对于官员任命中的满汉分治，慈禧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毫无疑问，此时为她围剿太平天国最为得力的干将，只有曾国藩。垂帘听政不久，她就命曾国藩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全部归他节制。曾国藩拥有了前线最高指挥权。随后又依据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任命一批汉人官员为地方要员，左宗棠为浙江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张曜为河南布政使，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刘蓉、李恒、蒋益沣、韩超为布政使等等。上谕发出，一时朝野哗然，同时将这么多作战省区的行政大权交于汉族官僚手中，两宫皇太后也太冒险了！这样，“西至四川，东至海”的长江中下游乃至西南内地的半壁江山全掌控于曾国藩之手，这太危险了！总之是一个“险”字。一时间，朝廷屡屡收到上奏，多为满族亲贵，他们提醒慈禧要注意防止曾国藩权势太重，难以控制，并建议裁其军，削其权。

慈禧将拯救几近崩盘的清朝统治的重任交予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也是她的冒险之举。曾国藩能够不负重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