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日，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攻占天京。一时间，京城内外、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对慈禧重用汉臣决策的有力验证，正是因为慈禧重用曾国藩等汉臣，对于拯救几近崩盘的大清统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慈禧兴奋异常，大奖功臣：奕以议政王主持朝廷军政大事，居首功，赏加三级军功；曾国藩着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各路统兵大员李鸿章、官文、左宗棠为伯爵。军机大臣、前敌将帅、各部、院、督抚，均有重赏。其中，奕更是获得时人的高度肯定，颂扬他是“豁达大度”、“定乱绥邦”的“贤王”，甚而一度形成了“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大清朝”的局面。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光芒四射的奕身上，慈禧清晰地感觉到她的光彩已经渐被奕所掩盖。对此，意欲独霸天下的慈禧犹如芒刺在背、鱼鲠在喉，她不能坐视奕的异军突起，她无法容忍自己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一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恭亲王奕照常入值觐见两宫太后。慈禧拿出一份奏折严肃地对奕说：“有人参劾你！”奕一愣，忙问：“是谁上的奏折？”慈禧非常不满意奕的傲慢态度，极不情愿地答道：“蔡寿祺！”奕脱口而出：“蔡寿祺不是好人！”(《越缦堂日记》)

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人。道光十九年（1839）进士，曾入翰林院当编修。这一职务约可视为皇帝的顾问，比起一般官员来，有着较多的升迁机会。但是他当了多年的编修未见提升，于是到处投机钻营。他先窜到了四川，希望能踩出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他果然就敢私刻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不久，新任川督骆秉章对他的行径十分看不惯，命藩司刘蓉（原湘军将领）将他赶回江西原籍，使其感到相当难堪，当即存下日后必报一箭之仇的想法。之后，他又投靠正在陕西围剿回民起义的胜保，在胜保手下当幕僚。胜保失势后，蔡寿祺混入宫中，担任起居注官，从此他便利用在宫中任职的条件，与慈禧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有了勾结。

奕在恭王府花园然而，小小的日讲起居注官，竟敢参劾如日中天的恭亲王奕，是智商低下，还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此时的奕哪里知道，这个新近以翰林院编修补上日讲起居注官的蔡寿祺，若背后没有大人物作后盾或者预感到此举一定会博得大人物的赏识，怎会胆敢弹劾权倾一时的恭亲王奕呢？而这个大人物就是慈禧。蔡寿祺是一个很会投机取巧、到处钻营的人。他通过内廷太监安德海嗅到了西太后慈禧的动向，觉察到慈禧对奕的不满，所以连上两份意欲扳倒恭亲王的折子，借机沽名钓誉，从中渔利。

慈禧对奕的不满，表面来看，是奕随着声望的日益隆升，对待两宫太后日渐傲慢无礼。

比如：每次入宫议政，太监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必命也给奕献茶。有一天，诏对颇久，慈禧忘了命太监给奕献茶，结果，奕一时忘形，径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饮，但马上意识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处。奕此举，在慈禧眼里，无疑是目无皇上、目无太后的放肆之举。

再如：奕在与太后议政时，有时佯装没有听到，请太后重述一遍。每与太后有不同意见时，则高声抗辩。

还有，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是谁，不经总管太监传旨，不得径入。而奕往往不经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

实质观之，是慈禧不能容忍奕权力的膨胀给她带来的威胁。

前面已经讲过，政变以后，慈禧对奕的封赏确实十分慷慨，但是，慈禧给奕圈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慈禧所赋予他的权力。在荣誉、物质上慈禧尽显慷慨，但在分配清王朝最高权力的问题上，慈禧则毫不含糊，决不让步。为此，慈禧发布了一系列的上谕，明确两宫和奕在权力上的界定与从属关系：

（1）在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后的第二天，两宫即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郑重宣告，两宫“亲理大政”，两宫“万机日理”，要求中外臣工关于用人行政方面的一切事宜要向太后直陈密折，而对于议政王的权力和责任却只字未提。

（2）诛杀载垣等人的第二天，两宫又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表明她们的态度：凡需降旨的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都必须先呈交两宫皇太后阅览，再发奕等军机大臣悉心详议，当日召见恭请谕旨后再行缮拟，并于次日呈请两宫皇太后阅定钤印后方能颁发。这就是表明，奕对任何行政事务都没有最终处理权。

（3）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1861年11月11日)，内阁再次奉上谕明确地确定了两宫与奕之间的权力界限：“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

（4）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慈禧再次晓谕天下：“至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均宜直言无隐。即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赞理庶务，如未能尽协机宜，亦准其据实指陈，毋稍瞻顾，以期力挽颓风，共臻上理。”这个上谕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文武百官敢于直言不讳，对议政王奕及其施政班子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们起个监督作用，以免其专权。

恭王府花园湖心亭但是，朝廷上下大小臣工亲眼目睹了叔嫂联合发动的宫廷政变，恭亲王奕位高权重，对这位总揽内外行政大权的人，谁还敢去拿鸡蛋碰石头呢？况且表面看，两宫皇太后与奕又是那样的和谐。于是朝野上下大小官员趋附奕者日多。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惟奕马首是瞻。慈禧对这一情况不是不了解，她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且寻找时机对奕进行必要的限制，对趋炎附势的大臣进行警告。

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奕所受的恩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令慈禧十分不安，尤其是恭亲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到同治四年五月，全国十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外，其余九人都为汉人；至于十五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九名总督中，湖南人占有五名，即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各省巡抚中，湘淮军将领也占大半。对慈禧来说，更令她忧虑的是，那些被提拔重用的汉族大员，却对奕感恩戴德，过从甚密，“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万一他要仿效肃顺岂不易如反掌？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是她驱使的臣仆，都必须向她效忠。

此时，身在宫中的蔡寿祺，得知慈禧对恭亲王嫌隙日深，经多方窥测，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以“请振纪纲以尊朝廷”为名，上折遍参曾国藩等人捏报湘军战功，取巧避罪，不仅指责恭亲王重用汉人不当，图谋使汉人重掌军权，还把所有这些人的过失统统推在恭亲王身上，要求奕“虚衷省过，以弭不变，以服人心”。蔡寿祺作为一名汉人官员，如此放肆地攻击恭亲王，按例应予惩治。但慈禧看到奏折后很是高兴，竟免予申饬，连蔡寿祺也感到意外。十天之后一看慈禧没有降罪，于是又放胆在三月四日上奏一篇洋洋三千言的折子，直接点名参劾恭亲王，罗织的十大罪名有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等，要求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慈禧收到蔡寿祺这道奏折，正中下怀，因此，她如获至宝，以此为契机，开始打压奕。

二

首先，慈禧大打舆论声势战，她要用眼泪获得人们的同情。

慈禧在召见了奕之后，避开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慈禧哭哭啼啼地说：“议政王植党擅权，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诸位大臣看见太后盛怒，不知何事，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不敢答话。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应当以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逃，应当从速议罪！”此时的慈禧，尽显她作为垂帘听政皇太后无奈的苦涩，眼泪再次成为她博取人们同情的法宝。诸大臣莫名其妙，不知这叔嫂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摩擦，一时无以言对。还是周祖培老谋深算，他叩头说道：“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厉声反问：“如果什么都要我们太后说话，那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等以后皇帝长大成人，你们能逃过处罚吗？”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答道：“此事需有实据，容臣等退下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同审理这个案子(《越缦堂日记》)。慈禧不好再作驳斥，遂准奏。周祖培和倭仁不敢迟延，立即着手办理。他们就蔡寿祺在奏折中所称奕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一一讯问证据。贪墨，即指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并且也还只是风闻，并无实据。其他几项更是含混其词，纯系诬告。这下他们犯了难，如据实回禀太后，那太后不也同有诬告之罪，况且她处理此事的底细是什么，也还没摸清。最终大家在复奏中用了甚为谨慎的语言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建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

其次，慈禧亲拟上谕，尽除奕一切职务，并昭示天下。

慈禧再次召见周祖培和倭仁，不待看完他们的奏议，就拿出一份她以同治帝名义亲拟的朱谕：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并且要求不经军机处，由内阁直接昭示天下。

从慈禧的这份手谕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1慈禧用自己不高的汉语水平亲拟谕旨，显示了她打压奕的决心慈禧虽然粗通文墨，但她的汉语文水平不足以达到草拟诏书的程度。然而，争强好胜的慈禧，全然不顾她会将自己的不足之处暴露于世，并可能成为全天下笑柄的可能，毅然抛弃御用大臣，执意自己动手起草诏书，整个朱谕文字之尖刻激烈，让人感到畏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慈禧的用心昭然若揭。

2慈禧要的就是发难的机会，并不在意发难理由的真实与否

慈禧对于奕日益膨胀的权力十分担心，她对于权力追逐的强烈欲望使她不能坐视奕力量的壮大，更何况此时奕的风头正健，她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只需要可以发难的口实。因此对于蔡寿祺参劾奕的所谓徇情、贪墨、骄盈、揽权等罪证全属风闻，由此完全可以为奕开罪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仅仅是“莫须有”的罪名就足够了。从慈禧所列举的奕罪状来看，也无非是一些工作态度问题。

3慈禧大胆违制行事，只为扳倒奕

慈禧命令罢免奕的谕旨不必经由军机处，而由内阁速行天下，是严重违反祖制的事件。因为自雍正设立军机处百余年以来，如此重大的上谕必须经过军机处，她违制而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此时军机处掌握在奕手里，军机大臣也都是奕的羽翼，她绕开军机处，就是希望能立竿见影地晓谕天下，以免节外生枝。

奕等向两宫皇太后恭进的春帖子这样，慈禧毫不留情地开去了奕一切差使，可怜的恭亲王只剩下光杆皇子的身份了。在清末的好几种笔记中都记载了一则无法证实的故事，而且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各有不同，由于恰好与我们刚刚讲到的处分结果相符，因而转录在此似也贴切：

一次，慈禧与奕两人为不同的政见争吵起来，慈禧愤然责备奕无理，对他说，“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的职！”奕也不甘示弱，回敬道：“臣是先皇第六子，太后能革我的职，却不能革我皇子的身份！”果然，这次慈禧革了奕所有的职务，只为他保留了皇子的身份。

回想政变成功以后，慈禧竟然在几日之内连封恭王几项要职，其恩泽上被母亲，下及子女。一时叔嫂之间互信之诚，报恩之厚，于历代鲜见。不想，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不由得让人慨叹世态的炎凉！或许，这并不仅仅是人情的冷漠，而是权力的角逐与政治斗争的惨烈已到了泯灭人性的境地。

三

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朝野上下猝不及防，许多满汉大员不知所措；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难以悬揣”的奏折，便给奕定下罪状，并开去所有职务的做法，人们很不理解。一时间反应之强烈，出乎慈禧意料，她面临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1诏书发布后，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对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对一时间，满朝文武上自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科道言官，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复职。

更令慈禧没有想到的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惇亲王上书为奕辩白。他说：“有关于恭亲王的事情，实属暧昧，仅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小过错，就骤然予以严惩，无以昭示天下。”并一语中的地指出：“恭亲王自做议政王以来，办理事物，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劣迹，惟有皇太后召对时，在言语词气之间，有一些不恭，这也不是臣民所共见共闻的；而所参劾的内容又没有真凭实据，若一味坚持罢斥奕，恐怕传闻中外，议论纷纷。”

惇亲王是“奕”字辈中最年长的亲王，而且性格直率敢言，如今他出面吁请，慈禧自然不能不考虑。次日，早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情颇能说明此时慈禧内心的矛盾和所承受的压力。

接到惇亲王奏疏后的早朝，慈禧分别召见了倭仁和周祖培等八位大臣，明确表示对奕的处分不能更改；召见文祥等军机大臣时却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照办就是了。

于是倭仁等与文祥等共同召开六部九卿等参加的会议，可当文祥传达了太后旨意后，倭仁坚决反对，说这不是太后的旨意，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于是，大家只好让钟郡王（奕的八弟）出来作证，因为这天早晨是钟郡王以押班者的身份分别带领他们去召见的，也只有他才听到了慈禧的两次懿旨。但是钟郡王却语出惊人：“固皆闻之。”也就是这两方面转述的太后懿旨都是慈禧说的，他完全听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无所适从。

慈禧向来以机变、狡黠著称，听政三年，一直以明断与果决为朝臣所倾服，然而此时她却一个早朝两种态度，如此的犹豫不决，难怪朝臣“相顾失色”了。

2蔡寿祺所言为不实之词

经审讯，蔡寿祺所言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的薛焕与陕西巡抚刘蓉均是贿赂奕而得此任，系属风闻，反倒是刘蓉戳穿了蔡寿祺在四川招摇撞骗、惨遭驱逐的事实。获悉真相以后，朝野哗然，大清帝国二百多年中，还没有一个人敢用“莫须有”的罪名参劾一个亲王，而这个亲王是皇帝的嫡亲叔父，是为小皇帝的母亲一手完成垂帘听政事业的功臣，更是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然而正是依据了这些不实之词，他竟然被革去一切职务。慈禧感觉到了沉重的舆论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被迫做出妥协，当然，她认为打击、羞辱恭亲王的初衷已经达到，便在四月十四日召见了奕，恭亲王当时伏地痛哭，其实他多半是百感交集原来他确实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而且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顷刻间被折转翻覆，他深感猝不及防！慈禧又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由于恭亲王伏地痛哭，无地自容，经面加训诫后，既然能够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所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

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而自己得以正式执掌朝廷内外大权。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可谓进一步退三步，举步维艰，大清帝国刚有点新气象的洋务运动又落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