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栈的慈禧，以同治帝“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撤帘归政。然而，同治帝业已成年，这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慈禧将如何归政？

一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慈禧终于为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载淳举行了大婚典礼。十七岁结婚，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无疑属于晚婚。因为冲龄继位的皇帝中，顺治帝十四岁结婚；康熙帝十三岁结婚。而其他在藩结婚的皇帝，年龄也多半在十四、十五岁。中国帝王将传宗接代视为王朝命脉，因此，历朝历代都将取妻纳妾、生子生孙作为宫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由不得年轻的皇帝或皇嗣们恣意妄为。那么，为什么载淳会这样晚婚呢？是载淳从心理上排斥女性，不愿意结婚吗？

不是。

首先，同治帝绝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虽然他从小就背负着皇帝的盛名，可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殷切期望及严格管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发奋图强的动力与压力，他反而以率性而为、叛逆越轨、钟情女色的行为，恣意展示不羁的个性。

还在同治二年（1863）载淳读书伊始，他的师傅们那些鸿学巨儒为小皇帝拟定了教育方针：

“伏愿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励为心，事事以逸乐便安为戒。屏玩好以节嗜欲，慎游观以定心志，省兴作以惜物力。”

师傅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积极强调，是希望对小皇帝勤管严教，防微杜渐，使之成为一代名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渐渐长大的小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玩好”、“游观”、“嗜欲”无一不好。

据美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

“对于他自己宫廷的欢娱还不满足的同治皇帝，曾同一伙挑选出来的年轻满洲贵族，养成了一个浪迹北京的冶游习惯；而在这些宵游夜宴之中，他耽湎于饮宴，并且伴游于中国城的最下等的欢乐！”

清人笔记更将其描写成纵情声色的浪荡青年。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

“（太监）杜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倡（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两后弗知也。”

从以上材料分析，同治帝并不讨厌与女人交往，更进一步的是他不仅不讨厌与女人交往，而且可以说他对纵情声色乐此不疲。对于年轻勃发的同治帝来说，女人魅力的吸引，远胜过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期望。“晚婚”与他本人关系不大。

那么，皇帝的晚婚与慈禧有关吗？慈禧为什么不按照惯例给儿子及早安排婚姻大事？

同治帝的晚婚确实与慈禧有关。因为：

(1)慈禧嗜权如命，无论是与赞襄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还是无情地打压奕，她的唯一宗旨就是掌握全权。她与来自任何一方阻碍她控制权力的势力都是不能两立的。儿子大婚，就意味这是皇帝成年之时，同时意味着是她撤帘归政之日。因此，她迟迟不愿给儿子物色后妃。

(2)慈禧已经深深感到儿子难以担当皇帝重任。虽然载淳六岁开始天天读书，但十多年光阴的磨练、四位天下名师的悉心教诲，并没有塑造出一代圣君。更让慈禧大为失望的是儿子直到十六岁依然“读折不成句”。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颇觉颜面无光，她不敢想象如此下去，儿子如何承担起君王的重任。

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载：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1867年6月21日），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

同治皇帝朝服像小皇帝机敏、顽劣，读书不成，慈禧非常着急。

据《翁同龢日记》记：慈禧为儿子“典学未成”，曾严厉督责师傅，称皇帝“年已十六，亲政不远，奈何所学止此！”

更有甚者，慈禧对于儿子的师傅们“督责不严”、“支吾搪塞”非常生气，竟然说出了“恨不能自教”的过激语言。慈禧的汉语水平并不高，读的书也有限，然而，面对毫无建树的儿子，慈禧却萌生了越俎代庖的急躁念头，大有赤膊上阵、沙场点兵的急切。没有给儿子早些举行大婚庆典，慈禧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但，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无论慈禧如何恋栈手中的权力，如何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在载淳的年龄已经超越顺治帝和康熙帝亲政三年之久的同治十一年，慈禧还是为儿子选择了后妃，并举行了大婚庆典。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在太和殿举行了亲政大典，大清王朝第十代皇帝在经历了十二年的蹉跎之后，终于隆重出场，开始了他亲政的人生岁月。与此同时，在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苦心经营的慈禧，也不得不收起那象征着她无所不在的黄色纱幔，悄然回归幕后。

二

在同治帝亲政的时候，慈禧以两宫太后的名义，懿旨勉励载淳“祗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具体做法是：“皇帝每日办事召见后，仍诣弘德殿与诸臣虚衷讨论。李鸿藻、徐桐、林天龄、桂清、广寿均照常入值，尽心讲贯。”在慈禧一再的耳提面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对儿子的疏学非常担心。

同治帝用什么来回馈慈禧？

同治帝回馈慈禧的举动可谓是震惊朝野的大举动重修圆明园。

圆明园“万方安和”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1873年11月19日），同治帝发布上谕，决定重修圆明园。这犹如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朝野间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纷纷提出质疑：有重修圆明园这种可能吗？再造如此庞大、精美的工程，朝廷有这样的财力吗？

仅仅事隔两天，也就是十月初一日，御史沈淮奏请同治帝缓修圆明园，他认为“今时事艰难，仇人在国，即库藏充溢，亦不当遽议兴修”。

与此同时，御史游百川也“袖疏廷诤，谔谔数百言，声震殿瓦”。

若不是同治帝以革掉御史游百川的职位作为惩戒，并且告诫群臣不准再行谏阻，还不知有多少臣下谏言不应草率决定重修圆明园。

因为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实在太庞大了，要恢复到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前的水平，将耗费巨资，这是同治朝内忧外患的政局下所难以承担的重负。

圆明园“上下天光”圆明园最初是康熙帝赐给四子胤祯（雍正帝）的一片明代故园，雍正年间开始大事兴建，以后规模日渐扩大。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的建设，投入了难以记数的人力、物力，形成了周长二十华里，面积总计五千三百多亩的巨大皇家园林。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园林建筑奇珍。它不仅继承发展了我国传统园林建筑艺术，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了南北名园的胜景，而且还吸收了西洋建筑的特色。园内建筑辉煌，陈设豪华，聚集了大量的文物、珍宝和图籍。以至于当时欧洲有关文献盛赞它是“万园之园”、“人间天堂”。慈禧曾经长时间伴随咸丰帝在此居住，这里是清王朝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中心。它之所以能够建成是凭借着清王朝雍乾时期国力的强大以及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和占有。

要重修圆明园，保守地估计也需要斥资白银一千万两以上，甚至更多。如此一笔巨款在当时根本无法筹措。早在同治七年（1868），满族御史德泰就曾奏请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被慈禧坚决否决：“未准，且获严谴。”因为慈禧太清楚了，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各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哪里还有额外的银两去重修圆明园。

对此同治帝是应该清楚的，他曾经为财政的窘困而采取过节省开支的措施。亲政伊始，他发布上谕，要求“内务府核实樽节，于岁费六十万外，不得借支”。那么，他又为什么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启动重修圆明园的工程？

首先，同治帝昭示天下重修圆明园的理由是报答母恩，以尽孝道。

在决定重修圆明园时，同治帝曾经信誓旦旦地表达他的宗旨：“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倍诸，而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实为悚仄，是以谕令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

报答母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同治帝亲政以后的第一项尽孝的举措就如此兴师动众。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治帝一定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母亲的欢心，甚至是赞许。

其次，同治帝还有一个不能昭示天下的理由：将慈禧送出紫禁城，以独揽皇权。

慈禧是一个处处插手的严母，性格跋扈，在与儿子的相处过程中批评、指责代替了母亲应有的细腻、温柔。同治帝不愿意学习，可慈禧却督促甚严，这常常成为他的一种心理负担。如，同治帝课后必须谒见慈禧，尽管慈禧文化程度很低，但仍细细询问儿子读了什么书，某句作何解等等。所答内容如果不满意，慈禧一定严责。一天，同治声称师傅倭仁所教的“太极图说、西铭之类艰深莫从获解”，慈禧立即转告绵愉、奕等，“于是，罢习性理书，日诵唯‘五经’‘四书’、《通鉴辑览》。经皆宋、元人注，鉴则高宗御批也。”由此，课程内容变得更加单一、无聊。即使亲政以后，慈禧依然规定皇帝每日办事后，要回到教室里与师傅学习、讨论。怠学、喜嬉、叛逆的载淳希望摆脱母亲，逃脱她的日日督促，恣意处理身边的诸种事务。

更加过分的是慈禧对同治帝的私生活横加干涉，并将对儿子的不满情绪迁移到皇后的身上，使得深爱皇后的同治帝难以忍受。据说，因阿鲁特氏“体微丰，趋蹡弗便，乃故令奔走以劳苦之；复以其不娴仪节责让之。尤异者，谓帝行将亲政，国事繁颐，宜节欲，勿时宿内寝”。她还“阴使内监，时复监视之”。个性叛逆、率性而为的载淳对于母亲在政事上的指手画脚和私生活上的妄加干预十分厌烦，他渴望脱离母亲的势力范围，独立决定自己的事情，真正实施皇帝的全权。

因此，他竭尽全力希望把母亲送出紫禁城，送到能让母亲颐养天年的乐土上去。重修圆明园就是最好的方法。

重修圆明园，如果没有慈禧的允肯和支持，刚刚亲政的同治帝是无法进行这项庞大工程的。据说，慈禧十分支持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她曾经亲自校审圆明园修改图样，因为在修改计划中突出了对慈禧居住和游玩的安排。万春园成为专为慈禧规划的庭院，将昔日与咸丰帝共同居住的天地一家春的名字移到万春园中旧日敷春堂、水春室的故址上，并在此规划出一个规模宏大的集观戏、演戏和后台功能为一体的建筑群，供慈禧消闲。满足了慈禧观戏、游玩的欲望。

难道听政多年的慈禧不知道王朝的财政不能承担如此巨大的工程？她对此了如指掌，同治七年，她曾亲自否决满族御史德泰重修圆明园的提议，但那仅仅是为了她听政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归政同治以后，不满四十岁的慈禧对于自己未来岁月安排的关心超出了她对于王朝未来发展的关心。叱咤风云、独断乾纲十余年的慈禧，已经习惯了对臣下的颐指气使，习惯了周围人的俯首贴耳，习惯了权力带来的绚烂和奢华。即将开始的平淡与寂寞的生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她希望能够用奢华的生活来排遣她退居幕后的空寂与落寞。

慈禧是一个惯于讲排场和享受的女人，姑且不谈她后来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事情，从她每天膳食上就可以看到她的奢华。美国女画家卡尔在宫中目睹了慈禧用膳的场景，她在《慈禧写照记》中写道：

太后用膳时，南向，坐于一长桌之一端，桌上布置银碗银碟无数，皆盛以极珍异之食物。

单士元《故宫史话》中保存了慈禧的一张御膳单子，上面记载珍贵大件佳肴共十八品、燕窝火锅两上、克食（点心）一桌。同时还有挂炉猪和挂炉鸭、蒸食、炉食等。

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她对奢侈生活的渴望。而同治帝有了母亲的默许和支持，也就更加有恃无恐地启动了大兴土木的工程计划。

三

在慈禧的支持下，小皇帝亲政后重要的“形象工程”隆重登场。

首先，同治帝公开要求社会捐献。

由于库帑不足，在决定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发布上谕：明令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献银两。恭亲王奕不好拒绝，率先捐银两万两，并指示户部拨银两万两。

其次，清理废墟，采办木料。

下令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就命令内务府官员马上开工，迅速拆除了“天地一家春”等房屋一千多间。任命广东的李光昭为圆明园工程监督，前往各省“采办木植”。

第三，亲自监工，时时督促。

十月初八日（1873年11月27日），内务府员司督促民工拆除被英法联军毁坏的残垣断壁后，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74年3月7日）各处正式开工，三月十二日（1874年4月27日），同治帝视察园工，盘桓整日；三月下旬，又传旨准备再到圆明园驻跸，并诣黑龙潭拈香。四月初，又到安佑宫视察工程；五月十一日（1874年6月24日），再次视察园工。

在一片反对声中，同治帝一意孤行，重修工程仓促上马。不久，朝廷重臣们就发现了隐藏在工程背后的问题。

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被同治帝委以重任的李光昭，在他采办木料时“浮报”银两，侵吞工程款项。经李鸿章查明，李光昭为圆明园所办“木植”，系买自英法商人，原议定价为洋银五万四千余元，而李光昭在向内务府呈报购运洋木费用时，却谎称值银三十万两之多。事发后，李光昭又面求美领事代瞒价格。此事充分暴露了重修工程中用人不当的问题。李光昭事件令同治帝自扪耳光。

与此同时，大臣们发现在同治帝频繁出现圆明园工地的同时，不仅懈怠朝政、荒于学习，而且还有借视察工程之名花公款游山玩水、夜不归宿之嫌疑。

同治十三年初，工程开工以后，几乎每个月同治帝都到工地视察，并借此机会遍游周边山水，还时常在外留宿。深居后宫的慈禧并不知道。于是，师傅李鸿藻借着向慈禧汇报皇帝的学习状况的机会，向慈禧陈述了皇帝的执政状况。据《李鸿藻先生年谱》载：同治帝“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不几有读书之名，况读书之实乎？”并称同治帝对朝政敷衍塞责，召见大臣每次只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皆不得深悉”。

对于在外留宿，大臣们不便明示，于是侍讲徐桐、广寿借口星象异常，暗示皇帝要“慎起居、严禁卫”，同治帝置若罔闻。

意气用事的同治帝，视国事如儿戏，置王朝命运于不顾，使朝中大臣们十分担忧。恭亲王奕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会导致同治帝荒于政事愈加严重、终将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王朝的未来也会掉进圆明园工程这个无底洞里。

奕决定出面干预。

奕见小皇帝实在不可救药，忍无可忍，在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874年8月27日）与醇亲王奕等十几位大臣共同呈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历举清朝开国以来诸帝创业之艰难，说明守成之不易，希望同治帝能够“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规劝同治帝做个明君。在这个奏折上署名的有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十余人。奕推测这个不成才的小皇帝一定会将奏折丢掷一边，置若罔闻，故请求皇帝召见以便面陈。

七月十八日，同治帝被迫召见军机大臣及御前王大臣，奕请求停修圆明园，一一指陈同治亲政后的疏失，奕、文祥也偕同力谏。同治帝不得已打开奏折阅批未及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哓舌？”奕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容臣宣诵！”遂拿出奏折底稿，逐条讲读，同治帝大怒曰：“此位让你何如？”吓得文祥伏地大恸，几乎昏厥，奕复泣谏，同治帝仍坚持“园工一事，未能遽止”。及至奕劝同治帝不要“微服”，意指他私出皇宫冶游，夜不归宿，同治帝一再追问“何从传闻”，奕指实时间、地点，同治帝方哑口无言。

同治帝对被人指实“微服”一事耿耿于怀，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主动召见奕，不问国事，只追问“微服”一事从何处听说。奕无奈，只能说“臣子载澂”，同治帝怒及载澂。为出心中恶气，七月三十日颁布上谕，削去恭王世袭罔替的亲王的爵位：

“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言语之间，诸多失议，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

意犹未尽的同治帝又于八月初一日再降谕旨：尽革恭王奕、醇王奕、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十人官职，指责他们“朋比谋为不轨”，遍召六部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准备当众宣布此谕。

同治帝如此一意孤行，慈禧十分担忧。如果真的开去了这十几位朝廷重臣的职位，不仅朝政的正常秩序将被打乱，而且朝野上下势必会莫衷一是。谙熟朝政运作的慈禧与慈安急忙赶至弘德殿，在同治帝将谕旨明发之前，出面干预。她面见皇帝及群臣，据说母子相见的场面颇有几分悲凉。

据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载：

“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

见母后动怒，同治帝不得不恢复所罢各官职务，并停修圆明园，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同治帝亲政的一年中，在嬉戏中做了两项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一是重修圆明园；一是尽免恭王奕和御前大臣及军机大臣的职位。虽然都是无果而终，但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既无统治之道，又乏驭人之术，将国脉视同儿戏的顽主。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是慈禧教子的失败，也是专制主义王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终止了圆明园的重修工程不久，同治帝就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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