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将不足四岁的载扶上了皇帝的宝座，并非因为慈禧觉得他是一个可造之材，具有成为一代明君的潜质，而是因为只有载继承皇位，她才能够继续操控皇权。载只不过是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摆设罢了。然而，慈禧知道，载终究有长大的那一天，终究会有把皇权部分或全部还交给他的时刻。将载塑造为惟命是听的“儿皇帝”，才能使自己长长久久地掌握权力。

一

慈禧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做新皇帝，实在是一石数鸟，这不仅可以保证自己稳操皇权，而且还检验了自己的权威。虽然归政同治帝一年有余，但在整个立嗣过程中，诸亲王权贵还算忠诚无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言听计从，自己的权威依旧。再次听政后，她不必为排除异己而费尽心机，对于一切朝政的操作犹如归政同治之前那样得心应手，这使慈禧颇为得意。但在得意之余，慈禧也有隐忧，那就是载湉不是自己和先帝的儿子，虽然已经颁布懿旨，晓谕天下，载湉生有皇子以后，承继载淳皇嗣，也就是说载湉必须以咸丰帝为父，载湉的皇子继承同治帝的大统。

《光绪朝东华录》载：

“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然而，慈禧清楚，现实生活中醇亲王奕夫妇就是载湉的亲生父母，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要想让载湉心悦诚服地认自己为母亲，成为自己可操可控的政治提线木偶，就必须割断他与醇亲王奕夫妇之间的一切联系，让自己的威严深深地烙印在小载湉的心上，以便于实现对皇帝的长期控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慈禧决定从载湉入宫那一天开始就对他实施“威严”教育。为此，她专门制定了断亲情、立威严、传孝道的生活准则和教育方针，她要以强制性的手段，用灌输的方法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断亲情。

载湉进宫以后，慈禧不顾骨肉之情，强行切断了载湉与亲生母亲之间的一切联系，甚至中断了原来在醇王府那些照顾载湉的保姆、丫鬟、太监的联系。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中记载：“他（光绪帝）自三岁被抱进宫中，身体本不强壮，时常闹病。在府（醇王府）中虽有奶嫫，太后不允许奶嫫进宫。摘下奶来就交范督（总管太监范长禄），范总管性子温和，有婆子气，能哄小孩，然而究竟不及女人。”

幼童对于熟知的环境和亲人有着一种本能的依赖，但慈禧为了使载湉忘记这一切，不顾孩子的心理，粗暴地终止了这一切，致使“他的父母都不敢给他东西吃”（德龄《清宫禁二年记》）。载湉入宫十八天，慈禧便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规定今后光绪帝“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德宗实录》）。所谓“老成质朴之人”，无非是能顺从慈禧的旨意行事的宫中太监，而这些老成质朴的人也确实不折不扣地贯彻慈禧的指示。据德龄《瀛台泣血记》说：“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慈禧希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法，在光绪帝小小的心灵中，逐渐树立起她与孩子之间这种所谓的母子关系。

其次，立威严。

慈禧割断了载湉所熟知的醇亲王府一切联系之后，以威严教育强化他，在光绪帝幼小的心中，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为了能够使光绪帝时时依从自己的主张，光绪帝入宫不久，慈禧就不断地折杀光绪帝心中天子至尊的形象。

《戊戌变法资料》记载：“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请安，惟西后与皇上接洽甚少，不命之起，则不敢起。”

难道还有人胆敢鞭挞或惩罚至高无上的天子？然而这并非夸张。从1903年开始随侍慈禧身边的女官德龄亲眼见证了类似的事情。德龄在《清宫禁二年记》中记载道：光绪帝“一至太后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其母子间，严厉之甚，岂若吾徒对于父母者耶？”

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生母叶赫那拉氏

光绪帝在成长过程根本体会不到至高无上的帝王、天子所拥有的独断乾坤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入宫后，每逢太后在养心殿召见或引见臣工时，他都必须到场，正襟危坐。前有群臣跪对，后有皇太后垂帘，对于臣下来说，他是至尊天子，而对于慈禧来说，他只是奉命唯唯的“儿皇帝”，在他的心里永远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绝对权威、绝对的君主慈禧，自己的“亲爸爸”。

第三，传孝道。

慈禧在断亲情、立威严的同时，还借助传统伦理道德约束光绪帝，反复强化孝道教育。

据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说：慈禧为了让光绪帝长大成人后仍然能够顺从她，“特地再三教人去传翁同龢，要他格外侧重孝的教育。除掉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地继续讲解之外，《孝经》那部书，也是最注意的”。

慈禧从主宰者的立场出发，站在施与者的角度，片面强调载湉及其家人必须对她感恩戴德。可是她不明白，感恩是由爱激发个体心灵而产生的共鸣，促使受体产生更深刻的情感体验，萌发他们的感恩心理，增强他们的感恩意识的一种行为。慈禧无法意识到，她所谓的恩赐，无情地拆散了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骨肉亲情，慈禧强行实现的与载湉之间的母子关系是建立在幼儿从小失去家庭的保护与温暖、父母失去骨肉亲情的极度痛苦之上的霸道行为，而不是慈禧所理解的千年等一回的恩惠！这就是专制！这就是霸道！慈禧是专制的代表，她霸道地剥夺了本属于载湉及其家人的家庭温暖，她的霸道无情对于亲人也绝不例外。

小载湉被强制地带离了父母，离开温暖幸福的家，走进了陌生的深宫。这里有周而复始的繁琐礼节，有难以穷尽的应对，还有慈禧无所不在的威严。这位大清历史上第十一位皇帝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得到了令人羡慕的锦衣玉食、仆从如云的“幸福生活”和亿万人无限向往的王者之尊吗？

二

慈禧把小载湉带入宫中，建立了所谓的母子关系，却疏于对小载湉的关心与照顾。这一方面源于慈禧忙于朝廷纷繁复杂的政务，另一方面则源于慈禧作为母亲所呈现的自身的不足，她对儿子，无论是前期的同治帝，还是后期的光绪帝，都是威严有余而关爱不足。慈禧奉行威严教育，她完全不考虑一个孩子有什么感情需要，更不考虑一个还处于幼童期的光绪帝需要什么样特殊的生理与心理照顾和关心。总之，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根本不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母爱”，在正常“母爱”的滋润下，让成长中的孩子感到生活的美好和人间的温暖。

小载湉入宫前，在醇王府曾经得过重症痢疾，险些丧命。幸亏采用针灸治疗，才得以不死，但身体一直很弱。入宫以后，慈禧把他交给太监全权管理。由于小载湉常常受到慈禧的严斥和惩罚，年龄又太小，照顾他的太监也未免对他心存不敬。

从《翁同龢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看，光绪帝入宫时身体确实很差，瘦弱多病，经常感冒，腹痛头疼。说话结结巴巴，且胆小怕声，雨天打雷，会吓得大喊大叫。一次光绪帝“读（书）时正雷电，以一手拥护，左右而大声，以雨声相乱”。

这样一个性情敏感、体弱多病的小皇帝，他所需要的是母亲般的体贴与关爱、父亲般的依靠和支持。然而，他既没有皇帝应有的尊崇，也没有一个属于幼童所应得到的关心与照顾。

《戊戌政变记》中引述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道：“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指光绪帝）。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人，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实为不足四岁）登极（基），登极（基）以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后（慈禧）一人。然西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辄涕泣云。”

从个人关系而言，光绪帝是慈禧的外甥也是侄儿，他们之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然而，在封建社会等级分明的宫廷政治中，权力大于亲情，一切无不以权力得失的利害关系为归依。由此引起骨肉相侵、父子相杀、兄弟相残历史上屡见不鲜，从来不讲什么血缘亲情。慈禧对光绪帝“绝不以为念”倒还不至于，因为光绪帝的存在与慈禧政治命运攸关。然而，却也很难想象慈禧的关照会真正等同于母亲的照顾。

慈禧忽略对载湉精神的抚慰、情感的交流和生活的关爱。入宫后的光绪帝，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繁琐的宫中礼节，经常不断的严词训斥，没有母爱，饮食寒暖没有人真心去细心照料，应倡导应禁忌之事，无人去指点揭示。小载湉常常“腹痛不思食”，由于太监们不负责任，他的日常饮食非常不合口味。

《戊戌变法资料》记载：光绪帝每日饭食“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多不能饱。有时欲令御膳房易一馔品，膳房必须奏明西后，西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

因此，吃不饱的小皇帝常常跑到太监房间里找吃的。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说：光绪帝“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之馍馍，已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光绪帝从小面对的就是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咄咄逼人的目光，严厉的呵斥，严格的管束。有道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为了让载湉成为自己心目中合格的工具，她给予载湉的是疏于关心的日常生活和正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长期陷于无助和孤独之中的光绪帝，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造成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这直接影响着他以后的精神状态及身体状况。

转眼间，光绪帝在宫中度过了他最初最不适应的一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初，虚岁六岁（实际只有四岁半）的他按照清朝的祖制该上学了。

三

翁同龢慈禧将小载湉带进宫中一年后，按照祖制给他安排帝师。

以往的朝代，因为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因此为皇太子设立专门的老师。而清朝自雍正朝开始，实行秘密立储制度，不公开继承人，于是所有皇子普遍实行教育，且课程时间和纪律要求十分严格。

赵翼《簷曝杂记》载：“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以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务府苏拉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

清朝祖制规定皇子六岁开始读书。同治帝登基就是读书的年龄，因此应设帝师。小载湉也是皇帝，慈禧同样要为他找寻帝师。如何把自己费尽心机扶立起来的光绪帝培养成称心如意的听话国君，成为这一时期慈禧反复思虑的头等大事。经过一番权衡和比较，慈禧认为翁同龢是最合适的人选。不仅仅因为翁同龢国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重要的是他曾做过同治帝的师傅，授读时尽心尽力，效果之佳，在人耳目。慈禧决定选翁同龢做光绪帝的师傅。

正式开学的时间，选择在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而“开学典礼”却提前进行了。

在养心殿东暖阁内，小皇帝面南坐在一张小桌后，翁同龢与侍学诸臣叩拜后，翁同龢走上前，在皇帝面前的小书案上铺好纸张，端端正正地写下“天下太平”和“正大光明”八个字，众人对小皇帝的期望无不包含其中。然后，他又把着皇帝的小手，在红仿格纸上重写一遍。整个师生见面会只持续了三刻钟。

养心殿东暖阁从这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书房裁撤，光绪帝共与师傅相伴学习二十二年。

我们来看看翁同龢在日记里对光绪帝学习状况的记载：

“读极佳，一切皆顺，点书不复争执矣”（光绪四年十一月四日）；

“读甚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自是日起，上不俟军机，起即到书房，此于功课大有益也。卯正二来，读极佳，且能讲宫中所看《圣训》”（光绪八年元月二十四日）；

“事下极早，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光绪八年七月十一日）。

从整个《翁同龢日记》记载的情况来看，光绪帝的学习情况大致分成两个阶段：

1光绪四年以前，不适应期

光绪皇帝

《临颜真卿自书告》这一时期，光绪帝的功课以认字、背书为主，学习内容枯燥、乏味，又由于此时光绪年龄太小，日日晨起学习，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却被束缚在教室里读书，因此小光绪不耐烦，常常无论如何相劝，就是静坐不理，甚至嬉戏啼呼，哭闹不止。

2光绪四年以后，渐入佳境光绪四年以后，课程改为全天，压力加大，身体较差的光绪帝难以承担，但他却渐渐地热爱学习，学习的状态也越来越投入。翁同龢在日记中如上记载比比皆是。

光绪帝与同治帝都是幼年继承皇位，都由翁同龢做老师，都是慈禧垂帘听政，而两个皇帝的学习状态上竟然如此的不同。我们不否认两个孩子之间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但除此而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有这样两个原因值得考虑：1心理的原因慈禧是同治帝的亲生母亲，虽然宫中的一些规定使得母子不能尽享母爱儿欢，但对亲生骨肉发自内心的疼爱与关心是无法阻隔的，即使有时显得严厉与无情。然而，光绪帝则不同。不足四岁的小载湉幸福而温馨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晚上被突然打断，代之而起的是陌生的环境、繁杂的事物和这个被称为“亲爸爸”的女人无穷尽的呵斥与严惩。光绪帝的宫中生活孤独、无助，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不得不仰人鼻息，他以一颗幼小的心灵努力体会慈禧的喜怒哀乐。渐渐他发现，读书不好，就会遭到慈禧严厉叱责。而读书认真一些，慈禧就能够给自己一点温情。当他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常常以读书来讨得慈禧少有的温情。2对翁同龢父亲般的依恋

翁同龢自从成为光绪帝的师傅以后，就将自己的一片怜爱倾注在这个可怜的小皇帝身上。他不仅在学习上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开导，而且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体贴和照料，常常为光绪帝排解心中的烦恼。光绪六年，慈禧生病，光绪帝的生活更加无人过问。太监有时就让他自己照顾自己：光绪帝自己铺炕，弄得手指出血；自己倒水，结果手上被烫起了泡。翁同龢见状气得大骂：“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翁同龢的一举一动在光绪帝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孤独、无助的他，把师傅视为保护神和依靠。光绪帝时常因“腹痛不思食”而空腹到书房读书，太监既不向慈禧禀报，也不向翁同龢说明，于是光绪帝常常出现血糖太低、体力不支的情形。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翁同龢总是找太监理论，为光绪帝撑腰。师傅为孩子排解心中的小小不安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而在光绪帝的心中，翁师傅是多么慈祥、多么公平、多么伟大，师傅是他心中的依靠。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绪心里渐渐地形成了对翁同龢犹如父亲般的依恋。师傅让他努力学习，他就照着师傅说的去做，他要让师傅开心，他要让师傅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光绪三年七月（1877年8月），翁同龢请假回籍处理家事，光绪帝从慈禧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非常失落，一天都“意绪不佳，彷徨不已”（《翁同龢日记》）。本来第二天无课，可他仍“传明日书房照常”，不愿意让师傅走。翁同龢离京的两个月中，光绪帝无心读书，不但遍数减少，甚至连读书声也没有。待翁同龢回到书房，光绪帝拉着翁同龢的手，眼里含着幸福的泪水哽咽地说：“吾思汝久已！”一个说得情真意切，一个听得老泪横流。这一天，光绪帝意气风发，一遍遍大声读书。小光绪是用自己本能的童真表达着师傅归来的那种幸福与欣喜，他更想用自己优异的表现来挽留住师傅，希望师傅不要将自己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这个没有温情、没有关爱的深深禁宫之中。孩子的童真感动了书房的太监，他们偷偷地告诉翁同龢：“久不闻此声也。”（《翁同龢日记》）此时，光绪帝只有七岁。

至光绪八年以后，光绪帝在书房里学习和看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里成为他寻找依靠和精神慰藉的乐园。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帝却对此不感兴趣，在这样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他说：“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此等皆郑声也”（《翁同龢日记》）。连慈禧都说：“（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对于光绪帝渐渐表现出来的聪明好学和感悟力强的特点，翁同龢欣喜不已，他觉得只要好好引导，光绪帝一定会成为大有作为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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