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慈禧的六旬庆典没能按照原计划进行，这应是盘桓在慈禧心中的一个痛。然而，这个痛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下一个更为宏大的寿诞庆典的到来而逐渐缓解，甚至消失。可是，另一个更大的痛却郁积在心，挥之不去，并与日俱增。

一

六旬庆典过后，慈禧十分不痛快，以致庆典刚刚结束，已经归政的她，又亲自出面严惩光绪帝身边的人，明目张胆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惟我独尊、恣意妄为的慈禧对精心筹划了近两年的生日庆典没能按预定计划圆满实现，尤其是没有能够实现堪比甚至超越康熙帝六十寿诞、乾隆帝八十大寿的庆典规模，她的心情肯定十分不乐。但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不乐似乎不能完全构成她迁怒于光绪帝身边的人并因此惩罚他们的理由。导致慈禧这尊“老佛爷”痛下狠手是因为她觉察到表面上依然对自己恭敬有加的光绪帝，骨子里却产生了越来越强大的离心力。

首先，慈禧无法容忍光绪帝仰赖翁同龢超过了仰赖自己。

光绪帝亲政之前，光绪帝与翁同龢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建立了几同父子的情感，光绪帝对老师翁同龢不仅言听计从，而且专信有加。光绪帝亲政以后，这种情同父子的关系有增无减。因此，光绪帝亲政以后，他又将翁同龢、李鸿藻擢为军机大臣。

《清史稿·翁同龢列传》记载道：“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光绪帝对翁同龢这种极度的信任和依赖，表现为：要么与翁同龢在书房，“造膝独对”，秉烛长谈；要么在朝房召见军机大臣之前，单独召见，每每如此。光绪帝对翁同龢如此依赖，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光绪帝刚刚亲政，周围的辅弼大臣都是慈禧精心挑选、蓄意安插的亲信，不谙世事、缺少历练的光绪帝在很多事情上都需要老师的提示与辅佐。

二是二十多年的朝夕相处，光绪帝深知老师不仅博学多才、谙熟世事，而且居官清廉、责任心强，因此他认为老师值得信赖。有一次因翁同龢卧病数日而不能到班，会议就不开始，一定要等翁到会才开始（《翁同龢日记》）。

志锐光绪帝与翁同龢交往甚密，引发了慈禧对光绪帝的不满和对翁同龢的猜忌。翁同龢对此深感不安。他在《松禅年谱》中记下了自己的无奈与担心：“最难处者，于枢臣见起之先，往往使中宫笼烛宣召。及见，则闲话数语而出。由是同官侧目，臣亦无路可以解释。尝叩头奏：‘昔闻和珅曾如此，皇上岂欲置臣于死地耶？！’终不能回，亦奇事也。”

久处权力漩涡中心的翁同龢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光绪帝与自己来往亲密，势必会带来慈禧对光绪帝和自己的猜忌，反而不便于自己为光绪帝运筹国家大事。但尽管翁同龢叩头求免，单纯的光绪帝依然固执己见，宣召如旧。

其次，慈禧无法容忍在光绪帝的身边有异己力量的存在。

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逐渐觉察到在光绪帝周围，已经形成一股势力。这些人除了光绪帝一直依赖的翁同龢以外，还有志锐、文廷式等台馆诸臣。

志锐，字公颖，满洲正红旗人，陕甘总督裕泰之孙。父长敬与瑾妃、珍妃的父亲长叙是兄弟。志锐自幼颖异，光绪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被光绪帝擢为礼部右侍郎。

文廷式，江西人，字道希、芸阁，曾做过珍妃入宫前的老师。他从小酷爱科学，博览群书。光绪十六年（1890）科举考试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任过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等职，受光绪皇帝的器重。文廷式

他们事事秉承光绪旨意，并且敢于无视她这尊老佛爷，甚而抗衡，这无异于公然在向慈禧挑战。

有两件事情令慈禧耿耿于怀且无法容忍。

一件事情是中日战争爆发后，追随光绪帝的官员企图扳倒军机大臣孙毓汶。

孙毓汶是慈禧在甲申易枢时提拔起来的亲信，此人善于投机钻营和运用权术，他常常看慈禧的脸色行事，因此颇得慈禧的欢心。中日战争打响以后，身为枢臣的他，不仅不进行积极的筹划，反而抱着侥幸的态度，因此遭到志锐的严厉弹劾：中日战争，“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排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孙毓汶独怏怏不乐，退后有言，若以皇上为少年喜事者”（《清朝事典》）。

志锐坚持立即罢斥孙毓汶，并勒令其退出军机处。慈禧分明感觉到了这是光绪帝的意向，她不能容忍有人居然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一件事情是慈禧筹备六旬庆典，而他们力主停办庆典。

中日开战以后，又是这些人，特别是文廷式，居然敢不避利害，联合几十人上疏，力主对日作战，并大胆地提出停办慈禧太后六十生日大庆，把这笔庞大的开支用作军费（《翁同龢日记》）。这使得慈禧十分被动。慈禧的初衷是既能举办一个风光、宏大的庆典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同时又想忸怩作态，拿出不得已而为的形式这是皇帝和臣下的孝心，并非我之主张。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为了虚应舆论，慈禧确曾发布懿旨：

“内而王公、一二品文武大臣，外而将军、督抚、都统、副都统、提督、总兵，照例应进贡缎匹，均著毋庸进献，以示体恤。”（《皇太后六旬庆典》）

懿旨发出，官员们似乎看到了大清朝寻求振作的良机，在人们还沉浸在“额手称道”的喜庆中时，慈禧随即又规定了各地官员进贡的时间：

王公大臣、各省官员的贡品于“本月二十五日呈进，蒙古二十六日呈进”（《皇太后六旬庆典》）。

出尔反尔是慈禧的惯用手法，只不过文廷式勇敢地站出来，做了《皇帝的新衣》中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罢了。慈禧虚伪的面纱被揭开，这是她断断不能接受的。她清楚这是光绪帝及其周围人对她的威严和权力的挑战，摆在她面前的出路有两条：要么把权力全部归还光绪帝，自己实现真正意义的退养；要么重拳出击，令光绪帝回归自己的卵翼下，也要警示光绪的追随者反对自己没有好结果，“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转引自《六十年中国与日本》）。这是慈禧的信条，也是慈禧的做事原则。

嗜权如命的慈禧只能选择也必须选择后者，她绝不允许有人胆敢无视她的权威，挑战她的权力。

二

瑾妃十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慈禧六旬庆典过去不久的一次召见中，慈禧做出了一件令举朝震惊的大举措。翁同龢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

“皇太后召见枢臣于鸾仪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两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降旨缩降为贵人，等因。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座，因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

随即，光绪帝上谕：

“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敢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着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记载中，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1）这一“薄惩”使瑾、珍两妃刚刚到手的“妃”，瞬间无存，并被连降两级，变成了贵人。

（2）光绪帝为何喜欢珍妃，据说是因大婚之后隆裕皇后失欢于光绪帝，而瑾妃性情忠厚，不会巴结人，她与皇后走得很近，似乎同病相怜，反与光绪帝相处漠漠。惟珍妃因年幼而最活泼，又聪明伶俐。光绪帝其时也不过十七八岁，每日凌晨寅时上朝，午时退朝还宫，工作时间长达七八小时，很是辛苦。珍妃日侍左右，想着法子顺应光绪帝的喜爱，如扮出男装宛如少年美差官，加之她本来就工翰墨、会下棋，与光绪帝共食饮共玩共乐，对于男女之事毫不在意，所以博得光绪帝专宠。“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国闻备乘》）。珍妃还很大方，对宫中太监时有赏赐，太监们得些小恩小惠，也都竭力奉承这位“小主儿”。时间一长，这位“小主儿”也被捧得有点不知所以，渐渐失去自我节制。

清宫有制，皇后每年例银不过千两，递减至妃这一级别，每年仅三百两，嫔为二百两。珍妃用度不足，又不会节省，亏空日甚，不得不寻找生财之道。这样，就有了她与太监联合起来向外受贿卖官的事儿。珍妃依靠胞兄志琮，串通奏事处太监拉官纤（收人钱财为人跑官）。奏事处是太监与朝廷官员传达沟通的地方，因为有利可图，当时太监中很多人染指其中。珍妃住在景仁宫，景仁宫太监亦多有染指。私卖官职所收之贿款，一部分供给珍妃，其余由各层分肥。珍妃的主要“任务”是向光绪帝求情，最后搞定，“功劳”最大，自然分赃亦最肥。然而这种事可一可二不可三，毕竟会有影响，日渐彰显。有一次甚至卖到上海道员，搞出风传一时的鲁伯阳被劾案，惹得外界舆论纷纷。胡思敬《国闻备乘》云：“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

珍妃居住的景仁宫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搞定四川盐法道一职，按例这一级别的新官放任，要由皇帝召见一下。光绪帝在召见时问玉铭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对曰在木厂，光绪帝闻之骇然，于是命其将履历写出，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原来是一文盲。光绪帝大惊，于是另下一旨：“新授四川盐法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之任。玉铭着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此事风播朝廷内外，慈禧闻后切责光绪，要求他必须追究责任。明清两朝明令规定：后宫不得干预朝政。何况居然推荐一个文盲去当道员，实在不像话。此时，就是光绪帝有意庇护珍妃，也很不好办了。

那帮拉官纤的太监均被处以极刑。据信修明说：“太后宫的掌案太监王俊如，其徒弟小太监宣五、聂八，皆在其内。因为太后留面子，将王俊如等三人发遣奉天，缓些时日，方以密旨命盛京将军长顺将王俊如就地正法。其余奏事处总管太监郭小车子、奏事太监文澜亭，以及光绪帝御前太监杨姓孪生两兄弟，人称“对儿杨”者，并无姓名可稽的内殿技勇太监，珍妃景仁宫的太监等，共同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前后打死的太监六十余人。”可见珍妃一案在宫中引起的牵涉面甚大，影响可知。事败后，珍妃之兄志琮惧祸逃沪，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被革职。

在此关键时刻，后党则连下两步重要的棋：第一步，是以慈禧的亲信荣禄补授步军统领。步军统领的全称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下属八旗步兵营三万余人，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戍、警备、治安工作；由绿营组成的巡捕五营万余人，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区。其目的是将整个北京地区安全保卫的指挥权牢牢掌握在后党手里。第二步，是成立督办军务处，以奕为督办，奕劻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同商办。这个督办军务处权力极大，“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军法从事”。这实际上是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完全收归到后党手中。值得注意的是，荣禄既为步军统领，又会办军务，成为后党新的中坚。他与翁同龢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成为抑制帝党的主要后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