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慈禧力主“避战求和”。然而，对于清王朝而言，“避战”没有逃过甲午战争的惨败，“求和”的结果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战争的失败与屈辱中，年轻的光绪帝急切寻求自强的途径。

一

颐和园仁寿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1898年6月15日），对于慈禧来说似乎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春末的一天。然而，对于帝师翁同龢来说却是一个不普通的日子。这一天是老人六十九岁的生日。可是，令这位已经伴随光绪帝学习和生活近二十年的老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自己的人生轨迹出现了陡然的转折。

这一天天未亮，翁同龢与往常一样，早早就与其他的大臣一起，来到颐和园朝房外，等候皇帝的召见。颐和园修好以后，慈禧时常驻跸这里，光绪帝也就必须按时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并咨询对军国大事的处理意见。前日，光绪帝按惯例来颐和园给慈禧请安，所以翁同龢等大臣们也就在颐和园留宿值班。这天，天气特别阴沉，晚春的小雨下个不停，“檐滴有声”(《翁同龢日记》)。此时，翁同龢的心情也犹如这阴郁的天气一样，难以豁然。

不一会儿，御前太监就传呼诸大臣进殿，但同时又宣布“着翁同龢勿入”。闻听此言，在场的人无不面面相觑。当其他大臣鱼贯而入，孤零零的翁同龢依然正襟危坐在朝房外等候。宦海沉浮了数十年的老人已经预感到某种不测即将发生，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时代里，身为臣下，此时的他也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三刻钟左右，被召见的大臣纷纷退出，并从翁同龢身边匆匆而过。随后，御前大臣出来传一份罢免翁同龢一切官职的上谕，其主要内容为：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光绪朝东华录》）

这份出乎人们预料的上谕读罢，老人已是涕泪纵横。

人们不禁要问：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亲如父子，怎么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就有这样的上谕颁下？

师徒二人也会出现在一些事情存在不同见解的情况，但万万不到一定要把翁同龢从身边赶走的地步，即使在开缺前一日，同僚们依然见得两人十分融洽。

“即在开缺前一日，（翁）尚在内廷行走，上意固鱼水契恰如常也。”（《蜷庐随笔》）

显然，骤然终止老人的官宦生涯并将其开缺回籍的上谕出自慈禧的旨意。事实也确实如此。“此旨系刚毅、西太后亲自手拟”（《崇陵传信录》）。据说，光绪帝得知慈禧要颁下如此的诏书，竟然惊得瞠目结舌。

宣诏时，光绪帝“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清廷戊戌朝变记》）。

二

从上谕看，慈禧给翁同龢罗列的必须开缺回籍罪责有两个：

1“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最近一个时期做事难服众论，同僚中已经有人多次参奏。

2在召对时，“喜怒见于词色”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在召见时，不够恭谨，喜怒情绪见于召对时的言辞与面色中。

如果说两条罪责中，“众论不服”是工作的失误，那么“喜怒见于词色”充其量也只能归属于工作态度，将其作为开缺回籍的理由太过牵强，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显然这一条是为了配合“众论不服”，避免孤证，使其更有说服力罢了。那么，“众论不服”究竟指的是什么，以致惹怒慈禧，使她断然做出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决定。

翁同龢思来想去，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导致“众论不服”，从而使慈禧与自己过不去，那就是他全力支持光绪帝变法，使慈禧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失败之惨、屈辱之甚，极大地震动了国人，也极大地刺激了光绪帝，对风雨飘摇中的江山社稷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日渐成熟的他，痛苦可想而知！

正当光绪帝为挽救清王朝危亡希图有所作为的时候，恰逢康有为写成《上清帝书》并联合十八省在京会考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历史上称为《公车上书》。一时间要求维新变法的倡议和行动风起云涌。

光绪二十年（1894）是会考年，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适逢甲午惨败，《马关条约》这一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点石斋画报》之“公车上书”

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继续抗战。康有为等人联合十八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这就是长达一万八千字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

光绪帝得到了这一信息之后，似乎看到了自强维新的希望，他“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清廷戊戌朝变记》）。

朝野上下人人知道，虽然光绪帝亲政久矣，然而慈禧一刻也没有放弃在大政方针上的幕后操作。光绪帝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皇权，他要大刀阔斧地在政权中进行改革，势必处处受制，寸步难行。据说，一向慑于慈禧积威的光绪帝，竟然对庆亲王奕劻发出了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句牢骚：如果还不给我办事的权力，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此亡国之君。

三

大大出乎光绪帝意料的是，对他大不敬的怨言，慈禧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慈禧在光绪帝到颐和园给自己请安的时候，竟然表示支持和理解。

据说，慈禧曾明白无误地告诉光绪帝：“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崇陵传信录》）从史料中慈禧的表白来看，慈禧似乎并非蓄意阻挠变法。如果说三十余年前慈禧曾经同意、采纳了曾国藩等人发展洋务的建议，那么对于光绪帝所要推动的变法维新，也不应该一味反对。

首先，作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清楚大清王朝正处于列强环伺的危殆局面。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危机面前，她随时有失掉显赫皇权的危险。这个在权力场上混了大半生的女人不会不明白，只要有能够巩固清王朝统治，并对加强其权力有好处的机会，她就不应该错过。因此，在光绪帝主张变法的起始阶段，慈禧并没有公然阻挠，这完全符合她的身份、地位与思维的必然逻辑。

其次，慈禧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判断得失的唯一标准就是她心中那个权力下的利益。如果变法能增强她的权力，她一定支持变法；而如果变法要削弱甚或要消灭她的权力，她必须全力镇压，哪怕付出血的代价。对她这种具有僵化的沉着、冷冰冰的权力逻辑和非常人的坚强性格的人来说，变法不过是她前台的道具，权力才是她的生命之本。基于这样的原则，慈禧为光绪帝制定了变法的根本原则：“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儿可自为之。”（《清廷戊戌朝变记》）

也就是说，变法的前提是：

(1)“但不违背祖宗大法”，也就是祖宗的大法不能变。祖宗的大法是什么？祖宗的大法是指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不能变，封建的皇权不能有任何削弱。

(2)“无损满洲权势”，就是说满族权贵的利益是根本，任何变法维新都要以最大力量去满足满洲权势的利益，以维护统治的根本。

光绪帝获取了慈禧关于变法基本原则的指示之后，启动了变法。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发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四月二十五日，光绪帝命工部主事康有为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当面倾听他的变法主张。

既然，慈禧在光绪帝酝酿变法的起始阶段并不反对变法，那么她又为什么恰恰在变法刚刚开始，在光绪帝即将召见康有为的关键时刻，将全力支持光绪帝变法的翁同龢开缺回籍呢？这不就是在阻挠变法吗？

四

慈禧支持变法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加强她的权力，她必须使光绪帝的一切行动规范在她的掌控之中。虽然，慈禧已经为光绪帝规范了变法的原则，但控制光绪帝并高度地操控光绪帝的权力她是断然不会放弃的。慈禧最为担心的是光绪帝借助变法的机会，培植自己的势力，以至于逐渐壮大，最终脱离自己的控制。

慈禧或许对于控制这位不足四岁就在自己身边被严格管教成长起来的皇帝有一定的信心，因为即使是光绪帝亲政以后，对自己依然恭敬、从命有加。

“帝慑于积威，见太后辄战栗，虽亲政不敢自主。戊戌变法，亦事事请慈主。”（《四朝佚闻》）

这种“帝弱母强”的形式是慈禧一直以来苦苦经营并真心希望达到的结果，她绝不能允许有人在皇帝身边破坏这种平衡。谁又胆敢破坏这种平衡呢？翁同龢就是她最担心的一个人。

其实，慈禧对于翁同龢这位德高望重的状元帝师的能力与官品是非常赏识的。

前面我们讲过，翁同龢是接替他的父亲翁心存做同治帝的老师，虽然当时翁同龢年轻，没有经验，加之同治帝的顽劣，教育的结果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这使翁同龢的心中有着极大的愧疚。然而，令翁同龢没有想到的是，在同治帝死了以后，慈禧依然对他寄予重望，令他继续担任帝师，教育小载湉。翁同龢为了知恩图报，尽心竭力，力求辅导出一位有道明君。某种程度上，翁同龢对于光绪帝而言，既是严师，又是慈父。对此，慈禧颇为满意。所以，翁同龢为官数十年，一直位居枢臣，少有蹉跎和坎坷。

然而，伴随着光绪帝的亲政，光绪帝事事依赖师傅并事事要找师傅做主。特别是光绪帝在变法的酝酿和启动阶段，更是仰赖师傅，竟然把吹响变法号角的《明定国是诏》撰写的重任委托翁同龢。毫无疑问，《明定国是诏》是变法的宣言书和指导纲领，这里集中了光绪帝与翁同龢的变法思想。而在变法前光绪帝对于翁同龢的专信，使慈禧及其围绕在慈禧身边的势力十分担心。

四月二十日（6月8日），慈禧召见奕劻、荣禄、刚毅，“询及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阻之？”同对曰：“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伏地痛哭，言：“奴才婉陈，屡遭斥责。”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划也，不商之你等？”荣、刚皆言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又哭求太后劝阻。太后言：“俟到时候，我自有法。”（《清廷戊戌朝变记》）

慈禧的“法”是什么呢？

（1）一定要给予光绪帝以警示。慈禧要通过这件事情警示光绪帝：我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必须在我圈定的领域内变法，不可越雷池半步。

（2）必须铲除光绪帝的最大依靠。慈禧一直认为，光绪帝应该将自己奉为神明并视之为最大的依靠。而翁同龢却在不知不觉中代替了自己在光绪帝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因此她必须铲除他，那就是从根本上阻止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这种依赖和被依赖的关系，她不能坐视光绪帝在翁同龢的辅佐下日益壮大，以至于摆脱自己的控制。

所以，在光绪帝变法启动伊始，慈禧毅然决然地将翁同龢罢职，此一举措既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也应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五

慈禧在发下令翁同龢开缺回籍的谕旨后，又连续颁下了三道谕旨：

1命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诣太后前谢恩，外官一体奏谢

慈禧再一次向朝野上下宣布，她对于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有任免的权力。按照清朝的官制，二品以上的官员主要有：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内阁大学士、内阁协办大学士、侍卫处领侍卫内大臣等；从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部尚书、都察院左右御史、总督(巡抚)、侍卫处内大臣、各省驻防将军、八旗都统、各省总督、总兵、提督等；二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内务府总管大臣、八旗副都统、护军统领、专城副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专城副都统镇守总兵、銮舆使等；从二品：内阁学士、各部左右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各省巡抚、布政使司布政使、侍卫处散秩大臣等。

这就意味着慈禧牢牢地控制着中央高级官员以及地方封疆大吏的用人权，光绪帝在变法中对任何高级官员的任命和罢免必须经过慈禧的允肯。光绪帝没有用人权。

2以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荣禄，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辛酉政变前后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所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后因被劾纳贿，降二级，去职十余年。起用后，光绪二十年，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适逢中日战事紧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战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

此次，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荣禄再一次被慈禧所倚重，令其为直隶总督、军机大臣并节制北洋海陆诸军，成为慈禧最为信任的控制军事实权的中枢大臣。

3太后和皇帝将于本年秋间到天津阅操，命荣禄预备一切

到天津阅操就是到天津去阅兵。只有真正拥有兵权的人才有资格去检阅军队。慈禧提前三个多月向天下颁布她要与皇帝到天津共同检阅全国最有实力的北洋诸军，无疑是向天下传递一个信息：我是全国军队的主宰，任何人不能撼动军队的指挥权。

三道旨令将朝廷的人事任免权、京畿军事防务权和全国的兵权都收到自己的手里。剩下的事情就是静观光绪帝如何变法了。她进可帮助光绪帝变法成功，退可阻止变法向不利自己的方向发展，前提就是看你变法是给了我什么还是让我丢了什么。慈禧的心中只有权力的得失，而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只能隶属于她的权衡权力得失。

六

被命开缺回籍的翁同龢接到谕旨以后没有即刻动身，按照惯例，大臣无论升迁还是革职，都需要在第二天向皇上谢恩。翁同龢也特别希望能够再见皇上一面。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要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翁同龢顾不得心中的悲痛与失落，早早赶到东宫门，双膝跪在雨后御道旁的湿地上，叩头迎驾，老人的白发在晨风中格外醒目。据太监回忆，自光绪帝发下了令翁同龢开缺回籍的谕旨后，“寝食俱废”，痛苦异常。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理解和想象到当时光绪帝那种无奈、痛苦的心情。当他坐着步辇回城的时候，突然看到御道旁长跪叩头的师傅，一定是百感交集，欲说无语，欲哭无泪。翁同龢在日记中回忆，师生之间这最后一面是光绪帝随着车驾而去，“上回顾无语，臣亦黯然如梦”（《翁同龢日记》）。此时的翁同龢心中一定只有对光绪帝的默默祈祷和祝福。

六年以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1904），翁同龢在家乡寂寞死去，享年七十五岁。

推行维新变法的光绪帝，在变法的起始阶段痛失依靠，是变法的损失。梁启超认为：“常熟去国，于变法成败为最大关键。”（《梁启超年谱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