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横祸

如果没有1941年夏天的日本之行，户栗郁子很可能成长为一位生活艰苦却简单快乐的日裔美国少女。可命运偏偏让她与太平洋战争撞到一块儿，就像飞鸟碰飞机，倒了血霉—个人被卷进时代的旋涡，还没来得及呼救，就已经被旋下去，不得脱身。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身在香港的张爱玲，被炸出了学校，在流弹满布的天空下接受战争的洗礼，做看护，抢食物，目睹死亡，进而激发出一种利己主义的人生观。时代的仓促逼着她在心底大喊：“成名要趁早呀，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日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当职业作家。她用《倾城之恋》记录了香港沦陷时的情爱见闻，为一座城市的倾覆和一对狡猾男女的恋爱，搭建起一种带有强烈比照性的纽带，写就传奇。战争与恋爱，时代的庞大和个人的微小，对撞出一种炫目的奇突感。

可同样是太平洋战争，户栗郁子就没有白流苏那么幸运。作为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日裔美籍公民，1941年夏天，户栗郁子第一次踏上日本本土。那时，她刚大专毕业几个星期，正好处于空档期。她母亲身体不好，不能亲自回乡，户栗郁子鬼使神差地被选为全家代表，只身前往日本去探望身患重病的阿姨。

她怎么也想不到日本岛会变成囚鸟的牢笼。

战争爆发了。很突然的，像那个岛国常有的地震。等稍稍回过神来，户栗郁子发现自己已经没那么容易返回美国。

在日本，她缺乏归属感。她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她长着一张亚洲人的脸，从遗传学上讲，她确是日本人的后代。可是，从1916年出生开始，她就已经是一名美国公民，她接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她在一个白人聚居区生活，邻居都是白人，她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作为母语的日语，她却懂得很少。她是黄皮白香蕉。但是，在美国和日本交战的时刻，恰好身处日本国内的户栗郁子，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一种身份上的无所适从。

身处“异国”，没有钱，又被当作外来敌对分子，户栗郁子焦灼万分。她的那些阿姨、叔叔们为了自保，在左邻右舍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撇清“海外关系”。他们要求户栗郁子离开。所谓“亲戚”，在利益攸关的时刻，格外经不起考验。

战争就像海啸，席卷一切，对谁都不留情。二十五岁，原本是个尽情享受大好青春的年纪。如果在美国，户栗郁子很可能已经有了第一份工作，也许是为家里的杂货店搭把手，也许是做与自己学习了几年的动物学专业有关的事，她会拿自己的钱买喜欢的东西，口红，发夹，漂亮衣服……她也可能有了自己的男朋友，周末约会，煲电话粥，谈着青涩而甜蜜的恋爱，畅想未来。

战争击碎了一切幻梦，残酷的现实是：她被困在岛上，在日本人的监牢里，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不过，即使身陷囹圄，她似乎也只对美国有好感—她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她始终视自己为标准的美国人，黄皮肤的美国人。她要求狱方把她和美国公民关在一起，她需要依靠融入一个小团体来冲淡内心的孤单。日本官方答应了她。可作为交换条件，她得去日本广播台做播音员。播一档英语节目，名字叫做“午夜时分”。

变身“东京玫瑰”

户栗郁子开始以“孤儿安”为名在午夜的短波频率中播音。时尚的美国流行乐，甜美的女性声线，包括户栗郁子的“午夜时分”在内的日本电台英语女播音员的节目，很快在美国海军士兵中打开了市场。温婉的女声点亮了“寂寞军士俱乐部”漆黑的小岛之夜。

纵使户栗郁子们愿意保持着低调，美国海军也开始执意管这些娇滴滴的日本女播音员叫“东京玫瑰”。后来，这个名字几乎成为日本女播音员的代称。据说，当时参与日本电台播音的女播音员有十二个人之多，她们大多数会说英语，并且，她们大都在战争时期就已经放弃了美国国籍。

只有户栗郁子坚持立场。她始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美国国籍。可历史的反讽在于，当战争结束后，偏偏是这个选择“效忠”的户栗郁子，成为“东京玫瑰”里唯一被美国政府逮捕的人。

有人这样描述户栗郁子的播音：“你们好，孩子们。对，我说就是你们，你们这些被抛弃在可爱的热带海岛上的军人、海员、水兵。感觉有点热，是不是？呵，你要知道，当你们在海岛上出一身臭汗的时候，你们那些在家里的妻子很可能正伴着狂热的音乐和别人跳舞呢。也许他们跳的是这支舞，这是你的歌，还记得吗？”跟着，那首“晚安，甜心”的音乐响起，夜色无限温柔。

此类风格的播音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它的确为日本的战时宣传立了功。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播音对于沉闷的战争生活来说，其实是一种没必要当真的调味剂—“东京玫瑰”不会让士兵们泄气，反倒会为他们鼓气，更何况，东京玫瑰们播放的美国流行音乐，又是那样合乎美国大兵的口味，有一种天涯若比邻式的亲切感。

作为“东京玫瑰”的代表人物，户栗郁子一直否认自己为日本电台做过反对美国的宣传。即使在被捕之后，她也一直强调，自己在为日本电台工作期间，也始终以一种隐蔽的讽刺的声调播音，好来破坏日本的战时文化宣传。而且，作为美国人，她帮美国战俘想办法弄来食物、药品、衣服，一有时间，她甚至还会去关押地看望战俘，好让他们心里存有希望，继续撑下去。

美国政府却不相信户栗郁子。战争结束后，美国人登陆日本，他们足足把她关了十二个月，在穷尽各种方法也没能找到给她定罪的证据之后，终于在1946年秋天将她无罪释放。

1945年在日本电台工作的时候，郁子与日本同盟通讯社日裔葡萄牙籍雇员菲利佩结了婚。1948年，户栗郁子怀上了孩子。战后日本简陋的医疗条件不足以保证她和她孩子的安全，她想要回美国生产，在心底里，她大概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成为美国公民。

她的请求在美国本土掀起了轩然大波。以当红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erwinchell）为首的反对派强烈抵制户栗郁子返回美国。洛杉矶城市委员会甚至还为此通过一项决议：由于怕她影响日裔美国人的“忠诚”度，他们不支持户栗郁子回国。美国人无法说服自己向“日本叛徒”投信任票，虽然此时日本已经被美国打败。

“美国精神”的牺牲品

有人说户栗郁子是种族主义和战时歇斯底里的受害者，她的“叛国”行为，更多的不是她做过什么，而是她日裔的身份很难让以“白新英”占主导的美国主流社会接受。就像美国海军在自己的脑海中臆造出一个叫做“东京玫瑰”的日本女播音员群体一样，在这个战后寻找“罪人”的时候，许多美国民众心底其实有个声音在呼喊：户栗郁子就是叛国的间谍，她怎么可能不是？她是日本人，她应该会帮日本吧！她应该会叛变！虽然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但美国人被强烈的刻板印象控制了，所谓“司法公正”，不自觉地朝更黑更暗的地方滑去。

因为公众的强烈反对，户栗郁子的“回国”（指美国）之行一拖再拖。拖到临盆，她的孩子终于成了“战时歇斯底里”的牺牲品。那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他（她）甚至还没来得及确定自己的国籍，可能对他来说一了百了也算一种幸运，至少他不必遭受他母亲郁子遭受的错位之痛。

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方面在她生产之后，再次将她逮捕，并送往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关押，等待有关方面搜寻核查她叛国的证据，好将她“打入天牢”。

在圣·弗朗西斯科，她被八项指控定为叛国罪，但在这八条中，只有两条与她在东京电台播报“午夜时分”节目有关。现在看这两条控告，我们还是能感觉到它们的无力与滑稽。第八条：户栗郁子“的确对这麦克风说过话”“的确参与过日本广播公司的娱乐节目的播报”。第六条（也是户栗郁子唯一承认的一条）：“在1944年10月的一天，在日本广播电台的一间直播间里，她的确对着麦克风说过与失去船只有关的话。”

对“东京玫瑰”的审判几乎成了美国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美国司法部门找来了十二个证人，其中包括两名她在东京广播电台工作时的老板。一位老板说，“我告诉户栗，我从帝国总部得知了美军莱特湾战役中船只损失的情况，我暗示她可以不可以在她的节目中播报美国船只的损失的信息，她说她会这么做。”另一位则作证，他确实听到户栗郁子在广播中说“你们的同伴已经丢了所有的战舰，现在你们真的成了太平洋孤儿了，你们马上就要回家了，感觉怎么样？”他们的“供词”成了判定“东京玫瑰”有罪的证据：日本窃取了美国的情报，户栗郁子助纣为虐，散布了这一情报，其罪当诛。

讽刺的是，莱特湾战役美国船只的损失情况这个“情报”，根本算不上什么秘密，只要参加了这场战役的人，都会知道战役的结果。所谓“情报”，不应该是指那些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获得的消息吗？实际上，在“东京玫瑰”通过短波向广大的太平洋散播消息时，莱特湾战役已经结束，户栗郁子的播报（如果她真的播报了的话），充其量也只能算宣传，不是间谍行为。进一步说，在莱特湾战役的三大阶段中，日本帝国海军损失了三十只船之多，美国海军只损失了九只。“东京玫瑰”根本没有窃取情报的必要—战局已定，胜负已分，何来情报？何况，日本当时也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去破获美国的情报，反倒是美国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连破日本代号为“红”和“紫”的两种密码，在战争中占尽先机。更吊诡的地方在于，户栗郁子是那么地“爱国”，即使面对日本宪兵每两周一次的盘查和不定期的骚扰，她也坚决不放弃国籍。这种坚持到最后变成了黑色幽默。

1949年的“东京玫瑰”审判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证据的苍白与当事人的矢口否认交缠在一起，制造出极其迷惑人的纷乱效果。为此，参与最终投票的陪审员们头痛不已。在僵持了五十六天之后，陪审员也支持不住了，他们集体向法官辞职，未果，休庭两天之后才重返岗位，终于给户栗郁子定了罪。这个孤苦的、一心倒向美国的日本女人，终于在她所向往的美利坚大地上被关押了起来。她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一万美元罚款。

独自开花

被收押后，户栗郁子接连上诉了三年，要求法庭重新审理自己的案子，均被驳回。任性的爱国者虽然始终得不到美国司法部门的信任，却激起了很多人的同情。弱势“东京玫瑰”的悲惨遭遇吸引了许多支持者。他们抗议，申诉，大声疾呼，他们认为陪审团成员里没有非白色人种其实是一种不公平，还认为该案物证不足，人证则是在贿赂和威胁下做了假口供。时至今日，在“东京玫瑰”是否叛国的问题上，依旧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支持的叫苦连天，反对的义正辞严。

奇特的是，作为“东京玫瑰”的代表，户栗郁子在接受审判时却没有露出张皇的神色，她梳着高髻披肩发，抿着嘴，时而微笑，时而严肃，一双眼清澈无辜，默默接受命运的馈赠。坚持己见，勇敢活下去，户栗郁子抵御多舛命运的精神之力，不像是美利坚式的以刚克刚，反倒打上了一层东方式隐忍的烙印。铁窗深深，窗外有蓝天，户栗郁子凄孤地站在窗后，“努力加餐饭”，心存希望，等待一个又一个明天。

1956年，户栗郁子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而一万美元的罚款，直到1972年，她父亲去世，户栗郁子得到遗产后才付清。战争结束了，可战争的后遗症却留了下来，它像一个古怪的伤疤，始终不肯收拢疮口。转眼间，“东京玫瑰”案已经过去十年。一代人老去，新一代人成长起来。年轻记者出于职业道德和心中那份年轻的正义，重新审视起这个案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当年和户栗郁子一起工作的战俘浮出水面，“东京玫瑰”案有了转机。战俘们的证词，有力地佐证了户栗郁子的申诉，当初证明户栗有罪的两位证人，在经历十几年的“潜伏”和“反省”之后，也公开承认他们当年其实是在威胁和压力之下撒了谎。走到此处，户栗郁子在道义上其实已经翻案。可在法律层面，她却一直等到1977年，总统福特特赦时，才终于获得自由和解脱。历史善于缝制各种巧合，福特总统原来是一名曾经在太平洋战争***生入死的老兵，不知当年在那些热带漆黑闷热的岛屿上，他是否也曾伴着“东京玫瑰”温软甜腻的声音进入梦乡。

户栗郁子说：“我认为，我没有做任何对美国不忠的事。”只可惜，户栗郁子像继女，美利坚像后妈，继女有心归顺，后妈却不能没有防人之心。

千帆过境，她独自花开。户栗的一生，仿佛只是为了用来证明美国司法的错误而存在的。不过好在她那“秋菊打官司”般执拗曲折的申诉也终因为百折不挠的坚持而获得了胜利。重见天日后的户栗郁子在芝加哥过着简单平淡的生活，那一年，她已年逾花甲。她经营一家杂货店，像她先辈一样，做一个普通人。

歌手麦当娜曾在americanlife开头唱道：“我要不要改个名字？是否就此能平步青云？”（doihaveochangemyname？willigemefar？）冒险，奋进，充满活力的美国精神，可在户栗郁子这里全走了样—她因为“变了个名字”遭受厄运。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后代，户栗郁子热情地飞向美利坚的怀抱，她把自己当作美国人，可美国却还她一个玻璃天花板，撞得她满身伤。

二战后的美国标榜自由、民主、平等，可它依旧会有偏见，依旧不愿看到有人挑战它的“威权”。美国是民族熔炉，可真正的平等至少在那时还远远没有实现。所幸的是，美国人到底还愿意为“偏见”所犯的错误埋单，尽管这“亡羊补牢”晚了三十年。2006年，户栗郁子获得了二战老兵委员会颁发的爱德华·j·亨利希公民荣誉奖章，随后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