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海琳·汉弗在她的《布鲁姆斯伯瑞街的公爵夫人》中写过这么一个场景。“新年前夜，书商多尔夫妇举办了一场派对，请朋友们来参加。是夜，一位叫海伦的女士穿着件看上去充满异国风情的长款黑色晚装裙出现了。‘海伦，你看上去像个苏联间谍！’诺拉说。海伦笑了，她的丈夫皮特也笑了。几周后，诺拉早晨看报的时候，竟然发现报上写着海伦和皮特真的是苏联间谍。”中的海伦和皮特，在现实中真有其人。他们不但是间谍，还是夫妻档，标准的金牌雌雄间谍。

我喜欢看情侣亡命天涯的故事。小时候看好莱坞电影《邦妮与克莱德》，热血沸腾。里面那一对活在经济危机里的劫匪情侣，开着敞篷车，在蛮荒之地，一路开一路拼杀，虽然最后双双毙命，倒也痛快。后来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我才知道，这些只不过是生活乏味平淡的现代人在头脑里制造出来的富于刺激性的传奇，高明的雌雄大盗，即使在亡命天涯，也不会像电影里的男女那般“傻酷”、满口脏话地拿着黑亮的枪，在与“敌人”的对垒中毫无畏惧地死去。一辆汽车，前面是漫漫黄沙，此番场景大抵也只能在沙漠汽车拉力赛里看到。自打知道了洛娜与莫里斯的事，我反倒觉得真正大牌的雌雄大盗，外表上看起来应该是非常生活化的，他们不会像舞台剧演员一样穿着黑色发亮的皮衣皮裤，张牙舞爪，动不动给人一鞭子。他们应该像是一对平凡的夫妻，有过激情的岁月，有爱，但是更多相互扶持，精神上的砥砺。莫里斯和洛娜就是如此。他们毕其一生演了一出精彩的哥特式爱情剧。

见过一张洛娜·科恩的相片，摄于1969年。相片中她是齐颈短发，朝后梳得高高的，她微微前倾，坐在连位椅上，身边是她的丈夫。她的食指和中指夹着根烟，像是正准备往嘴里送。照片左边进来一个服务生，正准备给科恩夫妇倒酒水，那一刹，科恩先生低着头，沉静淡然，而洛娜科恩女士则把眼睛一斜，以一种尖锐的审视目光打量着陌生来客。我永远忘不了洛娜利落的夹烟手势和清冷凌厉的眼神。洛娜很符合我对女间谍的想象。真正出色的女间谍，绝不应该是手拿皮鞭的美艳蛇蝎女，而应该是面貌普通，眼神里有几分冷傲警惕的女人。但这并不是说，样貌普通的洛娜就没有爱和柔情，恰相反，在美国出生的她，像许多美丽或不美丽的女间谍一样，也是因为爱上一个男人而走上间谍路的。

照片中那个沉默的男人，莫里斯·科恩，是苏联移民的后代。生于浮华纽约的他，一方面享受着纽约赋予他的活力与激情，另一方面却继承了乌克兰裔父亲强健的体魄和立陶宛裔母亲沉默的性格。在遇到洛娜之前，莫里斯一直是众多女性虎视眈眈的对象。他做一切男人“该做的事”：他玩英式橄榄球，并靠出色的运动成绩，拿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27岁那年，他只身西去，加入国际纵队，赴伊比利亚半岛支援西班牙内战。战争中，他认识了一名俄罗斯老乡，并通过这位老兵，涉足间谍界。1938年，莫里斯因伤回国。这一年，他遇到了洛娜。

洛娜是波兰人后裔，出生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同为东欧移民在美的第一代，莫里斯和洛娜天生有亲近感。身处美国五花八门的美女群中，单凭长相，洛娜并不占优，年轻时的洛娜有些憨气老相。但如俗语说，女人因可爱而美丽，时为美共党员的洛娜，却以自己特有的勇敢和向上的精神，牢牢抓住了莫里斯的眼球。曾做过格鲁乌联络员的索科洛夫上校回忆说，莫里斯夫妇之间拥有一种完美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互补”。明眼人不难从他们合照中看出端倪：在卡座旁边，莫里斯是低眉，洛娜是扬眉。不经意的“一低一扬”透露了他们在感情生活中的状态。他出身名校低调内敛，她来自底层张扬锐利，她爱他，他也爱她，在工作上她愿意无条件服从他，在生活上，他则无条件包容她。他们形成一种完美的互补。事实也正如此，自从1939年莫里斯和洛娜在左翼联盟的游行队伍中遇见，两人便迅速坠入爱河，就此展开了一段“革命加恋爱”式的人生旅途。

莫里斯和洛娜刚认识不久，二战的烽火便在欧洲燃起，美利坚大地表面上还在维持平静。1941年，苏联方面“批准”洛娜和莫里斯结为夫妇，同年11月，斯大林在短暂的“迷糊”之后，终于认识到了原子弹的重要性，进而发动潜伏在各国的苏联间谍全力以赴收集关于原子弹制造的材料。身在美国，活跃于纽约的科恩夫妇，自然而然成了“先锋战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莫里斯被招募进美国陆军，洛娜便独自担负起组织纽约间谍网的重任。女工出身的她在做科技军事间谍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人脉资源，她的眼线遍布纽约地区的军工和航空制造工厂，很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愿意为她办事，她的线人甚至为她偷出了新式枪支的制作模型。洛娜曾先后于1941年和1943年在美国纽约地区和长岛的工厂里工作。看洛娜·科恩的照片，会发现她的手指粗粝得有点触目，丝毫不符合许多人心中对美女间谍的想象，可正是那些艰苦的岁月，让洛娜在事业上取得了突破，百炼成钢为一名出色的间谍。

真正的考验很快到来。1944年科恩夫妇与参与美国原子弹计划的物理学家霍尔取得了联系，霍尔愿意提供情报，但他们必须派一个人去新墨西哥州与霍尔接头。当时莫里斯身在军队不便行动，如此关键的情报又必须派可靠的人去取才行，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洛娜身上。

“连衣裙”，短跟皮鞋，没准还有深沿的礼帽，洛娜行色匆匆地走在新墨西哥州的街道上，没人觉得这位面貌普通的女士有什么不妥，充其量也许有人会觉得她不像本地人。洛娜掐准时间来到了接头地点，时不时地看看表，暗暗打量着四周，以防有变。很快，接头时间到了，奇怪的是，霍尔并没有准时出现。分分秒秒的等待对洛娜来说，就好像几个世纪那么长。是有人盯梢？是自己已经暴露？还是霍尔叛变了？满腹的狐疑像一顿迟迟不肯消化的晚餐，折磨了洛娜一个晚上。前所未见的变故考验着洛娜的胆识和判断力，是继续等待，还是打道回府？她想了又想，最终选择了前者，静观其变。

洛娜的等待很快有了结果。事实证明一切只是上天跟她开的一个玩笑。常年缜密的科学工作显然没能培养起霍尔的生活逻辑，他不但记错了和洛娜接头的时间，还记错了地点！他和洛娜失散了。几周的等待对于洛娜来说就好比一世纪那么长。内心的煎熬仿佛一只满弦的弓，绷得洛娜精神几近崩溃。她像是坐在黑地里等待一把手电筒。

几周后，不靠谱的霍尔出现了。他拿了两页写着密密麻麻数据的纸交给洛娜，第二次见面，霍尔又交给了洛娜一些东西。看着手中天书般的情报，洛娜无从辨析真假，也无从考验霍尔的可靠性，既然拿到了情报，她只想着赶紧把情报转手交给组织（据说霍尔第二次交给洛娜的，其实是原子弹的设计草图）。事不宜迟。拿到情报后的洛娜当即迤逦北上，听从莫里斯转达的苏联方面的安排，到洛杉矶找寻上头派出的情报接收人。行动必须要快，要隐秘。因为洛娜这边刚起步离开，包括霍尔在内的许多原子弹科学家就被fbi盯上了。夜长梦多，情报多滞留一秒，就多一分的危险。

洛杉矶火车站繁华纷扰。把街头地点定在火车站，既可以利用拥挤的陌生人群打掩护，又方便接收情报的人脱身（直接坐火车走人），一举两得。按照约定时间，洛娜准时来到了火车站的月台，她假扮成一个送行者，迅速和接头人对好了暗语，时刻准备着交接情报。人群以外，美国联邦探员像鹰隼一样盯着洛娜的一举一动，他们是她的尾巴，一路跟随而来，但凡发现洛娜有什么异常行动，便会当即采取行动，将其抓获。

如此众目睽睽之下，情报的转移成了难题，直接递送，危险太大，伪装起来，又得装得合情合理，才有可能骗过反间谍人员的眼睛。情急之下，洛娜用和情报人员的一阵热吻，给美国探员们来一场放松神经的视觉桑拿。fbi放松警惕了。一声汽笛响，火车即将开启，洛娜拿出手帕来装作给“情人”擦泪。情人很自然地接过手帕，擦了擦泪，又很自然地把手帕塞入自己口袋。火车开动了，情报转移了，在手帕里。苏联的原子弹之路因此又缩短了一些。

“原子弹间谍”在西方间谍史上是个不小的集群。科恩夫妇凭借窃取原子弹情报一炮成名，但在那个没有准头的战乱年头，谁也不敢确定下一个明天自己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1945年，著名苏联在美间谍伊莉莎白·本特利叛变，洛娜和莫里斯为了不暴露身份，和苏联方面断了联系。1950年，美国国内反间谍形势更加严峻，科恩夫妇飞往莫斯科，回炉再造，接受进一步的谍报收发和密码训练，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蛰伏三年后，这对夫妻档金牌间谍像一艘加完油的潜艇，气宇轩昂地在英国伦敦浮出水面，迅速成为谍海里攻城略地的驱逐舰。他们拿着新西兰护照，有了新名字（皮特·克洛泽和海伦·克洛泽），做着贩卖古书的生意。当然，这些都是伪装。他们的“正经事”是协助苏联间谍科农·莫洛德，监视美国在英的核武器动向，一有情报，立即通过高速情报机向苏联汇报。

好景不长。1961年1月，叛徒的出卖把洛娜和莫里斯送上了法庭。科农·莫洛德同期被捕。在被拘之前，洛娜要求去给自家的锅炉添点火，英方的探员同意了洛娜的要求，但他们却要先行检查她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他们在洛娜的手提包里找到了布满情报的缩微胶卷。虽然洛娜足够敬业，但她终究没能毁掉证据。在被控期间，尽管科农极力包揽“罪行”，洛娜和莫里斯还是分别被判处20年和25年监禁。他们在监狱里待了八年，直到1969年才在苏联和英国的一次间谍交换中回到了莫斯科。这一年，洛娜五十六岁，莫里斯五十九岁。

在苏联，科恩夫妇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洛娜获得了红色旗帜勋章和国家友谊勋章，他们都获得了苏维埃英雄的称号，他们的头像都被印在邮票上……从一线退下来以后的科恩夫妇，继续从事间谍培训工作。为了自己的信仰奋斗了半辈子，洛娜和莫里斯总算“定”了下来。献身事业一直没有生育的科恩夫妇老来为伴，在莫斯科过着繁华落尽的生活。1992年12月23日，洛娜因为罹患癌症去世，莫里斯觉得他的人生也因此被夺去了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把洛娜的照片挂满整个房间，日日怀念，和洛娜在一起的回忆，成为他维持生活的精神养料。少了精明强干、爱说爱笑的洛娜，莫里斯惯有的沉默瞬间转化成委顿，一点一点侵蚀着他生命。几年后，莫里斯追随洛娜而去。时隔多年，人们几乎快忘了他们的谍海战绩，脑海里只印下一对夫妻演绎的平凡又伟大的往事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