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是一位家庭主妇。她曾经喝得晕了过去，当时他丈夫正在办公室上班，孩子在上学。她讲到她的孩子如何发现她在厨房地板上昏迷不醒，而她却使他相信，那是在练习戒酒的瑜珈操。所有人都笑了。

当轮到我时，我说：“我叫马修。今晚我只听就好。”

凯尔文·斯莫尔酒吧位于莱诺克斯大道与第一百二十七大街的交界处。房间窄长，贴墙有一溜儿吧台，对面是一排桌子。酒吧尽头有一个小小的乐池，两个皮肤黝黑，短发，戴着角质架墨镜，身穿布卢克斯兄弟牌套装的黑人正在演奏安静的爵士乐。他们一个弹奏小型立式钢琴，另一个用击钹刷。他们的形象和演奏就像过去的“现代爵士四人组”，只是人数少了一半。

我很容易便能听到他们的演奏，因为当我清了清喉咙时，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我是房中唯一的白种男性，所有人都停下来仔细打量着我。有两个白种女人，她们跟黑人一起坐在软长椅上；另一张桌子边坐着两个黑人妇女；此外肯定还有两打男人，他们肤色各异，只是没有我这样的。

我往里走，进到男洗手间。一个身高足以当职业篮球运动员的男人正在梳理他烫直了的头发。他头油的味道与大麻刺鼻的臭气交相辉映。我洗了手，然后在一个热风烘干机下搓了搓。我离开时，那个大个子仍在梳头。

当我从男洗手间出来时，聊天声再次停下来。我又向房间前部走去，脚步缓慢，晃着肩膀。我不太确定那两个乐手，但我肯定，除了他们，房间里所有男人都因重罪被捕过不止一次。皮条客，毒品贩子，赌徒，卖保险的。自然界的贵族。

从前往后数第五把椅子上坐的那个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花了点时间才想起他是谁，因为几年前我认识他时，他是直发，而现在却变成改良版的“埃弗罗”头。1他的西装是柠檬绿色，皮鞋用爬行动物的皮做的，或许是某个快灭绝的物种。

我把头转向门口，从他身边走过，出去了。我在莱诺克斯大道上向南走过两个门脸，然后在一个路灯旁站住。两三分钟过后，他出来了，吊儿郎当，轻松愉快。“嘿，马修，”他说，伸出手来要跟我击掌，“老兄，一向可好？”

我没理他。他低头看了看手，又抬头看我，转了转眼珠，脑袋夸张地一晃，拍拍两手，在裤腿上蹭干净，然后放在他那瘦削的臀部上。“好久不见了，”他说，“是城里卖光了你常喝的酒？还是想来哈勒姆区逛逛小人的地盘？”

“看来你发了，罗亚尔。”

他有点得意洋洋。他叫罗亚尔·沃尔登，我曾认识一个脑瓜不太灵光的黑人警察，他错把罗亚尔·沃尔登（royalwaldron）当成了“同花顺”（royalflush），又把“同花顺”变成“抽水马桶”（flushoile），最后，索性就叫罗亚尔“厕所”。罗亚尔说：“咳，做买卖嘛，你知道的。”

“我知道。”

“诚实经营，买卖兴隆。我妈教的。你怎么来城北了，马修？”

“我在找一个家伙。”

“也许你已经找到他了。你现在退休了？”

“已经好几年了。”

“你想买东西吗？想要什么，能出什么价？”

“你卖什么？”

“差不多应有尽有。”

“跟这些哥伦比亚人做生意一向还好？”

“操，”他说，一只手拂拭着裤子前头。我猜他柠檬绿裤子的腰带上别着一把枪。在凯尔文·斯莫尔酒吧，有多少人，可能就有多少把手枪。“他们这帮哥伦比亚人还行吧，”他说，“只是你永远甭想蒙他们。你不是来这儿买毒品的吧。”

“不是。”

“那你想要什么，老兄？”

“我在找一个皮条客。”

“操，你刚才经过的就有二十个。还有六、七个妓女呢。”

“我正在找的皮条客叫钱斯。”

“钱斯。”

“你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