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金，我是马修·斯卡德。我在想，我们见面之后，你是否碰巧跟你的朋友谈过了。”

“没有，我没谈。怎么了？”

“我原以为可以通过他的联络站和他取得联系。我想他不会来找我，所以，明天我只能出去找他。你没对他说过任何关于退出的话吧？”

“一个字都没提。”

“很好。如果你比我先见到他，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如果他打电话让你到某处见他，你就马上给我打电话。”

“就是你给我的那个号码吗？”

“对。如果你联络到我，我就到你那儿如约行事。如果没联络到，你就尽管去，一切照常。”

由于这个电话可能让她不安，所以我多讲了一会儿，安抚她，让她平静下来。至少我知道了她没死在西街。至少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当然。我关灯上床，躺了许久，之后放弃努力，爬起来重看那份报纸。我有了一个想法，几杯酒可以稳定情绪，让我入睡。我无法赶走这个念头，但我能够让自己待在原地不动。凌晨四点时，我告诉自己算了吧，因为现在酒吧已经打烊了。第十一大道有一个通宵营业的酒吧，但好在我没想起来。

我再次关灯上床，想着死去的妓女，房管局的警察，和那个地铁列车在她上面驶过的女人，纳闷为何会有人认为在这个城市保持清醒是个好主意，我带着这个想法进入梦乡。

3

我醒来时大约十点半，奇怪的是，六个小时的似睡非睡竟使我神清气爽。冲完澡，刮完脸，作为早餐，我喝了咖啡，吃了面包卷，然后直奔圣保罗教堂。这回不是去地下室，而是去真正的教堂。我在长凳上坐了十分钟左右，然后点燃了几根蜡烛，往济贫募捐箱里塞了五十美元。在第六大街的邮局，我买了两百元汇票和一个印有邮票的信封。我把汇票寄给住在赛奥斯特的前妻。我试图写个便条附上，结果因太像道歉而作罢。钱寄得太少太晚，无需我告诉她这一点，她也知道。我把汇票叠在白纸里，就那样寄给她了。

天色灰暗，有些阴冷，像是还要下雨。一阵寒风刮过，刺得脸上生疼。体育馆前一个男人一边诅咒着，一边追被风刮跑的帽子，我不由自主地抬手拉低了帽檐。

我已快走到银行了，才想到金的预付金所剩无几，没必要去开财务往来帐户。于是，我回到旅馆，预付了一半下月房租。此时，我只有一张百元大钞未动了，索性换成十元和二十元小钞。

我为何不把那一千元先都收下呢？我想起了我说的关于动力的话。好吧，我有一个动力。

我的信件如常——几份广告，一封国会议员的拉票信。没什么可看的。

没有钱斯的回话。我想也不会有。

我给他的联络处又留了一个口信，只是兴之所至而已。

从那儿出来后，我整个下午都在外面。我乘了两三次地铁，但主要是走路。天总像是要下雨，但一直没下，寒风越发凛冽，不过还没刮掉我的帽子。我闯进两家警察分局，几个咖啡店，六个低级酒吧。我在咖啡店喝了咖啡，在酒吧喝了可口可乐，跟几个人谈过话，记了两三条笔记。我给我的旅馆前台挂了几次电话。我没期待钱斯会回话，但如果金打电话过来，我就能随时知道。没人给我打过电话。我试着拨了两次金的电话，都是她的答录机应答。所有人都弄了一台答录机。总有一天所有的答录机都开始相互拨号，聊天。我没留言。

快到傍晚时，我躲进时代广场的一家电影院。他们双片连放，都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影片，两部影片中他都演一个无赖警察，通过把坏蛋毙掉来解决一切。观众看上去都像他正用枪扫射的那种人。他每干掉一个人，他们就疯狂叫好。

我在第八大道一家古巴中国餐厅吃了猪肉蔬菜炒饭，又查询了我的旅馆前台，然后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喝了一杯咖啡。我在吧台和人闲聊。本想在那儿多待一会儿，但八点半，我还是勉强自己出门，穿过街道，拾级而下，去参加戒酒互助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