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国那阵，岑今和卫国之间主要是靠信件联系，那可都是手写的信啊，说给现在的人听，人家打死都不会相信。

但他们那时真的是铺开一叠信纸，拿起一支圆珠笔，就那么一笔一划地写起信来。她一点一点描绘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他一点一点描绘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只在信的开头结尾，有一些抒情的话，还不是太肉麻的那种。

她的信总是比他的信长，她一写就是五六张信纸，有时为了信件不超重，她还正反两面都写。但他的信一般都只两三张纸，有时也写到反面去了，但大多数时间都只写正面。

她免不了向他撒娇，抱怨他信太短。

他总是解释说：“我不能跟你比，你是作家的女儿，自己也是当作家的料，你一下笔就才思如泉涌，随便一写就可以写成一个长篇。而我写东西就像捉虫一样，要一个字一个字往纸上描。我写这两三张纸，要花你三倍四倍的时间呢。”

她相信了他，原谅了他。

他们写信的频率，开始是半个月一封，然后变成每个月一封，因为从美国寄一封信到中国，需要半个月时间；从中国寄一封信到美国，又需要半个月时间，一来一去正好是一个月。如果碰上生日啊节日啊什么的，就额外写封信，或者寄张明信片，当然不是真正的“明信片”，而是“暗信片”，有信封的那种。

慢慢的，她发现认识的人中，就只有她还在用手写信，人家都进步到打电话了。她也发现写信太不合算，电话里几分钟就可以讲完的话，如果写在纸上，就得几个小时，而且还要半个月他才能看见，不能即时对话，太急人了，于是他们慢慢停止了写信，改成打电话，但生日节日的“暗信片”还是要寄的。

那时美国打到中国的电话费还比较贵，要几毛钱一分钟，中国那边打过来更贵，而她经济来源就是那点助研工资，要养活娘儿两个，有时还给爸爸寄点医药费，手头不宽裕，所以她一个星期才打一次电话给卫国，每次不超过半小时。

那段时间的电话内容，基本都是卫国考gre的事。她出国之后，就一直催着卫国去考gre，但他总不肯去考，觉得还没复习好。后来她一催再催，连报名费都给他寄回去了，终于把他催得报了名。

她比自己复习考试时还紧张，因为她自己对自己有个底，知道自己复习到了什么地步，能考出什么成绩。但现在是他考gre，她就没那份把握了，从他考托福的情况来看，他还是有学英语的天分的，但gre不光是英语，还有数学，虽然不算很难，但对于一个文革期间上学、数学只学到二元一次方程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他考完之后，她打电话过去询问考试情况，他的情绪很低落：“没复习好，感觉很糟糕”

她安慰他说：“就当是练兵吧。谁不是一考好几次呢？没谁一次就考过的。”

“你就是一次考过的。”

“我是撞大运了。”

“不是撞大运，是你聪明，你从小就聪明，不像我”

“你怎么啦？你也很聪明”

“我一点都不聪明，不是学习的料。”

她壮起胆子问：“你考得到底有多糟糕？”

他有点胆怯地回答说，“太糟了，我没考完，中途就离场了。”

她忍不住叫起来：“中途就离场了？那怎么行？肯定会影响成绩的！”

“不会的”

“怎么不会呢？你中途离场，题目都没做完，怎么会不影响成绩呢？”

“我连名字都没写，根本就没成绩，怎么会影响？”

她差点昏倒，但不敢表现出来，更不敢责备他，只猛做自我检讨：“都怪我，我不该逼着你这么早就去考试”

“不怪你，是我自己太没用了。”

“怎么能说是你没用呢？你没有什么英语基础，能够把托福考这么好，说明你很聪明”

“但我数学太差了”

“你上学时正是文革，学校里根本没教嘛。”

“gre可不管你学校教没教”

“没关系，慢慢来。”

她打完电话又赶着写信，鼓励他再复习再考。

但她能感觉出这次考试对他打击很大，gre仿佛成了他的心病，也成了她的心病。每次她打电话过去，都不敢问他gre复习情况，他也似乎尽力避免说到gre上面去，而以前他是经常把gre里面的问题拿来跟她探讨的。

有时她鼓起勇气问他一下gre的事，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他总是支支吾吾的，像个没完成家庭作业的小学生。

她心急如焚，但不敢逼他太紧，怕又跟上次催他考试那样，催早了，催急了，揠苗助长，弄巧成拙。

不知道有没有“考场失意，情场得意”的说法，但她发现至少贴切地描绘了卫国的情况。考场失败的事发生没多久，就传来了卫国离婚的消息。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她怎么一下想通了？”

“不是她想通了，而是她的情人想通了，办了离婚。”

她仿佛看见那条由“好男人”组成的链子断了个稀里哗啦，不禁欣喜地问：“那他就可以娶她了？”

“应该是这样。”

“孩子跟着谁？”

“都判给了母亲。”

她本来是问维今的，但估计他听成那男人的孩子了，也便跟着问一句：“都？他好几个孩子？”

“嗯，两个，一儿一女，所以他一直舍不得离婚”

“那他还是很爱孩子的。”

“谁不爱孩子呢？”

“你的儿子呢？判给了谁？”

他没回答。

不回答她也知道了答案，本来想安慰他一下，但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心里满是内疚，好像他是为了她才失去儿子的一样。

过了一阵，他主动说：“判给她了，但我每周可以去看他。”

“维今他还好吧？”

“还可以，大概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他长叹一口气，“真对不起他这些年我们没给他一个好的家庭环境让这孩子受了很多苦感情上很早熟”

她安慰他说：“这样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有时比一般人更懂事更聪明。”

“只好这样想了。”

好一阵，她才真正认识到他离婚的重大意义，抱歉说：“对不起，你那边办好了，但我这边一时还不行”

他有点沙哑地说：“应该是我说对不起，如果不是我结那么一个婚”

“现在不是解除了吗？”

“是啊，但是耽误了我们多少好时光啊！”

“现在抓紧就行了。”

“你可别去催着芷青离婚他现在需要你”

“主要是身份问题，别的方面我觉得他已经geover（克服，熬过）了。”

“你别让他丢了身份”

“那你自己抓紧时间考出来？”

“尽力而为吧。”

这个“尽力而为”让她非常不安，但她不好说什么，只能在心里祈祷他会为了爱情爆发出超常的“力”来，然后再去“尽”那个超常的“力”。

不知道是不是她不去教堂的缘故，她的祈祷好像一点作用都没有，祈祷着祈祷着，祈祷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来。

有一次，当她打电话问他gre报名的事时，他好像豁出去了一样，大胆地说：“我不想考gre了。”

“为什么？”

“我已经探出了自己的极限，知道再复习也复习不好了”

她再也忍不住了，像打机关枪一样责备了他一通，说他变了心，说他不愿意跟她在一起，说早知道是这样，她就不出国了，还说她现在就去退学，马上打道回府。

他一句话也没说，任由她责备。等她的机关枪终于打完了，他才说：“对不起，我辜负了你的希望。”

她不依不饶：“我不许你辜负我，我不接受你的对不起，我要你考gre，我要你出国！”

“好的，我听你的。”

正好在那之后不久，芷青被一所州立大学录取了，读电脑硕士。看来芷青在学习方面还是有能力有天分的，以前是没动力，所以总是学不好英语，现在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生死存亡的关头，使劲冲刺一下，就把托福和gre考过了。

芷青打电话来向她报喜，也问起卫国办留学的事，她支吾说：“他正在复习gre”

“我估计gre对他来说比较难，因为他那代人，在学校几乎没学过数学”

她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她听着很刺耳，反驳说：“你不是他那代人？”

“我是啊，但我是那代人里的特例嘛，我爸爸就是搞数学的，我的数学能不好？我的gre全靠数学挣分，我数学部分考了800，满分，但我根本就没复习数学，只看了看题，能把题目看懂就行了。”

她知道芷青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但她就是不爱听，抢白他说：“你吹个什么？你爸爸是数学教授，gre的数学又那么简单，你要不考个800分，真该去跳河！”

他沉默了一会，小声说：“小乖，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向你报一下喜，你不是老急着离婚的吗？现在我被录取了，有了自己的身份，你离婚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这话让她的情绪好了一点：“对不起，我态度不好，主要是他考试的事”

“你别太着急了，也别太催紧了，也许他像我以前一样，还没到时候，到了时候，一定会考好的”

“现在还没到时候？还要到什么时候才算到时候？”

“你看，你看，又着急了吧？你像这样逼他，不怕把他给逼跑了？”

她还真怕把卫国给逼跑了，基本不敢提gre的事，只把芷青被美国大学录取的消息告诉了卫国，原本是为了告诉他现在可以办离婚了的，哪知卫国一听就想到别处去了：“今今，我真的不是出国读书的料，你看芷青，他这么短时间就把托福gre全都考过了，而我呢？搞了这么久”

“他是在美国国内考，分数线要求低”

“但他数学考了满分，而我呢可能一半都考不到”

“你怎么能这么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呢？你怎么不这样想想：既然他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人与人是有区别的，不是他做得到的事，我就一定做得到的，就像有些事我能做到，他就做不到一样。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扯得一般平，我在学习方面，肯定不如他”

她发现自己干了一件蠢事，后悔莫及，赶快从gre上转开：“现在他有身份了，我可以跟他离婚了。”

“干嘛非得离婚不可呢？他一直都是爱你的”

“但是不离婚怎么把你办出来？”

他不响了。

她发现自己又干了一件蠢事，她这样说，不就等于承认自己对他考gre完全绝望了吗？不然怎么会想到用探亲方式把他办出来呢？

她急忙解释：“我不是说你非得靠探亲出国，我的意思是”

他安慰她说：“今今，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很想到美国读书，更想早日到美国跟你团聚，但是我真的是没那个本事，我就在国内读博士吧，也好就近照顾我父亲”

“你父亲怎么啦？”

“他病了。”

“严重吗？”

“肝不好，肺也有问题”

“现在谁照顾他？”

“现在他跟着我”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有段时间了。”

“你怎么不早说呢？”

“早说了干什么？”

她答不上来，愣了半天才说：“早说了我就不会那么逼着你复习gre了。”

“这跟复习gre没关系，是我自己没用，即便没他这事，我也考不过gre，我就在国内读博士吧，我答应过你，一定要读个博士的”

有段时间，她很沮丧，觉得他不够爱她，没有爱到为了她愿意再考gre的地步，没有爱到为了她愿意来美国来打工的地步。但她慢慢就想通了，也许人都是这样，什么事干得好，就愿意干那事；什么事干不好，就不愿意干那事了。

她记得读中学的时候，最怕体育课了，特别是田径运动。她跑不快，跳不高，掷不远，一到田径运动会就发愁，因为老师总是逼着每个人都报项目。她是班干部，不得不带头报名，但每次比赛都是输，有时输到最后一名，搞得她无比仇恨学校的田径运动会，干嘛要开什么田径运动会？还每学期都开？干嘛不多搞搞作文比赛？

那时的体育课也总是考些跑跳掷之类的项目，短跑，六十米，女生好像是16秒及格，她记得班上一个调皮捣蛋的男生总是8秒多就跑完了六十米，而她跑个16秒都是夜晚偷偷练习才达到的。还有长跑，1500米，差点把她的肺都跑炸了，体育老师才给她一个及格分数。

她设身处地体会卫国对gre的惧怕，可能就像她那时惧怕田径运动会和体育课达标一样，每次快到这两件事的时候，她的生活就变得非常凄惨，吃不好，睡不好，干什么都没心思，连做梦都是跑输了被人笑话，没达标毕不了业。

她决定不再勉强他考gre，而是支持他的选择，就在国内读博士，等她博士毕业了，就回国去与他团聚。

他听她这样打算，开心极了，但又很不好意思：“今今，真是太难为你了，愿意为了我放弃海外的好生活”

“海外没有你，还有什么好生活？”

她以为他一感动，就会如法炮制，放弃在国内读博士的计划，再考gre。

但他没有，只内疚地说：“只怪我太没用了。”

也许他的英语用来考gre还不够好，但用来唬国内那些英语更不好的人，还是绰绰有余的。他很容易就考上了本校法律系一名资深导师的博士生，而那个导师录取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英语好，已经替导师翻译了不少资料。

她热烈祝贺他，发自内心替他高兴。

两人在大洋两岸攻读各自的博士，等候着她毕业的那一天，回国与他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