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我刚进入法国文学专业，就学习了口语体语言、叙述体语言以及文章体语言在法语中的差异，了解到在我出生前后，也就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活跃起来的作家之中，有一位叫做路易费迪南·塞利纳1的作家，他把与口语体语言相近的文体带进了法国文学的世界。就日语的文字表述形式来说，指的是众所周知的省略断句法，即省略号……可是，那种只要不切断语句，文章就能够以一直接续的形式持续下去，创造了那种近似于口语的文章的人，就是刚才说到的塞利纳。

当时，我所想到的是以下这些内容：说到日语，口语体语言与书写体语言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不是吗？在我国，明治时代出现的言文一致文体，也就是将书写体语言与口语体语言合而为一的那种文体，不是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吗？我还回想起，在养育了我的那座靠近四国山脉中央部的小村子——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现在叫内子町大濑）里，身为孩童的我感觉到存在着两种语言。其一是每天说话的语言，在我的印象中，这种语言是作为那些没有权利的弱势者的语言而被创造出来的。这些被村里的大人用于回答权势者问话的语言，确实有一种卑屈的感觉，无力顾及自己的伦理观。尽管我还是孩子，却也意识到，在生活中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是无法进步的。

那时还处于战争时期。我家从上代传下来的行业，是把作为纸币原材料的黄瑞香那种植物的纤维进行精制并交送内阁印刷局。为了把这些原材料交送出去，需要将其做成具有一定重量和体积的捆包。我父亲为此设法制作了一台设备，用那台设备捆包，有关方面决定将其作为爱媛县“大后方”民间产业的一个小小实例进行展示。县政府的知事便来视察了，他的部下命令我父亲用那台设备演示捆包过程。在实际工作时，那台设备需要两个人从两侧保持压力的平衡，可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家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都被征集走了，只留下父亲一人在家，父亲就表示“无法操作”。同知事一起来的警察署长却用“你这家伙，给我演示！”或是“给我演示！”这样的语言命令父亲。我知道父亲是在赌气了，他站了起来，在设备两侧往返来回地走动，开始设法操作那设备……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意识到在口语体语言中，存在着拥有这种权利的人用于强制别人的语言，以及弱势者无力反抗的语言，我的父亲就属于那种无力反抗的人。

说到弱势者的语言，记得当我母亲问及“这件事怎么样呀？”时，对方就会答以“还行，只是……”然后便不再答理。“还行，只是”这句话语中有两个意思，在说了“那件事还行”之后，如果再缀上“只是”以进行强调，那就有了“还行，只是也还有问题”这种保留性语义，其中便包含了否定的意思，我也就无从知道母亲的判断了。这就是村子里常见的口语体语言。那时我就在想，用这样的语言交谈可不行。

——细说起来，对于大江先生而言，所谓“物语”，据说您在老家主屋后的独间里，让祖母和母亲用唱歌一般的冷静语调讲述的“奥福”传说，是您最初听说的故事吧。您在《我这个家的历程》中是这么写的。

是的。而且，那个“物语”的讲述方式之所以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平常使用那种暧昧的口语体语言的母亲和祖母，此时却在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讲话口吻为我讲述村子里的传承故事，有关村里小小历史的故事。于是，讲述那些故事时的说话口吻，当然也有让听者产生兴趣的用意，使得话语显得非常清晰，与平常讲述事实以及信息时完全不同，是在有意识地对内容进行编排。作为听众，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存在着像这样讲述物语的口语体语言以及日常会话的口语体语言，而最为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注意到叙说方式，并用那种经过选择的叙说方式来讲述已经被说过很多遍的事物，这就是讲述物语故事的方法吧。因此，我决定完整记下母亲和祖母所说的那些话语，还曾记录在了纸面上。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该漏听并应该记录下来的话语……早在您还幼小的时候，您就自觉到了这一切。那个“奥福”物语故事，当然也是极为有趣，非同寻常。据说您每当倾听这个故事时，心口就扑通扑通地跳。由于听到的只是一个个断片，便反而刺激了您的想象。

是啊，都是故事的一个个断片。祖母讲述的话语呀，如果按照歌剧来说的话，那就是剧中最精彩的那部分演出，所说的全都是非常有趣的场面。再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主轴。而形成那根大轴的主流，则是我们那地方于江户时代后半期曾两度发生的暴动，也就是“内子骚动”（1750）和“奥福骚动”（1866）。尤其是第一场暴动，竟成为一切故事的背景。在庞大的奥福暴动物语故事中，祖母将所有细小的有趣场面全都统一起来了。

奥福是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他试图颠覆官方的整个权力体系，针对诸如刚才说到的，其权力乃至我们村子的那些权势者。说是先将村里的穷苦人组织起来凝为强大的力量，然后开进下游的镇子里去，再把那里的人们也团结到自己这一方来，以便凝聚成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场暴动的领导者奥福，尽管遭到了滑稽的失败，却仍不失为一个富有魅力的人。我就在不断思考奥福这个人的人格的过程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奥福”就是其后在《同时代的游戏》和《m与森林中的奇异故事》等作品中，经过种种变形之后存在于其中的那个人物吧。在大江家，家长为孩子讲述物语故事以及孩子倾听那些传说，应该是作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进行的，不过，据说曾是士族的大江家祖先，您都听说了哪些内容？

我从祖母那里只听说，曾祖父曾在下游的大洲藩教过学。他处于汉学者的最基层，值得一提的是，他好像属于伊藤仁斋1的谱系，因为父亲也很珍惜《论语古义》以及《孟子古义》等书。我也不由得喜欢上了“古义”这个词汇，此后便有了《奇怪的二人组合》这三部曲中的kogi2,也就是古义这么一个与身为作者的我多有重复的人物的名字。

——另一方面，大江少年无意间注意到柿树枝头闪烁着光亮的水滴，“受到了使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足以发生巨大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显然，我借助那微微颤动着的柿树叶片，发现了围拥着峡谷的那座森林的整体状态。如果我总是不去细加观察的话，这一切便不值一提，换言之，便都是一些死物。因此，我现在无法不去注视那些树木和小草。于是，作为被周围深深吸引了的心不在焉的孩子，我被国民学校3的校长给盯上了，几乎每天都要遭到殴打。尽管如此，我也不打算改变自己生活方式中的这个新习惯，及直到战后，在长时间凝视着观察雨水的水滴之后，写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首‘诗’（引自《我这个家的历程》）。”

这首诗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以下四行：

雨水的水滴上

映照出外面的景色

水滴之中

另有一个世界

这个用眼睛仔细观察世界的儿童大江健三郎，早在刚满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于世了……

是啊，被老师叱责是一个转机，使得我体会和觉悟到“如果不认真观看，就等于什么也没看”。这就是我自己发现的、我少年时代的智慧。此外，我还早早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要把自己看到以及想到的事物，用语言表述出来。至于写下这首“诗”的起因，我记得很清楚，刚才已经引用过了。当时我在国民学校四年级，好像发生了一连串对我非常重要的变化。

首先，我发现了何为“思考”。那时，我认为人们只要进行思考，便也能够在转瞬间作出回答，一如电子计算机那样，只要按下键钮，无论三次方程式还是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即时解答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所谓思考，因而尊敬能够当场如此答复的人。所谓思考，就是运用像是上苍降赐的能力进行回答，可自己却是那种不慢吞吞思考便无法得出结论的无能之辈。我注意到，唯有运用语言将其一个个累积起来并使之不断清晰和加强，才是在进行思考。当时我还有另一种感觉，总觉得自己的梦想已经破灭了。

也是在那一时期，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仔细观察事物的人。那时我们曾步行一个小时左右前往海边的一个小镇，远足归来后，老师让写有关大海的作文。我是这样写的：“我为自己生活在山里而感到庆幸。假如我家在海边的话，波浪就会总在眼前滚动，涛声也将回响在耳边，那可就无法安静地生活了（笑）。”于是老师就告诉我：“对于居住在海边的那些人，你所写的这些内容是很失礼的。”他还说，“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子并在这里生活，却觉得山村里的人粗粗拉拉、吵吵闹闹。”

我对老师的话语感到不满，回家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气得连晚饭也没能吃下去。早晨起床后肚子早已经空空荡荡，便沿着我家屋后那个叫做弯拐河滩上的铺石小道，往下面的河滩走去，摘下柿树上已经成熟的果实吃了下去。一边吃着那柿子，我一边看着河对面的山体。四周好像并没有起风，可山林中树上的枝头却在摇摆，树梢也在摇摆。此前我认为静止不动的山林，却在如此摇曳、摆动。接着，我转而注视眼前的柿树树叶和细小的枝条，它们已经被露水打湿，而自己正映现于那露水之上。看着眼前的景象，我意识到此前从不曾认真观察过，也不曾仔细倾听过，却深信不疑地认为山中是寂静和静止的。

于是当时我就在想，今后要认真观察事物，也要仔细倾听声音。不久之后，便开始热心于观察外界事物，以至被大家说“只要和大江一起行走，他不一会儿就停下脚步，或是观看或是倾听，真是个滑稽的家伙”。

——令堂亲手把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及《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交给你，也是在那个时期吧？

得到那两本书，是在稍早一些时候，因此当时已经认真过了。“观看”和“倾听”，是将零乱的事物连接起来，而这种连接之中，便有“物语”故事了。让我再度清晰地意识到理解了这个规律的，正是那些书，它们发挥了很大作用。

——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应该是一九四四年，当时正处于太平洋战争末期，而且，在您祖母于那一年去世之后，令尊不久后也突然亡故了。村子里还发了大水。那是一个现实社会在你的视野里急剧展开的时期吧？

就像你所说的那样，父亲和祖母都是一九四四年死去的。我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因此，是在我九岁的时候。

当时祖母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经常作出死去的模样，或是吓唬我们，或是逗我们发笑。后来当她真的死去时，倒也没有感受到过于强烈的冲击。

然而，父亲……在立冬前一天，孩子们转着圈用稻草扎成的棒子敲击地面，为了给他们派发赏钱，父亲一直在客厅里喝着酒，直至夜深。作为家里的孩子，我就坐在父亲的身旁。父亲平日里并不与我多说话，可那天晚上却对我讲了许多。听说，父亲当天夜晚还对母亲说起过，说是我的话语非常有趣。就在那天深夜，父亲亡故了。估计是心脏麻痹。翌日一大早，母亲就起了床，对我们说：“爸爸去世了，因此你们不能面向西方吐口水，男孩子不能站立着小便。”不久，帮助料理丧事的四邻来到家里，母亲便将父亲穿用过的西装等物品送给了那些邻居。那些换上父亲遗物以为纪念的人，便着手葬礼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在想，啊，“世界”就是这样在改变呀！

说到我自身，是一个并不被村里的小伙伴们敬重的孩子。不过，由于父亲的去世，那一天便被赋予一种特别身份。当时村子里正流行踩高跷，岁数大一些的孩子做了一副高跷，就请我优先踩用那高跷。那可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跷，踩在那上面都能看到家里二楼窗子里了。我还记得，踩着那高跷行走起来，村子的景观在眼里就完全变了模样。

那一年暴风雨频发，尤其在秋天的台风季节里，好像每个星期都在下大雨，刮大风。我家屋后的小田川也动不动就泛滥成灾。那一阵子，只要一下雨就停电，我们几个孩子便在黑暗中围坐在母亲周围。家里点上忽明忽暗的蜡烛，屋外刮着大风，整座森林都被大风吹得呜呜作响，河水也发出巨大声响涌流而下。那是一九四四年，由这个国家发动的战争正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就连孩子们也听说了这一切。当时，母亲经常独自待在记账的房间里，叹息着“该如何是好呀？”，我在心里则一遍遍地回答说：“已经走投无路了！”父亲去世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会如何，不知道国家又将走向何方。我们陷于这种不安的、恐惧的、即便抗拒也随之被拒之一旁的暴力性现实之中。我知道了这一切，是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这两年间。

——你们兄弟姐妹当时处于什么状态？令堂又是怎么鼓励健三郎这个少年的？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七人，最上面是姐姐。我叔叔当时在满洲的新京1那座中国东北部的大都市经营古董，刚才说到的大姐就去了那里当帮手。大哥那时是海军预科练习生，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却为加入海军航空队而接受了专业训练。我的二哥在松山的商业学校读书。再就是比我稍微大一些的二姐，然后是妹妹和弟弟，另外还有我。因此，能够指望得上的男丁，家里也就只有我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对于母亲来说，竟没有一个可以靠得住的人，又存在粮食不足的问题，于是母亲在我家与河流之间的河滩上开拓出旱田来，在那里种上蔬菜，面色阴暗地劳作不休。

——那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啊……很多作家都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各自写了十岁前后有关战败的记忆，这是因为有着强烈的时代刺激的缘故吗？

从学龄说来，同属于一个年级的人之中，有剧作家井上厦1。他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在他父亲去世后，便由他母亲一手拉扯着长大成人。他生活在都市里，而我生活在山村中，我们都经历过生活的种种变故，度过的少年时期多有相似，因而我对他抱有一种亲近感。尽管自己显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却没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也不在公司或政府里工作，经历了波折四起的青年期之后，最终成为了剧作家的，是井上厦先生。比我小上两岁，孩童时代好像在横滨遭遇了大空袭的，则是古井由吉2先生。此人是德国文学专家，却辞去了大学教师的工作，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们在巨大的变故——经历过战争，那战争后来因战败而结束，进驻军以及占领军来了，新的国家体制开始建立——之中度过了十岁至十四岁那几年光阴，因此，我们知道社会是变动之社会，我们的心境难以稳定。至于稳定的未来以及社会的繁荣，则是连想也不曾想过。战争以及战败前后那些巨大变故，造就了我们这些家和剧作家。早在孩童时代，就已经知道“物事变故”，而这一切对于想象力的生成和发展是非常有效的。

还有那位虽是巴勒斯坦人，却生长在埃及，后来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终生在纽约担任大学教授的爱德华·萨义德1，他也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后于二〇〇三年故去了。作为巴勒斯坦人，他作了具有社会影响的发言并付诸行动，度过了确实屡经波折的人生。他是一个境况优裕的家庭的儿子，接受了精英教育，确实是一位与我年岁相同并具有同辈感觉的友人。

——在日本，这也算是度过向战后学制过渡的初中、高中时代的那一代人了。

是这样的。我六岁时进入的那所学校，叫做大濑国民学校，是仿效德国学制的产物，在战争结束后又持续了两年。我和井上厦先生同属于一个孩子群体，进入国民学校学习，其后又从国民学校毕业的那个唯一的孩子群体。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一九四六年颁布新宪法并于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实施。与此同时，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并成立了新制中学。如果我们村子里不成立那种新制中学，我就无法继续升学了。当时，从我们村子步行可及的周边地域内没有旧制中学，如果要去上学，就只能在松山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来于学校了。而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哎呀，就只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了。由于父亲故去，我对继续升学之事便断了念想。然而，村里却建立了新制中学，于是所有孩子就都可以继续升学了，我也欢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学校。据说教育基本法是孩子们今后的教育之根本，我便请老师让我看了看，还将其抄写在纸上，觉得这是为孩子们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尽管这部法律面对的是国家，而非我们孩子（笑）。

老师们也非常热心地学习崭新的民主主义体制，经常对我们说什么“你们，要自主性地去干！”、“要民主性地去干！”等。那时，我被推选为儿童农会的负责人，也办了个小小的实业，是职业课老师和我一起做的。我们俩从大人的农协那里借来当时的十万日元，搭建了设有哺育鸡雏大温箱的小屋，养了两百只小鸡并卖给了农家。

其后，我加入新组建的棒球部并担任游击手。那时又能读书，又能自由自在且充实地生活。初中毕业后，便自然而然地升到了邻镇的新制高中。

——您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升入高中的，当时还处于占领之下，可以想象，战后的混乱以及粗野的氛围，在农村的各个角落也卷起了形形色色的漩涡了吧。翌年，您从当地的县立内子高中转学到松山东高中的高二年级，这其中有什么缘故吗？

根据爱媛县辖内的学区制划分，此前去了松山、宇和岛、大洲那些近郊的学生，要回到原籍所在地转入本地的高中。在高年级学生里，也有一些人曾当过军队的预科练习生，这种人纠集在一起，扩展了借助暴力控制同学的网络，一旦被高年级或棒球部里那些不良少年的小团伙给盯上，就会吃上很大苦头。我的身上原本就有一种无所顾忌的个性，加之在新制中学所感受到的自由氛围，便不加思索地在作文里写了棒球部那些倚仗暴力的事例。于是，我也被画入了被盯梢的那类同学，虽说也曾进行一些抵抗，却还是觉得没必要再在这所学校里待下去了。我就向母亲说了自己的想法，母亲便表示“那也可以吧！”现在细想起来，估计母亲曾去学校和校长先生商量过此事。高一第三学期时，班主任就对我说：“已经定下来了，你就转校去松山吧。”我觉得，老师大概是想从遭受校内小团伙迫害的学生中拯救出一个人来，况且，校内这个小团伙与镇上的不良少年好像也有所勾结。这位老师还帮我寻找可以租住的民房，母亲也四处筹措费用，我就这样转学到松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