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印度朋友在一起时，经常向他们介绍我家乡的民风、民俗，他们都很喜欢听。曾经有一个印度朋友问我：“你打算一直在印度学习下去吗？”

我开玩笑地说：“你的意思是希望我早点儿回国吧？”

他带着一脸被错怪的表情急忙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没考虑过到一些发达的地方去弘法吗？”

他的话想来还是有些道理的。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人就能够生存下去。只是人在基本生存条件得到保证后会衍生出不同的欲望，正面的欲望会促成种种美好的追求，从而产生出努力进取的心态。但我当时并没有考虑那么多，我当时的欲望就是想听到或看到祖国的消息，我想这种欲望完全可以算作是一种正面的欲望吧？

那时我们刚到南印度，记得有一次几个喇嘛带我到一个印度人那里去看电视。一路上我的脑海里全都是家乡播出的电视节目，我想在电视里能够看到家乡的变化。我就问一个喇嘛：“在印度能看到中国电视节目吗？”

他耸耸肩，抖动着大胡子回答说：“这个嘛，要看印度人的卫星接收器了，有时候可以收到，但是通常时候，别说中国的节目，连任何一个国家的台都收不到。”

我顿时有些沮丧，内心忐忑不安，随即却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希望，一路上祈祷着希望能收到中国的节目。

到了之后，我们推推搡搡、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印度人的家里，那个印度人却伸出舌头表示很抱歉。我们的心一下子彻底凉了，所有的希望都在见到那个印度人的表示后灰飞烟灭，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我心中不悦，不由得埋怨喇嘛：“你还说什么可以看到我想看的节目，连个电视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喇嘛只好安慰我说：“不用担心，下次我保准你能看到你想看的电视节目。”

正在这个时候，那个印度人从身后跑了过来喊住我们，大声叫道：“有信号啦！有信号啦！”一边叫一边向我们招手，看电视的希望再次被点燃起来。

我们便跑了起来，一个比一个快，简直像是孩童时听见老师宣布放假的消息一样。每个人找了自己的座位，遗憾的是只有外国的几个频道。于是我叫喇嘛去转动那个接收器，喇嘛又跑到印度人的房顶上开始挪动接收器位置，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家乡的一个频道，听到了熟悉、亲切、标准的普通话。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在播送香港回归的节目，我的手托着腮帮忘情地看着电视屏幕。我的喇嘛焦急地催我充当翻译，我目光急切地望着电视，同时兴奋地告诉他：“香港回归了，正在奏中国的国歌呢！”

太令人激动了，我的情绪已完全融入了那种欢庆的气氛中。

我一看他们全都用诧异的目光望着我，我便带着掩藏不住的笑容，睁大了眼睛紧盯着他们说：“你们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奇怪地看着我？我说的是实话啊。”

他们终于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我一系列有趣的举动让他们觉得像个孩子，那时我激动的心情的确与以往大不相同，所以喇嘛们也都忍不住笑了。在一个成人的身上显现出天真无邪的神情，总会意外地让平时身边的人惊喜地发现某种潜藏在心灵中的纯真。

那时，对家乡和祖国的思念之情让我很想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视机，这样我就可以把祖国和家乡时刻放在眼前，朝夕相对。随着这种想法的越来越强烈，我暗暗下决心，要去买一台电视机。

我不经意间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的几位同学，凑巧的是，佛学院还有很多对新事物充满着好奇、易被新奇事物诱惑的活佛。他们对于电视机的渴求和我的出发点虽说不同，但是对于电视机却也都是日夜期盼，也对电视有着特殊的依恋之情，总想把电视搬到佛学院的宿舍里。我们筹措这个计划很长时间后，大家都掩饰不住兴奋，巴不得马上落实，这个秘密让我们每天都激动不已。

计划其实很简单。根据我的构想，将会有一台载满大家希望和梦想的电视机，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悄无声息地进入我们的宿舍。此时，老师们和管家都正在梦中和佛祖谈心；而我们，守着那个先进的机器，喜不自禁。

但是这一切是建立在巨大的风险上面的，因为佛学院对观看电视的时间是有规定的，过了时间就不准再看了。我们也一贯遵守着这个规定，但是心里的想法却愈发坚定起来，仿佛这个计划是我们神圣的使命，非得实行不可。就这样，我们的计划布置得更加周密了。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如何把电视弄到宿舍，还要从住持那里蒙混过关，且不能影响到隔壁寝室的活佛。万一被发现了，就会轰动整个佛学院，我们的秘密就会不攻自破，也会惊动到住持。要是被住持发现了，不仅等于计划失败了，还意味着我们将要受到处罚。这个代价是很惨重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做到万无一失。

两个活佛负责从外面将电视抱回来，要从院子外的窗户搬进来，而我负责在宿舍里接应，另一个活佛在正门望风。我的风险暂时是最小的，但是出了事大家还是要一起扛，他们被抓了，我也逃脱不了。

就等着行动了。行动计划被我们这几个自作聪明的活佛用口头演习得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