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就回新加坡了。”晓琳说完这句话时，那股兴奋劲消失得干干净净，一眼不眨地盯着我。

我看到她的眼圈已经有些红了，便笑着安慰她：“没关系，既然这么有缘，还会见面的。”我轻轻地拥抱了她一下。

她的朋友在路的对面催她：“晓琳，快一点啊，你走不走了？”晓琳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依然痴痴地看着我。

我朝对面她的朋友挥了挥手，算是打了一个表示歉意的招呼。然后我便劝她：“回去吧，我不是说了吗，这么有缘，还会见面的。”

晓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想要说什么，但没说，迟迟疑疑地转身向对面走去。她已经走到了路的中央，突然又跑了回来。

“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她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轻声地说。

“好的。”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了她。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记住啊，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她一边朝马路对面跑，一边回头。她们走出很远后，她依然做着打电话的手势。我也朝她做着同样的手势。

回到学院不久，晓琳便开始给我打电话。每天我在宿舍里都能接到她的电话，在一定时间里，那部电话似乎成了我的专线。每次我都要陪她聊很长时间，有佛学方面的、人生方面的、双方近期的一些情况等等。她总是在临结束时告诉我：“每天放下电话我都能睡个好觉，这电话就是我的安眠药。”

我们的电话聊天大约持续了三个月左右，正好我三年的课程结束。当我把去新加坡的决定告诉她时，她在电话里半天没说话。我只能听到话筒中传来时断时续的噎气的声音。我有些奇怪，怎么忽然不说话了？我“喂”了半天，终于传来了她的声音：“我听到了。”

“怎么了你呀？”我着急地问。

“没什么，你早就该把这个决定告诉我，自从那次你给我讲完佛祖的故事后，我一直没敢劝你来新加坡，这回好了，你终于决定了。”

我听出她说话的声音和一开始通话时的声音不一样了，现在这种声音是一个人刚刚哭完发出的那种声音，鼻音很重，还有点像鼻塞时发出的声音。

“你哭了？”

“嗯。”

“……”

过了一会儿，她说：“一切都不用你操心了，手续我帮你办，我很快就去接你，等着我。”

有时我想，一定是前世的因缘，使我认识了一位这么好的女孩。现在一想到晓琳，一种温情便会在我的心中涌动，我说不清那是友情还是兄妹之情，这些年我一直珍存着这份情感，并且会永远地珍存下去。

其实，我能够最终决定去新加坡，与晓琳当初的劝说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虽然当时没有同意她的建议，但她的那些话在我的意识深处对我的决定还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在我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时，是晓琳陪伴着我度过了那段忐忑不安的时光。好久没联系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很挂念她。

终于，一切机缘都已经成熟，晓琳来了，她帮我将我和我随从喇嘛的所有手续全办妥了。

1999年，在我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历时三年的印度佛学院的学业以后，晓琳带我离开了印度。

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印度，告别了佛学院，告别了值得我永远尊敬的桑巴老师。临别前，我将我三年来的大部分物品都分别赠送给了我的活佛同学。当我把宿舍里那些我非常喜爱的健身器材送给一位印度同学时，他很伤感地对我说：“盛噶仁波切，你这一走，不知我们还有没有再见面的因缘了。今后一提到中国人，我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你。”

我开玩笑地说：“你老兄不会是因为收了我的礼品才会想着我的吧？”

“我是说中国人的这个！”他用手指点着自己的胸脯，接着说：“中国人的心胸……了不起！”

这时，几位曾经嘲笑过我是“乡巴佬”的同学也围了上来，有的拉着我的手，有的拥着我的肩。

其中一位说：“盛噶仁波切，现在就要分手了，我告诉你，你的心是我认识的人中最真诚的。”

……

人越聚越多，我的宿舍已经挤满了送别的人。

当大家簇拥着我走出宿舍的大门，一切都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默默地望着我。我一边面对着他们摆着手，一边朝后退着，一步一步地退出了佛学院的大门。

我仍在微笑，仍在尽力展露着喜悦的表情，我要把自己最幸福的形象留给这些同学，留给我心爱的佛学院。

那天，没有人发现我的泪水。

我想起了当年离开康巴时的情景。那时的我虽然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却只是一个还未完全成熟的少年，根本想不到面对人生的抉择将会需要多少的勇气和多大的决心。三年，仅仅三年，变化竟这么大。我不仅对佛法有了更深的了解，对现实有了更多的认识，而且我对自己的奋斗方向也更加明确了。

最值得欣慰的是，这三年的求学生涯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活佛的身份只是一种外在的象征，并不重要，而能否达到佛的精神境界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晓琳以及我的喇嘛们已经坐进了赶往机场的车中。我打开车窗，把头伸到外面，忽而仰头看天，忽而四处眺望。来不及细看了，只能浮光掠影地抓紧时间把眼前的一切印在我的记忆中。但印度的风土人情、千层佛塔、万尊佛像，还有珍贵的菩提树、金灿灿的转经筒，早已存入了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