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固定的休闭去处，至少男人们是这样。在城里时，我便到国家艺术惧乐部闲逛，和文雅而讲究的人们一起啜饮雪利酒。我前妻对此也难以理解。出城到了这儿，我常去一个叫老城酒馆的地方，尽管我一般避开这类加了许多不发音的后缀“e”的仿古店名。我认为政府应该分配一千个不发音的“e”到新英格兰和长岛，当这些被分光后，就投入可以再用了。不管怎样，老城酒馆位于马蒂塔克商业区，那地方很棒，有一街区那么长。老城酒馆挺不错，基本造型类似于早期的船只，虽然事实上它是一个离水一英里远的城中酒吧。所用木材色泽黯淡，地板由橡木铺成，我喜爱的是琉璃色的玻璃灯笼，那令人心旷神情的曼妙清辉洒满了整个空间。这样我在老城酒馆里，呆到快十点了。星期一晚上的人群正在观看一场草地上的檄揽球赛，达拉斯队对纽约队。我的思绪便在比赛、双人谋杀案、食物和那有着健身器造就的紧绷的屁股的女招待身上跳来跳去。我穿的比早些时候更齐整了，换上了晚间的盛装：棕色“拉维”牛仔裤，蓝色“拉尔夫”马球衫，正宗“斯柏利”帆布便鞋，“海恩斯”全棉内裤。我看上去像是某名牌广告。坐在吧台旁齐胸高的桌边的凳子上，这个角度看电视很好。面前放着我喜欢的美食——奶酪汉堡、法式炸土豆、土豆皮卷、辣酪玉米片、水牛鱼翅，还有一瓶啤酒。焦焦黄黄好一种和谐的搭配。县警局的彭罗斯侦探悄无声息地从后面走上来了，接下来我便发现她正坐在凳子上，面对着我，手中一杯啤酒，脑袋挡住了屏幕。她注视着我的晚餐，我看见她的眉毛弯起来。她把注意力转回到我身上，说：“麦克斯想我也许能在这儿找到你。”“你要来点炸土豆吗？”“不，谢谢。”她迟疑着，然后说：“我想我们在那儿没开好头。”“废话。我不介意被自己的枪口对准。”“瞧，我一直在对麦克斯讲，我也一直在想……如果镇上要你当顾问，我同意，如果你想把什么你认为有用的东西传给我，随时来电话。”她把名片递过来，我看了看，上面写道：贝思·彭罗斯侦探；下面是：重案组；再下来是她的办公室地址、传真号、电话号码、诸如此类；在左边有一个萨福克县的印章，“自由与独立”的字样围绕着一头样子可怕的公牛。我评论道：“你的这幅肖像不怎么像你。”她瞪着我，牙关咬紧，深呼吸时鼻孔张开来。但她保持着令人钦佩的冷静。我可能是惹她恼火了。我斜倚过桌面，直到我们的鼻子只隔了一只足球那么远。她身上很好闻，一种健康的气息，带了点肥皂昧。我说：“瞧，贝思，废话少说，你知道我认识戈登夫妇，去过他们家，坐过他们的快艇出游；或许我还见过他们的朋友和合作者；或许他们向我展示过一点儿工作情况，因为我是个警察；或许我知道的比你和麦克斯加起来还多；或许你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于是你意识到要赶我走，现在麦克斯恼你了，你又到这儿来道歉，你允许我把我所知道的打电话告诉你。哇！多好的一个机会。可是，如果我一两天之内不打电话，你就要把我弄到办公室进行正式审问。所以，让我们别假装我是个顾问，你的搭档，你的弟兄，或者一个心甘情愿的线人。告诉我你何时何地需要从我这儿拿到一份阐述报告吧！”我往后靠回去，把注意力转向土豆皮卷。彭罗斯侦探静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明天，我的办公室，”她敲了敲名片，“上午九点，别迟到。”她站起来，放下啤酒走了。纽约队持球，在三十码线上，比分三比六。那个白痴四分卫把“炸弹”扔到了五十码以外，丢进了该死的风中，球像个古德叶阻塞气球一样悬在那儿。三个接球手和三个达拉斯队员在下面拍动着手臂，跳来跳去，像是在求雨或求什么似的。“对不起。”“坐下。”她坐下了，但为时已晚，我错过了那一下截球。运动场上和酒吧里的人群疯了似的。吧台旁的家伙们喊着：“阻挡传球犯规！”尽管并没有黄旗亮出。达拉斯队员把球踢回五十码线内。我看着慢镜头重放，没有犯规。有时我希望我能像这样把我的某部分生活慢镜头重放。比如我的婚姻，如同一系列不利的裁判。她说：“我要回到现场去，一个从农业部来的人要在十一点见我，他从曼哈顿来。你愿意去吗？”“你难道没有一个搭档可以去烦吗？”“他正放假。来，侦探，让我们从头开始。”她把手伸出来。我和她握了手。她的皮肤暖暖的，我的心燃烧起来，又或许是辣酪玉米片引起的反应吧。四十岁以后就很难说清了。我握了一会儿她的手，注视着她那张完美的脸庞。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同样肮脏的想法闪过我们的脑际。她首先打破了这种对视。必须有人这样，否则会变得滑稽不堪。可爱的女招待走上来，我要了两份啤酒。女招待问我：“你还是要一碗辣椒吗？”“更多些。”她收走了几个盘子，去拿啤酒和辣椒。我爱这片乡村。彭罗斯侦探评论说：“你一定有个铁打的胃。”“事实上，从我挨枪后，我的胃整个就被拿掉了。我的食管连在肠子上。”“你是说你的嘴直通肛门？”我抬起了眉毛。她说：“对不起——这太粗鲁了。我们重新开始吧。”“那于事无补，转过来看比赛吧。”她转过来，我们边看比赛边喝啤酒。在七平的中场时间，她看着手表说道：“我必须去见那个农业部的人。”如果你想知道农业部这件事，普拉姆岛上的研究中心是一个农业配置部门，处理畜疾、炭疽病所有这些事情。但据传不止这些，远远不止。我说：“别让农业部的人久等。”“你想一道去吗？”我考虑了一下这个邀请。如果去，我会更深地卷人这件事，无论它是什么事。从正面讲，我喜欢侦破谋杀案，我也喜欢戈登夫妇。十年来我一直办理凶杀案，我已经把二十六个谋杀犯送进了监狱，最后两个家伙却正好趁了新的死刑法之便。这新法为凶杀案又增添了一个新向度。从反面讲，这事有点儿不同，而我又不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而且，一个农业部的家伙，像大多数政府官员，不会抓谁在夜间工作，所以这家伙很可能是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或国防部情报处这些地方的人。这没什么，今晚或明天将会来更多的他们的人。不，我不需要以一星期一美元、或一天一千美元，或任何价钱来接这案子。“侦探？喂？”我看着她。你怎能拒绝一段美妙的十点钟的光阴呢？”我说：“我在那儿见你。”“好的，啤酒多少钱？”“我来付。”“谢谢，再见。”她朝门边走去，正是中场时间，老城酒馆中五十来个人终于注意到有一个令人难以思议的宝贝在场。周围响起了一些口哨和邀请声。我看了一会儿中场插播节目。我但愿他们已经把我的胃拿掉了，因为它现在开始往溃疡处灌注酸水。辣椒来了，我几乎吃不完。我开了两瓶占塔克，又一瓶马洛斯，虽然胃病医生说不能混起来喝。事实上，我曾一度强壮的身体，自从四月十二日的事故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我的饮食，睡眠习惯从来都不好，离婚和工作对之也有所损害。我开始感觉到真的四十多岁了，开始意识到死之隐患。有时在梦中，我记得我躺在水沟里自己的血液中，或躺在下水道里，想：“我正在水道中打转，正在往下滑呢。”反过来，我又开始注意诸如屁股滚圆的女招待一类事。当贝思·彭罗斯走进酒吧时，我的小傀儡竖起来膨胀着。真的，我在康复，而且我以前一定比戈登夫妇身体状况好。我想了一会儿汤姆和未迪的事。汤姆是一个博士，不介意用啤酒和葡萄酒来杀伤脑细胞，烤得一手好牛排。他是一个现实的家伙，从印第安那，或伊利诺斯，或其它讲话带有他们那种鼻音的地方来。他对工作热情不高，并以工作的危险性为笑料。像上星期当龙卷风扫向这一带时，他说：“如果它击中普拉姆岛，你可以称之为炭疽龙卷风，我们就可以拍屁股走路了。哈。哈。哈。”朱迪，像她的丈夫一样，是个博士，一个中西部人，不做作、脾气好，精力充沛，风趣丽优雅。约翰·柯里，像所有遇见她的男人一样，爱过她。从他们到这儿的两年来，未迪和汤姆看来已经非常喜欢这个滨海省城。而且他们似乎很爱玩机动船；并已经进入了匹克尼克历史学会。此外，他们被酿酒厂迷住了，成为长岛的酒类鉴赏行家。实际上，他们与一些当地的酒商交上了朋友，包括弗雷德里克·托宾，那个常在别墅里推出豪华聚会的人。我作为戈登夫妇的客人也曾参加过一次。作为一对夫妇，戈登夫妇看上去快乐、相爱、体贴而坦诚，具备所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标准行为特色。我真的从未发现过他们之间有什么偏差。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完美的人或完美的夫妇。我在记忆中搜寻着诸如致命的缺陷的事，这类事导致人们的被害。毒品？不可能。不忠？有可能。钱？他们没多少钱可偷。于是问题又回到工作上来。我思索着这件事。从表面看来像是戈登夫妇在出售超级病毒时，事情搞砸了，他们就被结果了。沿着这条线想下去，我记起汤姆有一次对我透露：除了感染疾病之外，他最大的担忧是，有一天他和朱迪会从船上被绑架。一艘伊朗人的潜艇或什么玩意儿会冒上来，把他们掳走，于是他们就音信全无了。这对我来说有点儿不着边际，但我记得戈登夫妇的头脑中一定有许多别人想要的东西。因此，可能发生过的事是：谋杀者起初想进行抢夺，但出了差错。我考虑着这种可能。如果谋杀与工作有关，那么戈登夫妇是无辜的吗？或者他们是出售死亡换取金钱的叛徒吗？他们是被外国势力，还是被家门附近的人所害呢？在老城酒馆的噪音、中场时的废话、脑子里的啤酒、肚子里的酸水的影响下，我尽力仔细思索这件事。我又要了一杯啤酒和一杯马洛斯酒。胃病医生从未说明我为什么不能把它们混起来。我努力想像着那不可想像的事情：英俊快乐的汤姆和美丽而富有生气的未迪会把瘟疫出售给一些难以对付的人？或者想像一个充满了疾病的蓄水池，又或许纽约，或华盛顿上空的播种机，或成千上万的人病了，快死了，或已经死了……我无法想像戈登夫妇会这么做。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个价值标准。我过去奇怪他们怎么租得起这样一所水上房屋，又买了那艘昂贵的艇。现在我可能知道他们如何或为什么需要一只快艇和一瞳有私家码头的房子。这么一来所有的疑问都豁然开朗。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要相信这种显而易见的推测。我多给了“健身器”女士一些小费，回到犯罪现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