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科医师协会会员、医学博士玛格丽特p温德姆讨厌排队。（）不幸的是，她既不是外交人员，也不是国会议员，所以只得和其他平民百姓一样，在首都机场等着领取行李。接着，她到了机场出口，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去拦出租汽车。

她说了好几遍以后，那名满脸怨气、来自第三世界的司机才承认有一个首都大学医院。经过一路折腾，出租车把她扔在了首都大学医院急诊室门前。温德姆医生拎着短途旅行包，像大人物一样阔步走进了入口。她在护士工作台前停下，找来带班的护士长，报上了自己的姓名：“我是玛格丽特温德姆医生。请叫一下穆尔医生。”

西尔维亚布拉萨德一眼认出了她。

“你是卡伦的妈，对不？”

温德姆医生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皱了皱眉，但还是点了一下头。

“随便在哪里我也认得你。她长得很像你。”西尔维亚哈哈大笑，以为对方会有热情的反应。可是，她却毫无收获。

“请你叫一下她好吗？”

“嗯——当然。”西尔维亚转向对讲机，很想知道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话。

那天晚上，急诊室病人不多。弗拉格勒得知卡伦的母亲来到了医院，于是给了卡伦两个小时晚餐时间。

卡伦把母亲带到离医院几个街区远的一家小意大利餐馆。她们点了空心粉，在等候时谈到了案子的情况。

“那么——进展情况怎么样？”母亲小心地把一条面包棍分成了两段。

“不错，还不错。”

“卡伦，你没有找我帮忙，我感到奇怪。我有很多关系，这你是知道的。我总还可以给你找到专家提供证词吧。”

“我的律师们在安排这些。”

“别傻了。我可以找到哈佛的人，那样的人可以震住陪审团。”

卡伦竭力忍住笑。“那也没有什么用，妈妈，在这里不行。”

“当然行的。”她夸张地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不愿要我帮忙的原因。”这时招待员过来为她们添水，她等他弄完离开以后继续说，“是因为朱利安——对吗？”

“不是！——妈妈，朱利安和这事没有关系。”

她母亲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所以很难判定她的感情是否受到了伤害。但是，她默不作声地坐了一阵，然后换了话题。她谈到了自己近来处理的有趣的病例，谈到了她装修她在坎布里奇的公寓时遇到的问题。这次谈话使卡伦想起了自己孩提时代用餐时的情形：母亲一个劲儿地谈论自己的事情，女儿假装耐心地听着。

有个先驱者做母亲对孩子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在那个女性在医学领域只能担任精神病学方面工作的年代，玛格丽特却成了一名外科医生。她创造了若干令人惊讶的“第一”：第一个从她那所医学院毕业的女性，第一个被接纳入神经外科训练计划的女性，第一个私人开业的女神经外科医生。面对如此巨大的歧视，取得如此多的成就，她自己当然得出类拔萃，得有聪颖过人的头脑——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卡伦知道自己花了许多时间去追赶母亲的影子，努力去取得可以与之媲美的成就。她没有从事外科专业，而是选择了相对说来较新的急诊医学，这已经使她母亲感到失望了。“急诊医学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她母亲是这样评价的。

母亲继续讲她的病例，卡伦努力使自己保持客观的态度，眼睛看着她的嘴巴，可耳朵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她仍然风韵犹存，脸上并没有多少皱纹。然而，她看上去……显得冷漠，既不是那种值得信赖的人，也不是那种可以依靠的人。

当然，她不善于处理情感关系。卡伦8岁时温德姆医生和丈夫离了婚，从那以后，他便消失得无踪无影。（）后来，她又前后嫁了两个丈夫。两个都讨人喜欢，都是外科医生，但都不愿意和美国外科医师协会会员、医学博士玛格丽特p温德姆共同生活。

卡伦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自己在30年以后的样子：专业优秀、见解正确、医术高明——而且独身一人。她咬了咬嘴唇。

她们用完了晚餐，等着招待员把账单送来。这时，温德姆医生突然冒了一句：“卡伦，我真的想帮助你。”那声音听起来有一点可怜，但是同时也显得真切。

“我知道，妈妈。”

“我们肯定可以做些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坐等——”

“我的律师们正在办理这案子。”

“废话！”温德姆医生突然停了一下，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除非你真的出了错——”

“我没有！”卡伦禁不住反驳道。

母亲蹙额。“当然没有。我也觉得不是你的错。不过，我还是想看一下病历。”

“我不想让你看，妈妈。”卡伦此刻想要的——非常需要的——是一支香烟，然而却不敢说出口。招待员送还了信用卡，她们起身离开。“好吧，我领你去旅馆。”

“旅馆？不去你的公寓？”

卡伦一愣，接着慢慢地说：“对，我们的公寓不——合适——现在不合适。请你理解。房子太小，你会觉得不舒服。”虽然卡伦口里这样说，但是母女俩心里都明白这是因为朱利安不愿意让她去。

卡伦转身走出餐厅，总觉得母亲的目光一直从后面盯着自己的脑袋。

温德姆医生又逗留了一天，然后卡伦开车送她去机场搭乘飞往波士顿的班机。卡伦目送母亲走向登机口，心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随即一转念头，又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内疚。

那天她休假。她离开机场以后，顺着环城路到了威斯康星大道的出口。她母亲的来访至少产生了一个正面作用：它使卡伦下决心为自己的这个案子做点事。她再也不愿依靠他人了。

全国医学图书馆坐落在威斯康星大道上的贝瑟斯达，是一幢混凝土结构、玻璃墙面的楔形建筑物。卡伦觉得它看起来***不类。

医学图书馆的阅览室应该用精细的木板装修，桌面上应该刻着历代学生姓名的缩写字母。书架上应该放着皮面精装、散发着霉味的书籍，墙壁上应该有可以开关的小窗户，以表示“象牙塔”这个象征意义。

全国医学图书馆里摆放着镀铬金属腿支撑的耐热塑料板式书桌，非图书馆工作人员不能进入书库。

卡伦在免费的联机医学文献分析和检索系统终端前呆了一个小时，打印出一张看来与治疗高温综合症有关的学术论文目录。她最初读到的几篇没有什么用处——只是一些随感式心得体会。后来，她在《内科医学档案》中发现一篇关于医院收治中暑病人情况的调查报告。那项研究表明，仅仅根据病人的体温来作出诊断是不全面的，而且会导致误诊——有的中暑病人的体温并不高。该项研究还认为，“最先测量体温很可能是测腋下（它因为大量汗水而降低），或者口腔（它因为急促的呼吸而降低），而不是直肠温度。”

啊，卡伦心想，难怪那次取证会上罗思着重揭示出给克兰德尔测量的是腋下温度。

她越读越觉得心里发慌。结论很明显：遇到在劳累过程中失去知觉、而且在“临床和化验方面有中暑症状”病人时，必须考虑中暑的可能性，即使其体温并不见明显增高也是如此。

该项报告包含了一个表格，上面列出了急诊收治病人的体温变化范围。其中有若干病人的体温都在37至38度之问。尽管如此——卡伦自我安慰道——大多数病人就诊时的体温均在38度以上。

她继续往下：“必须考虑病人患有其他全身性疾病的可能性，那些疾病也有类似于高烧和脑部机能障碍的症状。但是，应该在排除了中暑以后方可作出以上诊断。应该考虑的疾病包括脑膜炎、脑炎、癫痫、大脑血管意外、脑型疟疾、药物中毒……”

还好，卡伦看到作者提到了药物中毒，心里稍微放松了一点。然而，她意识到陪审团的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细微的区别的。她决定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她随身带着克兰德尔的病历。她正准备合上案卷，一张化验单引起了她的注意。克兰德尔的血小板数不正常，它说明病人患有血小板减少症。卡伦越看越觉得蹊跷。克兰德尔以前在陆军所作的体检的报告上并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异常。而且，那也不是高温综合症的临床症状。或许，这和病人的昏迷有关？

那样的设想也讲不通，但可能是她考虑问题的方向有误。她查阅的是关于高温综合症的文献——中暑和衰竭——因为每个人看来都认为那是正确的诊断。如果她按照自己的观点——克兰德尔是一名病因不明的昏迷患者——来考虑问题，或许能够找到他临床症状互相矛盾的答案，进而解释病人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体温不高和血小板减少的情况。

她返回联机医学文献分析和检索系统终端，试着采用关键词汇的查询方法，分别输入了血小板减少症、高血压和发烧这三个术语。

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电脑显示的结果包括一些关于蛇伤和其他杂症的文章。她怀疑洛克里克公园是否真有毒蛇，而且克兰德尔的身上没有任何孔眼状外伤。

接着，她查阅了近来有关急诊室对昏迷病人诊断的病例报告和文章。在过去两年中大约有10例。此时天色已晚，但是她决定读完以后再离开。

她看到的第三份学报是一本名叫《急诊医生》的二流杂志，上面刊登了一则由北卡罗来纳州一家小型急诊室提供的特殊病例。

文章作者弗里德曼医生简要地介绍了诊断昏迷病人的种种困难，接着写下了下面的报告：

一名44岁的黑人男性在工作中晕倒，于1月17日下午3点被西福德社区医院急诊室收治。病人送到医院时神志不清，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全身出冷汗。血压读数为6530毫米，脉搏很快，体温38度，瞳孔大小相等且有反应。查心电图时见心搏过速，其他方面未见异常。肝谷丙转氨基酶和碱性磷酸酶、血清蛋白、乳酸脱氢酶、以及葡萄糖和尿酸值均正常。血细胞计数显示血红蛋白偏低和血小板减少——每毫米血小板数为35000。给患者插管，并进行静脉盐水滴注。

患者的血压回升，但在苏醒过程中突然心搏停止。发现患者呈心室纤维性颤动。实施电去纤颤法，并用强心剂。

几分钟以后，患者的心脏恢复正常的窦性节律，随即停止心脏复苏术。15分钟以后，患者血压恢复正常。20分钟以后，患者苏醒，未见明显的神经病学或认知方面缺陷。

当晚留患者继续观察。患者在自述中否认接触过有害物质或服用过任何药物。毒品和酒精检查均呈阴性。患者无心肺疾病病史或脑血管意外史。第二天上午病人出院。

对患者自发性昏迷的化验报告和症状的分析显示……

文章末尾简要地讨论了各种各样的诊断——那些能够解释患者的生命特征数值和症状的“鉴别诊断”，其中没有提到高温综合症。

“谢谢你，上帝。”卡伦松了一口气。

要约见她的律师并不容易——蒂莫西弗拉纳根是一位大忙人。卡伦有3天的时间反复研究弗里德曼医生的病例报告。当然，她也让朱利安读了这篇文章。他像上次对待克兰德尔的病历一样，勉强同意看一看。

卡伦走进办公室时，弗拉纳根满面笑容。他热情地和她握手，然后示意她在桌子旁边的一把皮椅上就座。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卡伦吸了一口气说：“上周我去了图书馆，查到了一样东西——嗯，使我茅塞顿开。那是一篇病例报告——”她把一份复印件递了过去。

弗拉纳根读完以后，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文件袋，轻轻地咳了几声。“很有意思。”他说罢，不动声色地望着她。

卡伦眨了几下眼睛。或许他没有看懂。于是她问道：“这与我们的案子完全一样，对不对？”

他点了点头。

“这位急诊医生的诊断和我的完全一样，对不对？”

“对。”

“而且他认为病人的情况非常特殊，所以撰写了——并且发表了——一个相关病历的报告。我说得不对吗？”

“嗯，对。”

“那么，这对我们的案子不是很有用吗？”

弗拉纳根揉着他那浓密的眉毛说：“难道我没有提醒过你别去搞什么调查？”

她见他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连忙说：“对，对，你讲过，可——”

“可是你认为自己可以例外。”

“不，不是那样的。可我得找到点什么——”

“找到我们的专家无法找到的东西？难道你认为他们没在进行调查研究吗？”

“这个，当然，可——”

弗拉纳根举起一只手来，脸上露出了爱尔兰人特有的微笑。“听着，被告可能会在自己的案子里陷得太深，用带有个人色彩的眼光去对待事情，想抛开律师，自己去进行辩护——可律师才是专门干这一行的。”他皱了皱眉头。“那样做被告那些不得要领的言辞会把陪审团搞昏，其结果往往使案子以失败告终。”

“可是这篇论文说明，另外一名医生在面对具有同样症状的病人时做出了同样的诊断！”

弗拉纳根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模样。“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穆尔医生。这篇病例报告根本没有提到病人是否患有高温综合症。”

“对，没有，可患者确实有相同的症状，负责治疗的医生确实怀疑是吸毒过量，而且患者确实出现了心搏停止。”

“是的，这无疑会有帮助。”

“帮助？”卡伦窝了一肚子火。她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脚下踩着厚厚的波斯地毯，两眼木然地对着墙上的学历文凭。她转过头来对着弗拉纳根。“你得调查一下！”

“调查？”

“你应该找写这篇文章的医生谈谈！想法找到那病人！”

弗拉纳根抓起一支笔，在他那本黄色的法律记事簿上写下几个字。他点了点头说：“我已经记下了，会给他打电话的。”

卡伦颓然跌坐到椅子上，低声问道：“你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对不对？”

“我刚才已经说了，穆尔医生，我们会给这位医生打电话，看看他是否能够帮上忙。”

卡伦摇了摇头。“仅仅那样做还不够。”她在讲话时便知道自己会把事情搞糟。“你得想想其他更好的办法——除非你对打赢这场官司不是真的感兴趣。”她淡淡地说。

弗拉纳根听后不动声色地说：“你说的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道理。我已经竭尽全力。如果不出差错，我们很可能取胜。”他站起来。“我另有一个约会，等你有了新的意见时我们再谈。”他伸出了手。

卡伦也站了起来，没有理会他伸过来的手，扭头离开了房问。

她在向停车处走去时意识到，自己刚刚得罪了对于打赢这场官司举足轻重的人。她心里想，那样做可不太高明。

但是，她是玛格丽特温德姆的女儿，知道自己该怎样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