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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托派禁区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四时二十九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二十七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这里是按照中国习惯，享年九十八岁是虚龄。

香港《亚洲周刊》在8月10日发表了这一消息。

当天，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了这一消息。

由于《参考消息》发行全国，据晓方告知，许多郑超麟的亲友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郑超麟去世。

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七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共产党的监狱。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对这两种监狱能够有一种"比较感"的人，非你莫属！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从1984年因采访而结识郑老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还以九十七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之上。

郑超麟的记忆力极好，可以说是活字典。李谷城先生写《中共建政前领导核心之研究》一书，在香港查不到朱锦堂的资料，托我代查。我在1995年2月8日请教郑老。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随口便说：朱是安源人，我与他在中共"四大"见过……

他回忆了许多关于朱的事情，以至于朱的音容笑貌都说得一清二楚。

在郑超麟晚年，他的一部书稿，曾送邓小平看过。此事鲜为人知：

那是我在北京看望王力时，他说起邓小平有一次在北京外出，正好路过王辩家，嘱停车，派人前去敲门。因事先无通知，适值王辩外出，未能见面。王辩乃王力夫人王平权之大姐，过去曾与邓小平共事。

我即对王力说，我看过郑超麟一部未出版的手稿，叫《记尹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尹宽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后来与郑超麟一起奔赴陈独秀麾下而成为托派大将，又与郑超麟一起因托派问题关押于上海市监狱。《记尹宽》一书，曾用相当篇幅写及尹宽前妻王辩。

王力一听，托我回沪后向郑超麟借《记尹宽》手稿。

后来，我把郑超麟的《记尹宽》手稿复印，把复印稿交给王力，而王力则通过内部途径，送呈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得知郑超麟仍健在……

郑超麟坐冷板凳坐了那么多年，到了晚年，忽然红了起来，来访者应接不暇。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晚期肝癌。晓方不愿让爷爷增加痛苦，便一直瞒着他。

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他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症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郑超麟晚年很红。在1997年，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了中国的热点人物。

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妇来沪，欲访郑老。我给晓方打电话，晓方告知，医生说，爷爷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医生的预言果然很准确。

郑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晓方。他把后事的细节，都一一安排妥当。

郑超麟在电话中，告诉他的朋友们：

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

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内中有他的镜头。他正惦记着在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晓方接到爷爷电话，急急从单位赶回家中，送他到附近医院，缝了六针。回家之后，他的头脑还清楚。到了晚上六时，他昏迷了，被急送仁济医院，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此他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十一天……

郑超麟的命运乖戾，还不仅在政治上。他漫漫二十七年铁窗生涯终于熬到头的时候，分到那二居室新房，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了，而他的患难与共的妻子刘静贞恰恰在这个时候死去！当郑超麟晚年在电视中频频出镜，国内外来访者纷至沓来，那二居室房子显得太旧太狭小，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特批，分给他高层新楼一套二房一厅。他刚刚迁入新居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郑超麟晚年，所幸晓方极为孝顺，细心照料，才得享长寿。我曾对郑超麟戏言：邓小平比你小三岁，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比你好得多，却先你而去。你郑超麟如此"超龄"，晓方的功劳"大大的"！他大笑说：邓小平比我忙得多，我是"闲人"一个！

他走后，我最初得到的通知是，告别会在8月7日举行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世的八七会议出席者，特意选择八七向亲友告别。但是，上海有关部门突然要求提前举行，改为8月5日上午。

我很少出席追悼会，因为追悼会那种压抑的气氛往往使我几天无法正常写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尽量不出席追悼会。但是，戴厚英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著名右派分子陈修良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这一回，郑超麟的追悼会，我也决定参加。

我如期赶往龙华殡仪馆为郑老送行，见到满墙满地都是花圈。据晓方统计，送花圈、花篮的共二百一十九人，唁电挽联五十份，出席告别会的约一百五十人。作为托派领袖，郑超麟去世时能有这么盛大的场面，已是很不错的了。表示悼念的，不仅有郑超麟的亲属，而且有中央电视台、中共党史研究部门、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郑超麟的家乡福建漳平市政府。

郑超麟的家，离西宝兴路殡仪馆近，而送别会却在离他家颇远的龙华殡仪馆举行，据云因为他曾在龙华监狱关过七年，所以他选择了在那里作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