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家乡流行一句话：人是一棵草，沾地就能活。戴厚英正是一棵沾地就能活的小草。

1938年3月5日，她降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的一个小镇上。那儿是穷乡僻壤。

她对我开始这样的自述：

我的一家，很普通，也很善良。我的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仅仅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就给打成右派。

在我父亲成了右派之后，灾难又波及到我叔叔。叔叔是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工作***了点差错，丢失了一千元现款，硬说成是他偷的，而且是有意破坏！县里公安局派人下来，把他看起来，不许回家。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叔叔性格很刚烈，他受不了这样的冤屈，自杀了！二十八岁的婶婶成了寡妇，叔叔死的时候也是二十八岁。他们有一个小女孩，四岁。婶婶肚子里还有一个，几个月以后才生下来就是我现在的堂弟。婶婶不识字。叔叔死后，她孀居一辈子。她才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全白了，看上去完完全全是个老太婆。

就在叔叔自杀后一个月，小偷给抓住了！我婶婶要求处死那个小偷。我们都劝她，小偷毕竟只是偷你的钱，没偷你的命呀！

叔叔死后，婶婶没法维持生活，就跟我们家合在一起过。那时候，我父亲本来是经理，因为成了右派，被降职降薪，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九元五角。

父亲只有一点粗浅的文化。母亲比父亲大一岁，文盲。

在戴厚英成名之后，母亲无法读懂《人啊，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啊，人！》会遭到大批判，但是她常常把《人啊，人！》当做最为珍贵的礼品。每当至好亲朋来访，母亲总是对戴厚英说：送一本《人啊，人！》吧！

戴厚英这样对我继续回忆道：

我母亲在街道缝纫组工作。母亲是很能干的家庭妇女，会做一手好针线、一手好菜。可是，收入也极其微薄。

家里一窝孩子，七个。我排行第二。大姐早就出嫁。三妹在1958年去新疆，1967年因患糖尿病，没钱买胰岛素，一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几针胰岛素，怎么买得起？她死了，才二十五岁。她丢下一个小男孩，养在老家。我下面是四妹和三个弟弟。

父亲被打成右派，影响了我的所有弟弟妹妹的前途。全家蒙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接着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过着赤贫的生活，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爱我的父亲。在那个小镇上，我是有名的孝女，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划清界限"。在经济上，我一直对家庭承担最大的义务。

戴厚英回忆说：

在1980年以前，我过着绝对贫困的生活，比《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还要穷。

现在想想，那么多年贫穷的生活，其实我并不是在为家庭承担责任，而是为错误的反右派运动，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承担苦果本来，这苦果不是应该由我来承担的。所以，我是"左"的路线的受害者。像我这样，在全国有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都承受着"左"的苦难。

当女儿寄养在安徽老家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当时只有四十八元五角，除了留十几块钱吃饭之外，全部寄给家里。那时，我常常到了月底，没有钱了，连吃饭都困难，就到朋友家里借个三元五元，混过困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补助。

女儿来上海以后，我也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负担家庭。可是家里还不够用，还欠债。到了1964年，家里为了还债，甚至不得不变卖了家具。

所以，父亲一谈起家庭的往事，就说，"我们家全亏厚英"！

直到现在，我仍为父母承担赡养的责任，因为父母都老了，需要我在经济上给以支持。

戴厚英对父母、对家乡充满着爱心。她几乎每年春节都回家，跟父母、乡亲一起过节从当年最贫穷的时候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一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