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提起了同学沙叶新。后来，沙叶新成了上海著名的剧作家。她说：

我跟沙叶新在一个系里。我们曾同台演出，我演他的妈妈！

她编过校刊的文艺副刊。她在校刊上发表过一首歌颂青春的散文诗，被《光明日报》转载了。这是她平生迸发的第一颗文学火花。她第一次领取五元稿费。这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1960年，她毕业了，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文学研究所。

她住进上海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的集体宿舍。

一间小屋，三位女友同住。

她这样形容自己当年的形象：

短头发上扎一根橡皮筋，对襟棉袄，那件旧花布罩衫还是一位同学送给我的。我大学毕业了，还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样子。

我年轻时，一股子热情。我认为我是党培养的，是"党的女儿"！我听党的话，跟党走。

第一次使我伤心，是在1961年。我写了申请入党报告。可是，整整一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后来，我就提意见了，党支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求入党，怎么没有人理我呀？终于，一个支部委员找我谈话了，说我要经过长期考验，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右派，叔叔又是那样死的，何况你自己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

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反右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呀，刚从乡下来到城里，怎么思想有过摇摆？

哦，问了一下，才明白：

那时候，许杰教授被打成右派。他再三申明，他以人格担保，他没有反党。她同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她相信这位知识分子的人格。她跟另外两个小姑娘，写了一张很小的大字报，很害怕地贴在一个角落里，说能否让许杰老师与党委书记进行一次公开的辩论，让我们辨别一下是非？这还了得？貌似公正，同情右派！

对了，对了。那时候还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说的是救救教育事业，老师待遇低。她想到自己将来也是一名教师，看了以后心里很难过，就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后来那张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大字报。凡是签过名的，都要向党交心。她签过名，不言而喻，右倾！

虽然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使戴厚英的脑子里多了一根弦，但是她仍然还愿意紧跟共产党。那时，她一星期要给父亲写一封信，劝他对社会主义、对党不要动摇。

戴厚英感叹道：

那次谈话之后，我真的准备迎接长期考验，一门心思接受思想改造。那时候，我确实是非常驯服的工具尽管我的本性是桀骜不驯的，但是我认定了信仰之后，我是很虔诚的。我一片真心拥护共产党。

1962年，她的父亲终于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她松了一口气。她并不知道摘帽之后，那摘帽右派本身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

1964年，她被派往上海郊区上海县梅陇公社，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她本来就是农村姑娘，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好评，四清工作队准备发展她入党，要她再写入党报告。可是，当四清工作队跟她所在的单位上海作家协会联系，上海作家协会党支部不同意，因为家庭问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她，说右派的女儿怎能入党……

戴厚英长叹一口气：

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入党申请报告了。

大抵由于我从不抽烟，面对着烟雾袅袅的女性，感到奇怪，感到纳闷。

我记得，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写到本不抽烟的赵振环，学会了抽烟。原因是闲茶闷酒无聊烟。

我问起了她什么时候开始抽起这无聊烟？

没想到，她说，她把香烟当做心灵的止痛剂！

她跟我谈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经历；

她跟我谈与丈夫离婚的痛苦过程；

她跟我谈《诗人之死》一书遭受的磨难；

她跟我谈《人啊！人》一书遭受大批判的苦难……

戴厚英不仅抽烟，而且酒量也不错。她的性格和为人，更多的像男性。所以，我曾笑称她是男性化的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