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是我今年初再赴义乌途中的一路感受。那夜我下飞机出杭州城已过10点钟，从西子湖畔到义乌需要近3个来小时的夜路。我原本以为可以偷着一路眯盹，但后来始终没能，因为我的双眼完全被公路上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所感染，而这样的感受使我一下联想起一年前我访美时从纽约到华盛顿那一段夜路。虽然杭州到义乌的路远比纽约到华盛顿的高速公路差得多，然而如此川流不息的车辆使人怎不对义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肃然起敬?由此我同样联想到在同样时间的一次行进在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那种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不见一辆车的情形。于是那一夜虽说风尘仆仆，却异常加深了我对义乌市的真切了解和体会。

什么叫“市”?只有那种大道通衢、商客云集、永远红红火火的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

义乌就是这样一个叫人从心底称道的商市。义乌的市既在你所能看到的高楼与大厦、马路与商坞的视觉中，又在你用同样的钱买到比其它地方更多种类、更高质量商品的实惠中。而更多的是你能从这儿的空间，从这儿的氛围，从这儿的每一个飞驰的车辆，从这儿每一张精明脸庞与每一句随口说出的言语中感受到……

第一章三个里程碑

式的人物如果说本世纪后20年的中国是条真正醒来的巨龙，那么催醒这条巨龙的人便是邓小平。短暂的历史所发生的巨变的现实，证明了邓小平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中华民族再度称雄世界的思想基石。

如果说当年安徽凤阳农民在一张土地承包书上重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而走出了中国农民实践小平理论的第一步，那么义乌人仅用十几年时间在一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建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现代化大市场，则是中国农民真正运用小平理论，进行着一场祖先们几千年来一直梦想却始终得不到实现的伟大革命，这就是使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们得以扬眉吐气地成了城市的主人，使每一块过去只种粮食的庄稼地奇迹般地变成了生金收银的市场。听起来似乎都很平淡的一段往事，然而作为同一时代的我们，又怎能不理解其瞬间的历史中曾有的那充满曲折与惊涛骇浪的漫长……

义乌在哪里?义乌人是谁?义乌?好怪的两个字，什么意思?兴许几年前像我这样常在各地奔跑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话。

是的，连义乌人自己都这样告诉我，换了十几年、二十来年前，他们自己都不愿张口让外人知道自己是啥义乌的人。那是义乌人没有自己敢显耀的地方名称，取代他们的是被人瞧不起或吐唾沫的“鸡毛换糖”的“敲糖帮”。在过去的江南，有句话这样说：“苦，苦不过大年初一披风戴雪走千家的敲糖帮；烂，烂不过夜宿猪棚日讨饭的叫花子”。据说，已有几百年靠敲糖换鸡毛历史的义乌人，在十二三年前的公元1986、1987年时，才彻底扔下那副靠赚一把鸡毛一根猪骨来维持生计的换糖担子。

后来我才明白，今天的义乌人为什么一听说我要写一部义乌新史时就最先把冯爱倩抬了出来。

出现在我面前的冯爱倩，是个很典型的南方阿婆。她说今年她已经59岁了，生意做得不大不小，现在主要精力在参与管理“中国小商品市场”。“忙哩，几万个摊拉，十几万个商家，天天都有你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冯爱倩递过名片，我一看职务还真多：义乌市政协委员、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主席、市场治保副主任……

“人家说我是华夏第一市里的‘一号臣民’，这还真不是吹出来的。你们外人现在来看看我们义乌市场今天这么热闹，这么了不得，可你们是怎么也想不出我们现在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婆，在当年是如何一步一磕头、一跪三作揖走过来的。”冯爱倩眼里闪着晶莹泪花。

“过去义乌人穷得远近闻名。别说乡下种地的农民，就是我这样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户的日子也过得有了今朝没明朝。”如今早已是“百万富婆”的冯爱倩一谈起往事，总会情不自禁。她说，她年轻时也是种地的乡下人，为了实现做“城里人”的梦，敢作敢为的她不顾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大姑娘一人扎到爷们堆里参加了“生产合作社”。那时冯爱倩的生活根基虽说还在乡下，但那种“吃商品粮”的感觉使大姑娘的她内心充满着自豪感和优越感，成天小嘴里有唱不完的小曲。但穷地僻壤的义乌小城镇，在当年就像一艘漂泊不定的破船，没几年，冯爱倩就被上面一声令下，又把户口转到了乡下。为了养活5个儿女，仅靠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那几个死工资，连一家人的嘴都填不了。冯爱倩十分辛酸地告诉我，有一次为了给孩子做一顿饱饭吃，她竟然连跨了6条门槛也没借到一粒米。她不得不携子拖女在丈夫单位下面当家属临时工，并且一干就是7年。一晃到了1979年，孩子们也开始大了，上学、穿衣都得花钱，做妈的冯爱倩顾不了啥“面子夹里”的，她看到稠城镇的一块火灾烧毁的房基地上有人提起篮子在卖各种小商品，一天也能赚回几块钱来。这对巧妇无米炊的冯爱倩来说，太有诱惑了。当她兴冲冲地到街道申请“做买卖”时，街道一名负责人大眼瞪小眼地朝她嚷嚷道：“我们正准备抓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呢，你可好，还想跟他们合帮呀!”冯爱倩吓得再不敢进街道管委会那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