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日子还得过。1980年，做了近40年“城里人”梦的冯爱倩终于实现了梦想。为了把农村的户口迁到城里，她卖掉了10担谷子，每担8元，总得80元。入夜，冯爱倩摸摸口袋里的钱，心里不停地想着“小钱变大钱”的事。

“哎，你有没有钱借我?”她推醒正酣睡的丈夫。

“你……半夜了想什么事吗?”老实巴交的丈夫揉了揉眼，问，“要钱干啥?你不是刚卖谷吗?”

“我想做点生意，那点钱不够本。”

“啥?你要做生意?”丈夫似乎一下被吓醒了：“我们今天下午还在开会说要狠狠打击投机倒把，你不是将鸡蛋往石头上砸吗？”

“啥砸不砸的?我全家人要吃饭，谁管?”冯爱倩生气了，“你到底有没有钱借我?”

“除了工资全交给你了，我哪还有钱嘛?”

丈夫说的是实话。无奈，冯爱倩后来只好托人从信用社贷了300元。有了这380元的本钱，40岁的冯爱倩便开始了艰辛的从商之路。

最初的生意很简单，先到百货公司那儿进点很便宜的纽扣、鞋带、别针什么的，这些都是义乌“鸡毛换糖人”的必需品。少进小出，第一天摆摊，除去成本、开支外，净赚了6元多。冯爱倩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她过去当了十几年的临时工，一天工钱不过9毛钱，一个月下来也就是27元。如今一天就是6元，这笔账谁都会算。第二天摆摊比第一天还多赚了几元，第三天冯爱倩回家一点当天的生意，呀，整整赚了22块!

做定了，这“奸商”我做定了!尝到甜头的冯爱倩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她知道要赚钱，一是必须进货便宜，二是必须出手快。当时义乌只有两个像样的集市，一是稠城镇集市，另一个便是“鸡毛换糖”的发源地廿三里集市。两个集市一逢农历双号，一逢农历单号。为了赶这两个集市，冯爱倩头天早晨在这个集市摆完摊后，下午就得立马乘车赶到外地进货，当天夜里必须赶回并配好货，这样才能赶上第二天的另一个集市。不说一个妇道人家在大街上摆摊做买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单说上外地进货这一项，冯爱倩说她现在想起来都会感到是一场场噩梦——

“……头年夏天，我到金华百货公司进货，求人敬佛，好不容易进了2000把纸扇，当我担着担子往回赶火车时，因为天热担重，又空了两顿没进一口水和一粒粮，我沿铁路走着走着，突然心头发闷，两眼直冒金星，连人带担子倒在了铁路边……我怎么也起不来，心想这回惨了，别说赚钱，就是性命都捡不回了。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见了，是他把我扶进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帮着揉腰，才算使我缓过劲来。说起到外地进货的苦处，真能讲几天几夜。那时各地的政策还没开放，我们这些个体户上国营单位进货，人家就像见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钱也会沾上‘资本主义病菌’。可毕竟有不少企业的积压产品太多，又见我们都是现钱交易，所以我们的货源还能解决。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门求货更难，铁路线上的‘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偷还严。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查，我们都不敢走火车站的检票口，全得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那段时间里扒窗上下车。你想都是几十岁的妇道人家，又带着筐子拖着货，那扒车的光景谁见了都说我是要钱不要命啊!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能上学吃饱饭，我这么做是既要钱来又不敢舍命啊!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个眼神，结果差点摔断我的双腿。那时我们这些上街出门摆摊做生意的人，都被看作‘投机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红袖标的人抓进去，罚没钱物，上学习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进货回义乌的事了。那时哪像现在条条大路通义乌，只有一条铁路连着外面，所以我们出去进货只能搭乘火车。每次回义乌时，眼看快到站时的那几分钟里，远远先把货从车窗口扔到铁路旁边的庄稼地或野草丛里，然后人再随着减速的车子一个跟头跳下去。转身猫着腰重新捡起货物拔腿便跑……你问为啥这么做?怕呀，每趟车到站时总有好几队戴红袖标的人，像宪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几百米之间巡逻，抓住还了得!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好笑，有一次我跳车下来刚刚把扔下来的货物重新收拾到担子里，刚直起腰就见迎面有个戴红袖标的人朝我这边走来，吓得扔下担子扑通卧倒在地。你说戴红袖标的他检查就检查吧，可偏偏这冤家遛遛逛逛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几个小时，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就要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