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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流市场的要素之一：公平与自由

汽车站“十字路口”的琴南乡的那帮常熟人，开始办服装市场是为了自己能赚钱才起起劲劲办市场的；风景秀丽的虞山脚下的坐在办公室的那些常熟市长、书记们，开始也是为了市里能赚钱才起起劲劲支持琴南乡办市场的。为振兴一方经济不想或不主动赚钱是假话，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同是赚钱却有不同的目的与境界。常熟人在兴办服装城时体现的第一种精神便是：由自己想赚钱到先让别人赚钱。这对视利益为生命的小生产者的农民来说，是件十分困难和痛苦的事。然而常熟服装城从开始创建至今的整20年间，作为所在地的原琴南乡的农民们包括后来的常熟全市百姓，都经历过在利益面前是先让自己富还是先让别人富的困难和痛苦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他们曾经作出了许多可贵的牺牲。

有一件事，对当地农民和常熟百姓记忆是深刻的，那就是服装城的摊位问题。

创建初期，从“马路市场”转向规范的集市时，大伙儿集资兴建的市场不仅出现负债，且摊位根本没人要，于是那时的摊位只能靠分配给农民和干部们。这种情况发生在1985年“招商城”创办后的最初几年。到了80年代末，服装城的境况完全出乎常熟人的意料。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服装城的生意之红火以及自身发展速度之快是谁都想象不出的。做生意的人形容道：谁屁股占了个摊位，谁就像坐在了一座金山上；谁在服装城内插上一足，谁就等于跑进了自己的银行。那时，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服装商像潮水似的涌向常熟，昔日5毛一天也租不出去的摊位，此时轻松一倒就是成千上万元，好的市口摊位、门市甚至翻到几万几十万。不少前一天讨媳妇还要借钱的农户，一夜醒来便成了百万富翁……

市场摊位与门市的占有，使当地百姓和外地生意人在利益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本地人的摊位、门市是分摊来的，或者是“走后门”批条子来的，成本低廉。而外地老板是出高价租来或是高出租价几倍甚至几十倍，从当地那些有摊位却无人从商的村民、干部手中倒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必然会挫伤那些远道而来的商人，也最终影响市场正常发展。

1994年春，一位决策者提出：从现在开始建造的所有摊位、门市，全部实行公开拍租，一律停止村镇、机关单位对村民特别是干部的“人头分摊”。

这位决策者就是受市委、市政府委派，到服装城兼任“第一把手”的徐国强。对服装城内的常熟人来说，他们并不陌生徐国强，因为在他兼任服装城“第一把手”之时，他还是服装城的主管上级——虞山镇的“第一把手”，同时他还是虞山镇的主管上级——中共常熟市委副书记。派这样一位大员到服装城任职，单就这一点可见市委、市政府的重视程度。

当徐国强把这一决策在服装城一公布，服装城内简直炸开了。可是那些外乡人虽然没几个认识徐国强的，听说这一决定后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位懂市场经济的好决策人。”而一部分当地村民及一部分干部则急红了眼，说他这样做，不是存心跟咱本地人过不去吗？好，如果他坚持要这样做我们也就叫他过不去。

1994年7月骄阳似火的一天，徐国强书记来到“招商城”，一群村民真的把他团团围住了，之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形成了数百人的围攻势头。从中午一直堵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村民们想问个明白，为什么要把常熟人手中的金饭碗捧出去分给外地人?

“道理非常简单：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公平竞争。以往把摊位按人头摊分的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势必影响服装城的发展。服装城发展不起来，最吃亏的要算我们常熟人自己。”徐国强说。

村民问：“前几年办市场刚开始搬家拆迁、征用土地，甚至有的祖坟也迁了，吃亏的是我们，现在眼看我们也能赚钱了，可又把金饭碗捧出去分给大家一起吃，这叫啥道理?”

“这叫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徐国强回答道，“市场市场，先得建场，然后方能有市。如果按老办法分配摊位，中间炒来炒去，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形成市场，还造成许多不正之风。如果把市场比作一个笼，那么客商则是鸟。有笼没有鸟，或有鸟没有笼，就等于我们没市场。再说，摊位公开拍租，面对的是所有人，对外地客商有好处，我们本地经商者同样可以公平竞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