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吵嚷嚷了一天的村民们听了这番话后，顿时静了下来。顷刻，又有人站起来问：“徐书记，我们可以把摊位让出来公开拍租，但干部手中的怎么办?”

“一视同仁。”徐国强在这一点上回答得特别肯定。

“可据我们所知，前几天有干部听说徐书记决定要对摊位一律实行公开拍租时，就赶忙先为自己捞了好几个摊位。”有村民揭发说。

“谁?你们把名字告诉我，只要查实不管是谁，一律退出。”徐国强掏出笔记本，神情极为严肃。

“村支书。”

“查!如果属实，不仅要责令其将摊位全部交出，还要视情节轻重严肃处理。”徐国强特别强调。

群情一片振奋。有人冒出一句冲话：“徐书记，如果有人揭发你不公正或自己有摊位咋办?”

“有一罚十。如果谁发现我徐某人或亲属在摊位、门市分配上作手脚，谁就有权不让我徐国强进服装城一步!”

“要是镇上、市里干部来要摊位，徐书记那你咋办?”“同样对待。总之一个也不准走后门。”

“……”

3天后，徐国强再次来到“招商场”，当即宣布了那天向群众许诺的3件事：原湖泾村党支书停职检查，对所拿的10个摊位全部退回。市场的新摊位、新门市拍租方案交群众讨论；对涉及村民环境卫生、劳力安置等实际问题，采取具体的解决措施。

一个久积的难题，一场利益的冲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化解，服装城也因此获得了质的飞跃：大批客商因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拍租中获得摊位、门市的经营权后，纷纷在此“筑巢下蛋”，由此给服装城生意带来空前繁荣。这里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1992年前，市场内的经营者常熟本地人占多数，外地人仅占少数；如今，外地人占70％，本地人占30％。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说现在本地经商人少了，而是从商人总数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外地人在常熟市场上赚的钱要比本地人多得多。其次，1992年前，市场的年营业额10来个亿。如今已到200多个亿。服装城的税收和利润也由1992年的4000万元，到现在的两亿元。

有人现在评价当年的“拍租摊位、门市”一招，盘活了整个常熟服装城。而徐国强说，这只是我们市委包括具体办市场的同志在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一招棋而已。20多年来，常熟干部们为了保证这块市场的绝对“公平与自由”，是实实在在花出代价与努力的。早期他们这样做了有人把“告状信”写到所有中央、省的主要领导与部委那里，因此也引出了一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争论。争论的结果证明他们走的路没错。应该指出，在当时有人对“完全自由式”的商市提出疑义本身应该说也是一种进步。历史就是在这种反复认识中前进的。

前一段时间，突然有两位北京人闯进我的办公室。他们一见面就说要谢谢我，这使我大惑不解。北京朋友笑了，说我们是看了你的大作才到常熟服装市场搞起服装生意的，现在赚到了钱，所以来表表心意。我听后也恍然乐了。前阵子我的另一篇专写常熟服装城的报告文学《商市在常熟》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后，这已经是第三拨人找到我了。

“你的文章没瞎说。”北京人直率得有时让人受不了，其中的一位小伙子冲着我就出言道：“我们到常熟做起服装生意完全是被你的文章‘骗’去的。现在看来我们对你们作家有些误解了，以前总以为你们笔下的文章多半是瞎编的。通过这次常熟做生意，我们可要给你们‘平反’了。至少——你何作家写常熟这篇没瞎编。”

我们几个一起哄然大笑。

另一位早已按捺不住地对我说：“过去我们俩是在京城做建材生意的。这两年建材生意不好做。今年年初我俩正愁着不知干什么呢!这个时候看到了你的大作。你把常熟服装市场写得够玄乎的，竟能把我们硬给迷进去了。不过开始我们不全信，是抱着去试试看而到常熟的。欺生是所有城市的通病，起初我们对常熟的看法也不例外。什么摊位公平、买卖自由，好多地方把这些东西仅作为金字招牌招揽客户而已，真做到的没几个。嗨，常熟人还真讲公平自由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