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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大锅饭是造成当时京唐港经济效益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干多干少不能在职工的分配收入上体现出来，势必严重挫伤了大多数人的工作积极性。

“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刘卫民看出了京唐港所存在问题的症结。分配不公是必须要动“大手术”的症结之一，并且要快、要干脆，拖一天就使单位受一天损失。

于是，一个以岗位和贡献相结合的新的工资方案很快在全港形成，奖勤罚懒有了衡量的依据。

但是，刘卫民他们很快发现另一个问题：原有的港口编制在中层单位这一级，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有些单位“一张报纸一壶茶，闲来无事嗑嗑牙”，就把一天天的“好日子”给打发了。别看这些人把日子过得那么悠闲，那么舒坦自在，可人家是中层领导干部呀，照样享受职务补贴和岗位津贴，你有什么招?有些中层领导干部，水平低，能力差，没有一点儿“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意识。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他不知道该怎样努力才能完成。如果一段时间里上级没向他布置（或下达）具体任务，就更成了他闲着的理由。

“必须精减机构，减员增效，这种工作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局面一定要彻底打破!”刘卫民和班子坚定地认为。

可是，拿掉谁呀?他刘卫民自1989年来到京唐港，当时已经10个年头了，大部分中层领导干部都和他一起共过事，甚至在一块儿摸爬滚打过。有些虽然水平低、能力差，从个人关系个人感情上，都挺好。这时候，只要刘卫民的心稍微一软，就啥事也弄不成了，他所设想所决定要开展的“机构改革”、“人事改革”（即用工、人事、分配三项改革），就将成为泡影。

“咋啦?你让他出去打听打听，哪个港口不是这样设置的?既然是港口，就得有像模像样的科室、部门!”

“改革?改谁?想改掉我们这些创业建港的‘元老’?哼，看他们能耐的!”

机构改革的风声传出，有人立即不屑一顾。

怎么办?关键时刻，刘卫民没有犹豫。他首先召开领导集体班子会，统一思想，研究方案，决定把原来的32个处室砍掉10个，对4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采取竞争上岗，能者上，庸者下。此举一出，就有16个能力差、威信低、缺少工作干劲的干部落聘让位。其中还有2人被降职使用。经过机构改革之后，一批有知识、懂业务、观念新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原先的一些工作效率低下的部门出现生机勃勃、你追我赶的景象。

港口党委趁热打铁，在机构改革的一段时间后，自上而下进行了建港以来第一次规模最大的“评先进、学先进”活动。110名个人、12个集体在此次活动中被授予荣誉称号，大大激发了全港干部职工学先进、赶先进的革命热情。

白手起家建港难。然而刘卫民深知：建港之后要让港口充满生机和活力其实更难。

就说当时京唐港的管理混乱局面吧，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完全是前任所为。前任能不想把工作搞好吗?更何况他刘卫民就是前任领导集体中的一名副职。当然，有前任管理不善、要求不高的因素，但更是一些政策因素所造成的。而当时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些政策，其实也是根据当时的“大背景”，从实际出发而出台的，它的合理不合理在一定阶段很难用简单的是否去衡量。

比如机构改革之后，刘卫民又准备的另一个大运作：撤销京唐港一个由300多名职工家属或子女组成的“大扫帚队”，就碰上了大难题。

10年前的京唐港年吞吐量也才几百万吨，在全国的港口中是“小弟弟”，可却有一个300多人组成的“大清洁队”，这真是一大笑话。但多少年来，谁也没有敢碰一碰这支“拿钱干不了多少活”的“娘子军”。何故?原来当初建港，由于条件太艰苦，为动员各方面人才积极参加港口建设，相关部门根据上级批复的文件精神，曾出台了一系列对参加港口建设者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其中有一条政策的大意是：凡参加港口建设的干部职工，家属子女是农村户口的，可以农转非；家属子女是城市户口的，可以优先安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