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开学，中苏珍宝岛之战刚过，全国都在备战，上午军训，下午挖防空洞，过了四周才上课。“文革”前的教材被诬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统遭废弃，“复课闹革命”后，学生没有教育部的统编教材可用，课本由各省临时组织编写，强调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发到手的新教材只有语文、数学、俄语，课本粗糙、浅陋、杂乱无章、泛政治化，新增了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两门课，音乐课改称“革命歌曲”，体育改称“军体”，练投弹、打靶、拼刺刀，一学期还要安排八周时间学工、学农，即使这样的教材，也无足够的课时学完。

上学对我来说，与玩耍无异，在校时间，多花在换书上，这是校园里唯一的乐趣。书包里装几本，上课时约好人，下课铃一响，打着手电，钻到防空洞里，各人拿出各自的书，互相交换。但并非每次都能换到称心的书，遇见对方拿的书是我看过的，或不爱看的，便难成交。书的可读性是关键，物以稀为贵，拿一本好看的一次可以换到两三本书。那时，尚无“流行歌曲”一词，但“流行”却是有的，这些书虽被批为“毒草”，但仍高居“流行”的排行榜，在地下流行。外国像伏尼契的《牛虻》、高尔基的《在人间》、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国像《封神榜》《说唐》《说岳》《水浒》《三国演义》，都很抢手。私下询问，读没读过这些“流行”成了关乎品位的大事，拥有这些书在喜欢读书的同学中更是地位的象征。换书也有规矩：不能拿别人的书去周转。一天，我用林汉达的《春秋故事》从一连四排张宝龙手里换来一本安德列夫的《红色保险箱》，连夜看完；第二天拿这本书换来一本凡尔纳的《机器岛》；第三天又用《机器岛》换了一本萨多维亚努的《漂来的磨坊》……别人若也像我这样换书，打时间差，便难免“穿帮”。第四天，宝龙问我：“你怎么拿我的《红色保险箱》和别人换书？”

久而久之，经常换书的同学形成一个固定的小圈子，多数人成了我的密友。大家都感到防空洞里“现货交易”不方便，预先不知道谁手里有什么书，成交率不高。我想出一个办法，约了十个同学，每人写出自己拥有的五十本书的书目，复写十份，人手一份，这样，大家按书目挑选想看的书，互相交换。我想看宝龙的《摩诃婆罗多的故事》，上午告诉他，他想看我的《瘸腿魔鬼》，下午，我俩即带书到校交换。仅过一个月，我们这个“换书会”又发展了十来个会员，新会员还有外校的高年级学生。换书会的书目有一千多本，除了，还有散文、诗歌、史志、传记等书，我们的范围随着会员的增加逐渐扩大。

一天，上课间操时，老师在教室搜查学生的书包，我和几位同学书包里的书被没收了。事后才知道，一位同学因借书之事与宝龙结怨，跑到校革委告状，把我们“换书会”的活动揭发出来。校革委把参加“换书会”的学生定性为“地下小集团”，停课、办学习班，令我们一周内按书目把“毒草”全部上交，逾期不交，将被开除。正在学校不依不饶的时候，廖叔叔的儿子被单位派到学校当工宣队员，担任我们连的指导员，那时，工宣队在学校掌权，他是工宣队长的徒弟，经他斡旋，此事便不了了之。廖大哥叮嘱我以后不许把带进校门，他透露给我一个好消息：“学校在吴山买了四十亩山坡建学农基地，每班抽三个学生去开荒，让我带队，你也去吧，到山里开荒，比在学校挖防空洞强。”

(原载于2004年9月2日《南方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