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继承孔子守静的理论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内观养心养气的功法。孟子的功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求放心或存夜气。求放心就是把为外物迷惑的心收敛起来，养夜气是把人在子夜到清晨未与外界事物接交时的清明之气存养起来。孟子认为这是保养真气的好方法。第二阶段是思诚和养浩然之气。思诚就是悟道，至于养浩然之气，就是一种至大至刚的宇宙元气。

孔子和孟子之后，儒家的学者们基本上都继承了孔孟先圣的静心功法。到了宋朝，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静坐看做同读书、做学问同等重要的事。他们认为在读书、做学问过程中只有安下心、静下神，平心静气，不受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去探究大千世界，“奥理”才有可能获得。郭沫若曾说：“静坐这项工夫在宋、明诸儒是很注重的。”宋明诸儒有一种独特的观点，认为读书学道与静坐养生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所谓“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善养生者，学道读书亦为养生；善治学者，养生静坐均可治学。从根本上说，两者是一回事。

朱熹指出：“始学功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已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朱子语类》卷十二）朱子把静坐当作进学的基础，读书的安顿处，不外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身体是读书治学活动的物质前提，健康的体魄、旺盛的精力是读书活动能持之以恒的基本保证。读书之前静坐养气，能使神清气旺、精力充沛，以这样的身心状态去读书治学，效果自然会好。这方面朱子本人深有体会，他晚年时常头昏目眩，不敢着力读书，静坐后才觉得好多了。梁章钜也深有感触地说：“余尝十日九疾，生产作业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读书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只坐（因）气薄耳。”（《退庵随笔》卷十二）另一方面，读书治学活动首先要求安心，所谓“须是静方可为学”，心绪不宁是无法读书学习的。因此，朱子告诫门人，平时少说一点闲话，省去一些交际，抽出时间来静坐养气，这对读书治学大有裨益。晁补之曾说：黄庭坚“于治气养心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鸡肋集》卷三十三）。这表明“治气养心”的静坐功夫会带来“致思高远”的读书效果。读书前稍事静坐，整容收心，进入虚静恬淡的精神状态，这就为读书治学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条件。相反，心猿意马，放心不求，则精神涣散，读书的效果自然也就很差。有鉴于此，宋明诸儒才强调以静坐求放心、息思虑。朱熹说：“为学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滥无所收拾，将甚处做管辖处？其他用功总嫌慢。须先就自心上立得定，决不杂，则自然光明四达，照用有余。”（《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也说：“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久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

朱熹对学生说：“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明儒高攀龙《水居》诗云：“兀兀日趺坐，忻忻时读书。”清儒梁章钜更是一语破的：“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但学道者，虽养生亦为学道；养生者，虽学道亦为养生耳。”（《退庵随笔》卷十二）程颐见人静坐即叹其善学，王阳明欲以静坐求放心。翻开《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静坐养生在宋明诸儒的读书治学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把静坐看作是进学的基础，而且还把它视为明理的阶梯、见性的法门。

宋明诸儒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罗从彦在罗浮山“静坐三年，以观天地万物之理。”他摒弃一切杂念，专心于学问，不求功名利禄，不求人知，静心学问，“有志于学，无志于仕”，“深造圣经之奥旨”，结果“不求人知，人自知之。远近之士，闻风慕道，重迹而前，肩摩而袂属也。”

由上可知，宋明诸儒提倡静坐之事，与禅师道徒以静坐为出世求仙之术不同，他们只是把静坐当作读书的手段，进学的基础。对此，王阳明说得明白：“所谓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关于静坐方法，高攀龙说：“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默默静坐。”所以，高攀龙的这种儒家静坐法，虽然很平淡朴实，但也是一种大众化的静坐法。

在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和弟子们在儒家功法方面都没有超过先圣孔子，其实，儒家的功法是一种为入世做准备，或者对强身健体起促进作用的功法。儒家功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多高多深的功法和境界，而是静心养性，培养意志力和忍耐力。所以，就功法的优劣来说，儒家功或许在其他功之下，但在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方面，则是道、佛教所无法比拟的。

一代名儒王永彬说“势利人装腔做调，都只在体面上铺张，虚浮人指东画西，定然其一事无成”（《围炉夜话》）。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越是精神孱弱，缺乏内涵的人，就越是热衷用华丽的外饰来装点自己的不同凡响。今天有的人过度的沉迷于玩潇洒、玩时尚、抽脂塑身、换皮美容，这些玩过了就穿露脐装、提臀裤来彰显个性吸引眼球，正说明其内心不静。他们的人生往往缺乏整体思维构想和战略路线，也就时常坐立不安，莫名焦躁，定性不足。自然，与他们谋发展大计，也是空谈。静心需要虚中求实，切不可浮华表面。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为人们展开许多发展的机会，机会多诱惑就多，诱惑多了，心就容易乱，心乱表现在行为上的忙碌失措，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浮躁。我们如果遇到很棘手很困难的事情不妨试试：脑子不能有太多的杂念，而且要有意思去排斥各种诱惑、干扰，心思尽可能单纯专一，时常保持一种宁静如水的心态。浮躁已成为当今社会一大通病，医治这种浮躁一大药方便是静字工夫。看好一个大好格局，要心不旁鹜，神无外用，坚定不移地朝着它走去，诸葛亮说的“非宁静无以至远”，就是说就是这个道理。

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窍庐，将复何及。”其意为，高尚君子的行为，是以宁静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以节俭来培养自己的品德。不宁静寡欲就无法确立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更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且才能来自于学习。所以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华，没有志向就不能使学习有所成就。放纵懒散就不能振奋精神，冒险急躁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志随岁月而流逝，最后终于枯萎凋零，大多不接触世事、不能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地坐守着那狭小穷困的居舍，这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呢？

因此，静心要达到以静制动、见招拆招，并非清心寡欲和不思进取，它是内心的荡涤与澄净，也不是死气沉沉的被动接受，静心意味着成为自己头脑机制的主人，以非常科学化的观念指导自己。一个人的成长分两个阶段，第一是健全自我，第二是超越自我，静心的目标就是超越自我以取得更高的事业成就。它要求我们摈弃张扬浮躁，提升洞察能力，内心不为外界所动，是定性与沉着的力量，是更高层次的修身境界。

格物致知，推究明理，活水才可清如许

【子曾经曰过】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大学》

【智者感悟】

学习知识就在于能够推究事物的内在原理。只有推究事物的原理，而后才能更明确的认识事物，学习知识。

格物致知是《大学》八目的基础功夫，更是“诚意正心”的修持基础，同时也是后世儒者争论不休的热点命题，超越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度，现在社会上关于格物致知的通用诠释是根据南宋朱熹学说的部分观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

“格物”，可以简单理解为研究考察事物的结构和原理，可以和现代的自然科学方法做对比，“格物”相当于通过实验、观察等方法对某一个具体现象或事物进行的客观的研究，以此来认识这一事物的结构、性质、发生发展规律等。“致知”同样可以简单理解为在“格物”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学习和印证理论知识，并做到更高的理论升华。可见“格物致知”是一种学习方法，他与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有某些共同之处，只不过是他们的研究领域与兴趣不同，儒家更重中对社会和人的道德的研究，所以儒家所格的“物”，所致的“知”都是指伦理和道德原则，是指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就像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一样，“格物致知”这一方法也同样是儒家认识和研究社会的基础，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大学》认为，人的认识社会和适应社会的成长过程是从格物开始的。事物本身存在着事理，即道理，社会现存的一切都有其“所以然”之理。格物，即是于物上体悟冥会，从特定的物我对比与类比之中，通过对物的研究形成或强化对自己的本性的认知。其内在目的，是用于“亲民、爱物、止于至善”。人的成长过程就是对这个事理的认知过程，进而使人与整个人类的环境和谐并进、共同发展。

但是对格物致知的真正意涵，已是儒学思想史上的千古之谜。从最早为《大学》作注的东汉郑玄，一直到现代的儒学学者，已经争论了一千余年，至今仍无定论。不过，格物致知作为修身治国的第一步是毋庸置疑的，跳过一些无谓的争论，我们只将“格物致知”作为一种认识事务和学习理论的方法，只对那些对我们仍然有价值的东西进行分析整理！

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中的部分理论如下：

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

它研究的是，格物致知的对象是什么，即儒家认识和研究的事物应该有哪些？

世界上的事物很多，儒家讲的格物，究竟格哪些事物？那些应该认识，那些不应当认识，那些需要重点认识，那些只需要了解，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朱熹认为格物中的“物”，是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无论是客观的物质实体，还是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行为，都属于思维念虑的范围之内。朱熹说：“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着急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出饮食言语，无不是事。”这样朱熹认为天下的事物莫不有理，无论是大小、轻重、贵贱等等，万事万物皆有理，所以格物是从理论上讲对这些事物的理也要格，只不过在实践中有轻重缓急的问题，需要随机而断。这是朱熹格物致知的总原则。朱熹同其他儒家学者一样，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偏重对社会伦理道德的研究，将社会问题放在格物致知的首位！

只有首先通过格物致知，了解事物本来面目，掌握它的运行规律，才能进而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而提高道德认识，进而调动主观能动性，形成自我教育的信念。这种把教育过程首先建立在物格致知基础上的思想，要求人们从掌握和熟悉现存的社会规范入手，进而完成其逐渐适应社会的过程。

格物致知的方法是什么？

“格物须是到处求，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辩之，皆格物之谓也。若只求诸己，亦恐有见错处，不可执一。”（《语类》十八）从而要求人通过对外在对象的考究中把握义理，以达到引起内心的波动而达到致知的效果。

朱熹的格物致知的具体方法如下：

博学。博学的目的是为了穷理，广泛的学习知识是为穷理做准备的。1、博学虽是无所不学，但又要有先后次序，不可杂而无序。“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然亦各有次序，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统也。”（《语类》卷八）2、他还提出必须先博而后约，博而不能反于约，就不能穷理，就会流于杂。3、他还提出了这样一条，就是一方面肯定人心有先知，另一方面强调观物、读书不能有私心，旧见的束缚。他指出：“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旧有先入之说，虽欲摆脱，亦被他自来相寻。”（《语类》卷十一）己意、私见在作怪，难免先入主见，是不可能真正知道彼事的。朱熹有两句诗很有名气，“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之一，《文集》卷二）用朱熹的话来解释就是：“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著，且放到一边，益更读书，以来新见。若执著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

积累。朱熹十分强调积累之功，他说：“格物致知，大学之端，始学之事也。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积久贯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诚心正矣。然所致之知固有深浅，岂遽以为与尧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见之也哉！此殆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实务也。”（《文集》七十二）这样格物须是一个由一到十，到百的过程，如果不能切实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则会一事无成，超越积累而想达到格物是不可能的，虚妄的。在这里积累首先是要切己之实。这里他批判了用禅宗的顿悟方式来达到格物。朱熹的观点是从即物的见闻之知入手，这个“知”要从小的入手，从自己入手。这样今日格，明日格，久之就贯通了。

贯通。朱熹并不认为格一物而万物通，而是认为融会贯通视需要积累的，只有之类到一定程度才能贯通。“问：一理则万物通，其说如何？曰：伊川尝云，虽颜子亦未到此。天下岂有一理而万物通便解万理皆通？也须积累将去。如颜子高明，不过闻一知十，亦是大段聪明了。学问却有渐，无急迫之理。有人尝说学问只用穷究一个大处，则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说。须是遂旋做将去，不成只用穷究一个，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会得，岂有此理！”（《语类》卷十八）“这道理不只是就一件事上理会见得便了，学时无所不学，理会时却是逐件上理会去。”（《语类》卷百十七）照朱熹的说法，每个事物皆有它自己的理，这个理是十分具体的，但是这些具体的理又受到一普遍原理所支配，普遍原理存在于一切有差别的具体的理之中，一切有差别的具体的理，都是普遍之理的个别表现。这样不可能由只格一物而认识到普遍原理的。他强调由个别具体之理贯通而达到普遍原理，达到认识的飞跃。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一类事物积累而得到一个普遍原理，再用这个普遍原理去推知其他事物之理。他肯定了人在认识事物上的能动性，有认识到一事物与它周围的任何事物都有联系，一叶知秋、见微知著。但是朱熹认为这种推理而得的知识，只是大体上如此而已，对此也不能全信，还有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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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格物致知理论

。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