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王阳明认为格物首先要从主观上先形成善恶、正与不正的观念，然后用正去除不正，即用正确的认识驱逐不正确的认识，以正见去邪见，达到去恶以归正的目的。就像我们现代的教育方法，在学习过程中先确立科学的认知，然后以之去除心中原来的对事物的不科学的认知。不过，格物，面对事事物物的理要以仁义为正之，仁义是在格物过程中标准，如果格物过程中违背仁义的标准就不是格物而是落入邪见！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良知明觉者也。”他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知者就是将良知扩充，使良知成为当下心理意志的主导力量，以良知为准来面对事物进而采取各种作法。所以格物致知，就是用自己的道德良心去做自己应该做的。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道德修养方法论的核心。在这一方法论思想的指导下，王阳明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道德修养方法，如立志自信、克己省察、静坐、事上磨炼等在他看来，普通人的良知往往受私欲遮蔽，所以要“格物”，才能达到良知。然而他所谓格物与朱熹不同，朱熹认为“格物致之”，即是“即物穷理”，向外用功，以求灭绝私欲。王阳明反其道而行之，对“格物”作了新的解释，格物就是格心，即正心，在心里作去恶为善的功夫。“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也就是说，向内用劲。

朱熹认为，“格物”即是“即物而穷其理之义”，说明认识是由外及内的，先认识事物，而后进行理论的升华。更符合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过程。而朱熹之后，王阳明则认为格物乃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即主体的建立和肯定才是第一位的，承认人的主体性，与现代的人文科学有相通之处！下面讲一下王阳明格竹的故事，来看两家格物思想的分歧。

王阳明年轻时候学习儒家，崇尚理学，并按朱熹格物的理论去实践，准备格亭前的朱子，他端坐在椅子上，对着亭前竹子望，望了七天七夜，大病一场，什么也格没格出来，于是王阳明说“我不配做圣人，不能格物”。后来又亲近禅门大德学佛法，潜心于老庄之说，有所体悟又再回到儒家。后因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当一个小官。在贵州龙场找不到书看，只好每天静坐。最后在龙场大彻大悟，明白古人讲的格物致知不是向外求事理，而是向内求自家之良知。王阳明悟道后，从床上跳起来，大呼大叫，如疯癫状。学术史上称为龙场悟道。

“格竹”行动的失败，在于王阳明把探察外界客观事物的规律误认为探讨自己内心的道德了。而朱熹的格物思想，是倾向于对于客观规律的获取，需要积极的详尽的观察与研究，而不仅仅是做理论上的内心的思考。就像用利刃来断水，刃虽利，却不能断水，因为它用错了地方！朱与王所走的路向不同，所以注定王阳明格竹的失败。而龙场悟道的成功，是王阳明则完全抛弃前人思想的桎梏，走上心学之路并能豁然圆通，最终大彻大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要实践格物致知精神，需要今天的我们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靠实践来发现事真相的态度。格物致知是要通过严格的实践修行与不断学习才能达到完满，而无论是实践修行还是理论学习都离不开学习方法问题，这也是格物致知在今天的重要意义的体现。

礼乐修身，陶冶性情，达中和之美

【子曾经曰过】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礼记·乐记》

【智者感悟】

凡音，是在人心中产生的；乐，是与伦理相通的。所以单知声而不知音的，是禽兽；知音而不知乐的，是普通百姓。唯有君子才懂得乐。所以详细审察声以了解音，审察音以了解乐，审察乐以了解政治情况，治理天下的方法也就完备了。因此不懂得声的不足以与他谈论音，不懂得音的不足以与他谈论乐，懂得乐就近于明礼了。礼乐的精义都能得之于心，称为有德，德就是得的意思。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里说，“儒家治国之道就是“礼乐”二字。“礼”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乐”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礼”可以养性，“乐”可以怡情；“礼”是“义”的外化，“乐”是“仁”的外化。做人要重“仁义”，治国要重“礼乐”，这就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不衰的原因。在世界各国中，希腊罗马有古无今，英美法德俄有今无古，印度、埃及都曾遭受亡国之痛，只有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几千年如一日，对世界文明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可见，礼乐教化在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礼乐教化就是一种以礼乐为仪式的，在润物无声的情况下，向人们传达蕴于礼乐之中的义理精神和人文精神。儒家思想有所谓礼乐教化，儒家认为可以通过音乐达到个人的修身与大众的教化的目的。为什么可以如此呢？因为艺术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人的性情一旦被陶冶，即可归于纯真，而纯真的性情正是道德的根基。故艺术可达至道德。后来古人将琴棋书画列为君子四雅，作为修身怡情的方法，它们同礼乐的教化作用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可以言志，可以修身，可以怡情，可以通神。所谓“弈则改山河，琴则和正气”就是这个意思。儒家虽倡导的艺术的修身功能，但也注重艺术的教化功能：“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即治国者根据人的天性推广音乐，既满足百姓感情需要，又完成对人民的教化，引导风俗向正常发展，此伦理上的社会功能。

孔子的音乐修养就相当深厚。孔子善唱，在《论语·述而》第三十二则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意思是说孔子和别人一道唱歌，如果唱得好，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和之。与“歌而善”者互为唱和，这大约说明孔子唱功不错。孔子的音乐修养不仅仅限于此，他精神上的音乐修为则更是臻于化境。《论语·述而》第十四则中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在齐国欣赏了名为《韶》的音乐深为陶醉，以至于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境界。没有深厚的音乐修养怎么可能如此沉醉于音乐呢？再说孔子还是位很有修养的营养学家和美食家，他对饮食有相当多的讲究，曾记载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是当他听到了美妙的《韶》乐，他竟然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如此超拔的艺术欣赏境界，没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功底，实在是很难达到的。

孔子闻听韶乐以后，在《论语·八佾》中提出文学艺术要“尽善尽美”的观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之所以如此推崇《韶》乐，并且称赞其“尽善尽美”，是因为《韶》乐是舜乐，舜因为具备圣德而受禅让，符合所谓“唐虞之道”，所以达到了“尽善”；《韶》乐又具有“中和之美”，所以达到了“尽美”。而《武》乐是周武王之乐，武王是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故“未尽善”，但《武》乐也具有“中和之美”，故“尽美”。这种“尽善尽美”的美学观成为孔子和后来儒家的艺术评判标准。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提出艺术评判的另一标准——“思无邪”，而“思无邪”其实是“尽美”的更具体的表述，就是提倡“中和”之美。《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要提倡音乐的曲调，要中正平和，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音乐，作为人怡情养志的艺术门类，是人性内在欲望与需求的一种，所以人的生活不能缺少音乐。音乐的“乐”与快乐的“乐”同源同训，在字面意义上就已说明音乐为人带来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愉悦作用，是一种积极的评价。“和”，作为音乐重要的审美标准，是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它要求音乐与天地万物和协，可以调节顺畅人的情志，使人听到以后血气平和，正好符合中医所讲的调摄精神、使“内外和谐，邪不能害”养生学原理，可见“乐和”的观念与养生理论是相溶相通的。

“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他说“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其中“六一”之中就有琴与棋。他在《送杨置序》中曾经谈到他年轻时由于不得意，幽忧难平，所以精神萎靡低落而导致精神疾病，后来他开始学习弹琴，用优美平和的音律来抚平心灵：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愉然不知疾之在其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郁，写其懮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予友杨君…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多作琴说以赠其行，…”（一作送杨二赴剑序）《欧阳文忠集》

儒家对艺术修养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例如孔子就对各种艺术都有所研究，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的游于艺就是指广义的艺术，具体而言，是指六艺”包括，“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法），数（算数）。在此基础上，后来的儒家学者又丰富和发展了多种艺术修身形式！

书法艺术的修身功能是毋庸置疑的，汉字书法的精神，在于修练人的意志与品行，书法实际上就是一门“做人的学问”，所以学习书法，要从修身开始。“品格不高，落墨无法也”，“游于艺者，首务品高，次求学富”就是这个意思。儒家是通过内心反省与实践的身体力行来培养完善的人格的，人的气质性格、毅力、意志、审美水平、心理素质等都是包含个人修养的范围之内。任何伟大的书法作品，无不是书法家人格修养与心灵的外化，情感的外化，字里行间交融着书家的学识，修养品操，情感等精神内涵。因此，研习这种作品，常令人兴致勃生，乐而忘忧，因为它们都传递着修身陶情和超然物外的精神。历史上，大凡著名书法家，其书艺与人品同样弥足珍贵，如颜真卿的忠义光明，柳公权的心正笔正，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学书就应当以人格为基础，只有形成高尚的人格，才能陶冶甚至改变性格，而性格则体现了学书者的兴趣爱好、理想信念、世界观和气质等方面，学习书法，能够培养诸多的优良品质。书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静思、凝神，做到胸无杂念，如临帖时要心静气平，专一而无杂念；要专心练习一帖，直到能从形、神两方面都领悟为止；临帖要天天坚持，最忌讳忽冷忽热、一日曝而十日寒。如果心浮气躁或者漫不经心，就不会达到预期的收效。书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养静与专一的修炼过程。这些都暗合修身之法。

茶道艺术也与修身之道息息相关。有人对茶曾经这样描述：“茶生于灵山妙峰，承甘露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承清灵玄幽之秉性，与文人脱逸超然的情趣相符合，当他们在社会中受到挫折与磨难，产生退隐情绪，茶更是他们获得精神解脱的好伴侣，闲适人生就是这些儒士茶人的追求。不止陆羽、苏轼，还有白居易、欧阳修、黄庭坚、陆游、郑板桥等无不是优秀的茶客，现代鲁迅、郭沫若、张大千、老舍、林语堂等都是嗜茶客，他们无不对茶的优秀品质赞赏有加。‘平生茶炉为故人，一日不见心生尘’，‘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春芽’，‘汲来江水烹新茗，买尽青山当画屏’饮茶的妙趣不但在于它独有的色、香、味、形，而在于它使人把心放在闲处，涤荡性灵，独留一方心灵清纯之气。‘碧沉霞脚露，香泛乳花轻。’茶是本色、真香、全味，茶人对茶器美和品饮环境美的追求，充分展现了茶的风采神韵，茶实在又是一种很具灵性的东西，偷得浮生半日闲，泡一杯好茶，使生命在这片片翠波中充盈起来。”儒者历来都注重茶道养生的妙处！

诗词与绘画也同样是儒家学者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很多文人雅士、迁客骚人和达官显贵都喜欢吟诗作画，并以此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如唐代王维就诗画双绝，被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达到双峰并置。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主流属于文人画，“画以载道”是永恒主题。梅、兰、竹、菊是他们的偏爱，画这些是借物言志、以艺修身，咏叹它们的内在品格，发挥他们的道德内涵。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诗》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这段最为有名的论述中，就包含了即要注重“画中有诗”的“尽善”，又要形美而达到“尽美”，从而使画神形兼备。所谓“画中有诗”，就是明确提出画中应当蕴含超乎于绘画之上，在所描绘的有形之物内蕴涵这更为广泛和更为丰富的无形的东西；这也就是画要重格调、重意境、重学养、重品质。

纯粹的艺术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做人不能大喜、大悲、暴怒，也不能怠惰、懦弱、无情，要力求进入“大中至正”之域，这样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文明时代的人、一个脱离了动物境界的人。这就是礼乐教化之道在今天的重要启示！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万古之慧

【子曾经曰过】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

【智者感悟】

“孔子说：一个拥有智慧的人，只有当他的智慧像江河一样不停地流动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感觉到智慧本身的快乐；一个拥有一颗仁爱的心灵的人，只有当他的仁爱像高山一样静止不动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到仁爱本身的幸福。智慧的本质是流动的，仁爱的本质是静止的。聪明的人快乐而幸福，仁爱的人健康而长寿。”

知者上善若水，海纳百川；仁者高山仰止，厚德载物。因智慧而超脱的人像流动的水一样快乐；信奉仁义道德的人像沉静的山一样恒久。喜好水是知者的天性，喜好山则是仁者的天性，一动一静，体现出的是知者与仁者的人生性格区别。

“乐水”者，大体在于喜动态，好开阖，或有方塘一鉴、天光云影，或有非常规之思维，这是“智”者之特点。山气韵神闲，安泰如素，厚德载物，“乐山”者，大体是喜稳健平和，秀外慧中，神气若定，“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仁”者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