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它的意思是，孔子讲完课回到自己的书房，学生公西华给他端上一杯水这时候，子路匆匆的走进来，大声的向老师讨教：先生，如果我听到一种正确的主张，可以立刻去做么？孔子看了子路一眼，慢条斯理的说：总要问一下父亲和兄长吧？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子路刚出去，另一个学生冉有有悄悄的走到孔子面前，恭敬的问：先生，我要是听到正确的主张，就应该立刻去实行么？孔子马上回答：对，应该立刻实行冉有走后公西华奇怪的问：先生，一样的问题你的回答怎么相反呢孔子笑了笑说：冉有性格谦恭，办事忧郁不决，所以我鼓励他临事果断，但是子路逞强好胜，办事不周全，所以我就劝他遇事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三思而行。

儒家认为实施因材施教的前提是认真了解学生的不同特质。孔子曾经说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就很了解，他能够说出学生的性格特点和智力水平，并且针对不同的特点，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各种不同的人才。他经常通过谈话、观察、了解学生的志向、思想、言行，从中进行分类、归纳。除年龄、出身等方面差异外，尚有智力、性格、气质、才能、志向等方面的差异颜回能“闻一知十”，子贡只能“闻一知二”，说明孔子早就注意到学生在智力灵活性方面有着明显差异。孔子还在他的言论中反映了他对性格气质差异的看法，他说过：“柴也愚，参也鲁，由也谚”。“师也过，商也不及。”又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等。孔子曾对孟武伯评价他的学生的才能，“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客言也”。还说“雍也可使南面”，“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些无不反映孔子对学生才能差异的洞察。子路愿意拥有“千乘之国”，并且“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求只想管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做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公西华则只想“宇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而曾点的志向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针对学生不同年龄层次的特点，孔子也有不同的教学侧重点。“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儒家主张从学生的个别差异出发，进而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因材施教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质，走向人生的成功。形状奇怪的树根如果想要按照普通的方法做成木材，不过是废料一根，而如果经根雕家因势利导因材施教稍加雕琢，便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工艺精品。一废变一精，便是因材施教的成果。所以说，只有针对不同学生的天赋特点，因势利导因材施教，选择特殊的方法和途径，才能造就人才。《礼记·学记》认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心。”意思是说，学生常犯四种毛病，或贪多务得，或孤陋寡闻，或浅尝辄止，或畏难而退，其原因在于“心之莫同”，即个性差异。因此，教师要掌握学生的心理差异，认识到它有两重性。即“多、寡、易、止，虽各有失，但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于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于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所以《学记》要求“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师要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帮助他们发扬优点，克服缺点。“长善救失”使“因材”与“施教”的关系更加明确。

孟子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对学生有的应及时点化，有的应成就其德行，有的要发展才能，有的可答其所问，不能入门者则可以间接地受教，甚至“予不屑之教诲也者，足亦教诲之而已矣”。拒绝教诲，足以成为人的警策，事实上也成为一种教导。因此，“教亦多术”，一切因人而宜。对不同的受教者施以不同的教育，这是儒家因材施教教学思想的精髓，也是这一思想得以落实的保障。它既应成为我们实施素质教育的特质，也应该是学生才能有效培养的捷径。

中国现代的教育模式人们称之为“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违背了“因材施教”原则，千篇一律，把所有人都装在一个标准化的机器内进行加工，试图把所有人都印成一个模样，不管每个人的差异和特长，一律以考试为本，从呆板无趣的高考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大学四级，都是应试教育那种一刀切、半张脸的表现，因材施教回旋的余地大大降低，甚至彻底被人遗忘，我们是不是应该呼唤一下真正的教育呢？

人人平等，有教无类，兼容并包

【子曾经曰过】

“子曰：‘有教无类。’”

《论语·卫灵公》

【智者感悟】

孔子说：“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智愚，地域等等的区别。”

孔子之所以被世人尊崇为圣人，除了因为他是儒家思想创始人之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对教育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仅来自他培养的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教育理念。在这些理念当中，最重要的又当数他的“有教无类”的公平教育思想。教育平等思想早已被现代人所接受，但是教育平等思想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这一思想是儒家对后世的又一大贡献。

“有教无类”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一种教育主张，语出《论语·卫灵公篇》。东汉学者马融对这句话做注解：“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意思是说不管对哪一类人都应当给以教育。梁朝皇侃也表达同样的思想：“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这一思想与“因材施教”相得益彰。在教育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学生中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来自贵族阶层的有南司马牛、官敬叔、孟懿子等，而更多的是来自平民阶层的，比如闵子骞、颜回、曾参、子路、子张、仲弓、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而也有来自不同国度的学生，包括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等。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来自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当时的楚国还是“蛮夷之邦”。而从以上的事实可以说明，孔子确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思想。

孔子的“有教无类”主张的提出后，培养了大批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表现了鲜明的人民性、开放性，具划时代意义，孔子之后的孟子又沈“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志，斯受之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唐宋以后兴起的书院制度，在教学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若有名师来书院讲学，其他书院或外地书院的师生都可来听讲，而不受地域，贫富，年龄、学派的限制，也体现出儒家教育强想的“大教育观特征”。

孔子从十五岁立志于学，到了三十岁时，已成为一位通晓古今的大学问家。他不仅全面掌握了“六艺”，而且通晓了“六经”，为他后来的从政、办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由一个穷孩子，突然变得博闻多识，便有人恭维他是“天才”。孔子说，我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后来是“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不认为自己是天才，而是勤奋学成的，所以他又说：“就是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又忠心又讲信用的人，只是没有我这么喜欢钻研学问罢了。”孔子十九岁娶亓官氏为妻，次年生子，许多人都来祝贺，就连国君鲁昭公都送上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可见孔子当时在鲁国已有很高的声誉了。孔子的名望越来越高，便有一些富家子弟要拜孔子为师。鲁国大夫孟僖子临死时，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说：“孔子知识渊博，将来会成为圣人。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拜他为师跟他学习，将来定会有出息的！”孟僖子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成了孔子的弟子。随着求学人的增多，孔子干脆辞掉了“委吏”和“乘田”的官职，开始收徒讲学，过去受教育的人都是贵族的孩子，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使普通老百姓的子女也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种学校就叫“私塾”。孔子招生的手续也很简单，只要交上十条干肉作为学费，就收为门徒。孔子的教学方法是一个十分周全的系统。他设立了“文、行、忠、信”四种科目，又严立了“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个为学、立身、处世的大宗旨。具体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以达到“智、仁、勇”三德。孔子的教学又分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个阶段，以德行为首，语言次之，政事第三，文学最末。传说“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就是说孔子有学生三千多，真正学成才的只有七十二人。

孔子之前的学校都是官办的，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子弟，一般老百姓的孩子是没有资格进学堂的。孔子创办私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进步口号。就是说，任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贫富贵贱和国别的限制。他的学生中，有鲁国的颜回、陈国的颛孙师、齐国的公冶长、宋国的司马牛、吴国的子游、楚国的公孙龙；还有一贫如洗的原宪、富商子贡、贵族孟懿子、野人子路、盗贼颜涿聚等。孔子认为，人一生下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人之所以各不一样，都是后天的影响所造成的。有一天，曲阜城外互乡的一个小男孩来求见孔子。因互乡是鲁国有名的风俗败坏的乡村，所以许多弟子不主张孔子接见小男孩。孔子没有理会弟子们的劝说，只管让颜回把小男孩喊了进来。小男孩进得门来，很有礼貌地向孔子行了礼。孔子问他：“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小男孩答道：“我父亲让我来问问先生，小孩子要到几岁才可以上学呢？”孔子一听这话，就满心欢喜地答道：“只要能认得文字，听得懂我的讲义，就可以了。年龄大小都是无关紧要的。”小男孩谢了孔子，出了学馆。孔子见弟子们还在议论纷纷，就说：“我也知道互乡是个坏地方，但是这儿童是纯洁的。他诚心诚意来见我，我只看他眼前的诚心，不问他以前的好坏，我只让他进来相见，不问他出去是作恶还是为善，有什么可非议的呢？你们想，假如我把这小男孩拒之门外，那么生长在不良风俗之乡的人，都不敢来见我，岂不是阻塞了我们要改邪归正的道路吗？”弟子们听了，都无话可说。

“学在官府”是贵族子弟有受教育的权利。因而当官的资格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官位为贵族所垄断。“有教无类”的本义是无分平民与贵族，不分国界与华夷，也就是所有人，只要他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到教育。孔子的弟子来自于不同国度，各种类别的人，不分地域、贫富、老少、贤愚，都是孔子施教的对象。孔子的学生来自不同的诸侯国，包括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国，如曾子是鲁人，子张是陈人，子长是齐人，子游是吴人。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就说明了后一点。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平民家庭，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夏、公冶长等，子贡曾经是卫国的商人，颜涿聚更是当过强盗，子张也曾做过马匹交易的经纪人。正是由于孔子的“有教无类”，才使得这样一些平民、商人，甚至于强盗，受到教育后成为了社会上的显达之士。而平民教育也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儒家主张人性本善，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只要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教育都能回复善良本性，甚至成贤成圣。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人之初，性本善”和“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性本善”和“性相近”说明了所有人都具备善良的本性，而且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意即每个人的性格和习性不同，又说明了实施教育和“因材施教”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皆可以成尧舜”的认识，孔子作出了“有教无类”的决断。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的“类”，不只是表现在贵贱这一个方面，而是包括了其它许多方面。比如孔子的弟子性格各异，缺点各自不同，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但都同样可以受到教育，只不过孔子还能进一步做到“因材施教”。正是由于孔门弟子各类人都有，所以南郭惠子问子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是以杂也。”孔子讲学兼收并蓄，来去自由，所以人员很杂，而这一“杂”字正是孔子办学“有教无类”的生动体现，近代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明确主张“兼容并包”的思想。

《史记》中记载这样一则故事：“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这段话的意思是是：子路性情粗朴，喜欢逞勇斗力，志气刚强，性格直爽，曾经戴着公鸡的羽毛，佩着公猪的牙齿等示强之物，侮辱过孔子。孔子用礼乐慢慢地诱导他，后来，子路穿着儒服，带着拜师的礼物，通过孔子学生的引荐，请求作孔子的学生。后来子路成为了孔门弟子中的大贤人。假如孔子因为子路侮辱过自己而不对他进行教育，那么社会上就会多一个粗鲁的人，而少一个贤人。

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社会长期的主导思想，儒家对“有教无类”思想的提倡有利于这一主张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社会的进步、稳定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在历史上起到了很大的进步作用。概括起来就是：第一，不分行业和出身，打破奴隶贵族对教育的垄断。第二，不分地区和族类，促进各名族的文化交流。第三，不择对象，广收弟子，造就了一批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人才。

对教育平等的追求是人们永恒的理想，正是人们对之一理想的执着才使人们不断的审视现实，努力是现实更接近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