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提出了“仁政”的治国方略。仁政就是以“仁”为最高治国理念，一切的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措施都要符合“仁”的要求，为政以德，以德治国。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儒家提出天下为公，贤者在位，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思想。大同世界是一个温情脉脉、无处不保暖、无处不幸福的人间天同。天下大同是无数人追求的理想，也有无数人为之奋斗呐喊，从孔子的“天下大同”到梁启超的“大同书”，从东汉黄巾军大起义到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都是为着能实现这一理想，就是在现代，大同世界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以德治国，取信于民，取信于天下

【子曾经曰过】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智者感悟】

孔子说：“为政者如果用道德的力量去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只要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众星就自然围绕在他的周围。”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仁政”，就是管理者身要正，能做到“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幸福。其次，管理者自身必须要有德，从而做到“身正”，通过施行“德政”来实现“仁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孟子也说：“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德政”体现为下述三个方面：一是爱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二是富民。孔子认为管理者应当惠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进而富民；三是教民。“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为政》）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诲人不倦”（《论语·述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人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通过教育得到改造和提高。

儒家推崇为政以德，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要求为政者要以人性中本来具有的美德来教化民众，使民众过上一种高尚的、有道德的生活。孔子认为治理天下，就应该用推行德化教育的方式来进行。推行以德治国，能够取信于民，取信于天下。就好像北极星在天空中一动不动，而群星也都环绕在他的周围。孔子用北辰和群星来比喻为政以德，就是告诉为政者，只有自己品德高尚并且能将民众内心的善引发出来，才可以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光耀宇宙！所以“为政”就是以文明高尚的文化思想去引导教化社会人心，匡正世风。“为政以德”的要求是，要以纯正的思想动机和良好的社会效果为中心来匡正和教化社会风俗和人心。孔子把道、德、仁、艺四门学问传授给学生，让他们学而优则士，去教化、影响社会人心，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继承下来，这样，社会就会纯朴厚道，使天下成为道德、文明、和平美好的乐园。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人天生就是善良的，道德高尚的，人们对善良的、高尚的思想和行为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所以为政者的道德教化是可以在民众中推行的。也就是说德治的主体应该是有道德的，才可能对德治对象实行德治。如果人性天生卑劣、自私自利、阴暗无耻，道德教化事没有用的，只能靠政治高压来遏制人性的罪恶！由此可知所人性善是儒家以德治国的基础。以德治国是儒家治国理论的理想模式，但这一模式是否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呢？

礼治，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具体施政纲领，更是“为政以德”思想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孔子认为，“礼”是建立在对人及人类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之上，制约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总则。“仁义”之心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一切善端的渊源。而以血缘亲疏为纽带的人伦关系，以及由此所派生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等级统治关系，正是表现人的理性生命，约束人的一切行为，维系人类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自然法则，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群居生活情态的根本所在。人类的这个自然法则，便是“礼”，是当政者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依据。当政者的一切典章制度、施政措施，必须以维护“五伦”为核心，以体现“仁”，弘扬“仁”为目的。这可以看做是孔子的立法思想。在孔子看来，人类社会，无论是天子庶人，都应以“礼”修心养性，努力克制自己的私欲杂念。发扬人的内在善端，以实现“仁”的境界为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唯如此，人人才能和睦相处；才能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社会才能和谐安宁。正如荀子所言：“礼者，法之大宗，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朱熹讲的更确切：“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诸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礼之节文”（《朱子语类》卷四），所以，做人之道，在于发扬善端而尽心尽性，必须遵礼、守礼，以礼节之，而治人之道（即治理国家），则在于弘扬仁道而尽伦尽制，更必须以礼治之，把“礼”这个反映人伦关系，制约人的社会行为的自然法制，上升为政治制度，要求人人遵守。因而他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里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这四种心称之为“四端”。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儒家认为人具有“善端”，就具有为善、成圣的无限潜能。“仁、义、礼、智”是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告子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

在古代，君王是万众之师表，必须有道德无比高尚的圣人来担任。孔子生活的年代，华夏礼乐崩坏，社会动荡，道德与政治的危机呼吁圣贤的出现。孔子认为道德的精神——“仁”和道德的秩序——“礼”是由人来制定并由人去践行的，没有具备美德的人，道德的秩序与人类崇高的精神就只能是一纸空文。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要改便现实的政治，必须从唤醒人类的内心的至善开始，而只有圣人才能承担这一使命。在有道德的国度的金字塔等级结构中，位于塔尖的是集结智慧、美德和权力于一身的圣人，圣人是正义的维护者，美德的传播者和理想国的统治者，圣人为政思想是道德治国的核心内容。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认为统治者欲要正人，必先正己，指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首先就要求君主自身有道德。孟子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君主的善性体现在治理国家上，就能够倾听百姓的呼声，关心百姓的疾苦。“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为政必须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灭亡。孟子认为国家是一个道德组织，国家元首必须是道德的化身。仁政是孟子政治学说和他的社会理想的最基本内容，而性善论则做为其内在的依据做着最好的阐释。通俗一点的说，在孟子看来，正是由于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统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实现的可能。统治者必然是善的代表，由他实施仁政，在他的领导之下，被统治者才能保存原有的善性，然后继续修身养性，以达到自身人格的完美。因此，从本质上看，儒家的“仁政”理论就是把国家的发展和社稷的安危托付给一个理想化、无所不能的圣人。

要想建立一个德政的社会，不仅君王要有德，而且还要有一大批的从政者要有德，形成一个有道德的执政团队，而一个有道德的执政团队可以引领社会的风气向着一个有道德的和谐社会进发。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都要自觉地修养自己的德性，“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万章上》）孟子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臣民需修身养性，使人的“善”得到保存和发展，并向着仁义礼智等圣人君子的人格目标而迈进。从而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过程，就人的本性而言，《大学》的三纲八条目，可以看成是儒家施行德治的过程。

儒家用修身来培养美德，其理想是君主成就圣人之德，臣子成就贤人之德，而所有的百姓成就君子之德！儒家的三纲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八条目是：诚意、正心、格物、至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就是按着三纲八条目的要求来锻造和培养每位国人的德行的，希望以此来实现以德治国，它及表现为一种私人的性质，更表现为一种政治行为。《论语·为政》“或谓孔圣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为为政？”有人曾经问孔子，你对为政这样精通可自己为什么不出来为政？孔圣态度淡然地说：《书经》上不是讲过孝道吗？一个人在家政事务上能够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邻里，那就是为政了。处理家政和处理国政是同样的道理，何必一定要出来做官才是为政？所以儒家认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既是个人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下边是一位学友对孟子养德之术的介绍，以供参考。

孟子也提出了存心、养心、尽心等比较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1、存心。就是保持自己的善心。孟子认为，能否保持自己的善心，是君子与小人的首要区别，“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如果失去了善心，就一定要把它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2、养心。就是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善心。养心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寡欲”和“养浩然之气”。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节制感官欲望，即使失去一点善心，也不会很多；如果不节制感官欲望，即使有一些善心，也会很快失去。孟子把欲望与善对立起来，有一定的道理，后来的宋明理学家更是主张以“惟微”的“道心”去主宰“惟危”的人心，从而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孟子还提出“养浩然之气”的积极措施。“浩然之气”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是结合“义”与“道”，经过平日修养积累而形成的。有了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可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下》），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尽心。通过不断的存心和养心，最终使人的善心达到完美的状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将心之善性修养到很高的境界时，就认识到人性之善，知道人性之善，就明白了天道，从而达到事天行善的天人合一境界。道德修养达到这一境界的君主和大臣，就可以实行仁政，最终使天下归于至善，实现太平盛世。

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仁爱之本性

【子曾经曰过】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智者感悟】

“如果使用政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并逐渐演义为以重民主义、教化主义、德本主义、人治主义等的儒家德治理论。孔子主张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治国方针，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而在当今以法治国的新时代中，重新解读儒家德治，汲取其精髓，借鉴其教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有着诸多积极意义。

儒家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民力的主要方法；而礼治，又是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具体施政纲领和落实，也是“为政以德”思想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在治国方略上，孔子坚持以礼治国的基本原则，主张“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不赞成“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而应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他常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意思是为政者，若能以文明的教化方式教育和导引人民，“齐之以礼”，旗帜鲜明地倡导和建立社会道德秩序和日常行为的礼节仪规，使每个人都有道德观念和礼的涵养，这样人们就会有廉耻心，一旦做了亏心事，就会感到羞耻惭愧。有了耻辱感，就会自觉远离违法乱纪，达到社会安定祥和的目的。在《大学》中，曾子说：“尧舜率民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民以暴，而民从之。”意思是说：在尧、舜仁德的引导下，百姓会变得很仁慈。而在桀、纣暴政的诱导下，百姓会变得很残暴。

大多数学者认为，礼最初是氏族社会时期一种祭祀的仪式，所谓“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甲骨文中的“礼”字，据王国维的解释，是意味着把两块玉放在一个器皿里供奉上帝或者祖先，既表示敬意，又表示请求赐福保佑。冠、昏（婚）、丧、祭、射、御、乡（乡饮酒）等，原本是民间交往活动，亦含有对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的崇拜仪式；在上层统治集团则逐渐有了燕（宴）、飨、田猎、朝觐、聘问等等礼制，亦不断发生变化。复杂的礼仪大致可归为五类：吉、凶、宾、军、嘉礼。因此，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礼”本起于民间习俗和原始宗教活动，其涵盖面很广，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内容涉及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西周时，经“周公制礼”的活动，礼的内容更为复杂、更为系统化了。法律规范、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礼节仪式都是周礼的组成部分之一。

儒家继承和发扬了西周礼制的许多内容。在孔子那里，“礼”是指制约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总则。在他看来，人的生命，不仅仅是生物性质的生命，还是有独特理性的生命，这一独特理性是深藏于自然生物生命之中的“仁爱”之性。它是人一切善端的开始。人类的道德与血缘伦理关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其他社会关系，都表现人的理性生命，它约束人的一切行为，并且成为维系人类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自然法则。人类的这个自然法则，便是“礼”，是当政者的政治纲领和政策考量。当政者的一切典章制度、施政措施，必须以维护“五伦”为核心，以体现“仁”，弘扬“仁”为目的。在孔子看来，人类社会，无论是天子庶人，都应以“礼”修心养性，努力克制自己的私欲杂念，发扬人的内在善端，以实现“仁”的境界为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唯如此，人人才能合睦相处；才能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社会才能和谐安宁。因而他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