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夫说长者，道之所由明，而说长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

夫子明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征不信也。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儒也者，贤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于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出于势之无可如何尔。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于守先待后，不复涉于人世哉？学《易》原于羲画，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观《书》始于虞典，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以为所处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而不知六经皆器也。

《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云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渭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

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千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司马谈别之为六家，刘向区之为九流，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观之，皆仁智之见而谓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

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则曰尧、舜之道，再则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韩退之谓“道与德为虚位”也。夫“道与德为虚位”者，道与德之衰也。

【译文】

韩退之说：“从周公以上，都是在上做君主的，所以措施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他们的学说长久流传。”学说长久流传，道从此得到阐明，而学说长久流传，也就是道从此隐晦的原因。孔夫子阐明教化影响万代，孔夫子未曾自己创立学说。宣扬六经，保存周公时的典籍，所以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又说：“大概有不知道情况而创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孔子用通行语言，读《诗经》、《尚书》，施行礼仪。”这就是所说的阐明上古君王之道来引导后人。不是孔子推崇上古君王，有谦逊修养的心意而不自己创作，是孔夫子本来没有什么可创作的。有德行没权位，就没有创立制度的权力。空泛的言论不能用来教导人，这就是所谓“没有证验就不确实”口教化作为一项事业，自从伏羲、轩辕以来，大概已经有了。看《易大传》所说的，就知道圣人就着人身指明法则，依据事物建立教化，并没有在实施政治管理之外，另外有所谓的教化法则。舜时的教化，就有专职官员了。司徒的恭谨传布，主管音乐者的受命，直到学校的设立，贯穿虞、夏、商、周四代，司成、师保的官职，详细地载在《周礼》。如此教官既列在官员中，那么修习的书籍就保存在掌故那里，学生所学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所师从的，是身在官位掌管法度的人。治理和教化没有分别，官员和教师合为一体，哪里有空泛的言论用来寄托私家的学说呢？儒家一流，尊奉孔子，似乎想要只认作儒者，，·家的宗师，则也是不了解孔子啊。孔子树立人世间道的标准，难道会有心意只树立儒家道的标准吗？对儒者来说，贤士没有遇到君明臣良的兴盛时代，得不到权位来施行大事，于是遵守上古君王之道，以等待后代的学者，是出于时势的无可奈何罢了。人世间道所应当做的，范围广啊，事情大啊！难道会每人都不受信用，而一定要走遵守上古君王之道以等待后代学者的路，不再进人社会吗？学习《易》，《易》起源于伏羲画卦，不必像他那样穿草编的衣服住在野外。看《尚书》，《尚书》从《虞书》开始，不必像舜那样呼喊天哭泣。因为人们认为所处的环境各有不同。那么，学孔子的人，难道能说抛开事业和功绩，预先想到道不能施行而使教导流传吗？

《易》说：“设有形体的东西叫作道，有形体的东西叫作器。”道不离开器，就像影子不离开形体。后世信从孔子教导的人从六经中学习。认为六经是载道的书，却不知道六经都是器。《易》作为一种书，是用来揭示事理、成就事业的，由春官太卜掌管，那就本来有官员掌管而由掌故保存了。《尚书》由外史掌管，《诗》有大师负责，礼仪由宗伯主持，音乐有司成主管，《春秋》各有诸侯国史宫记载。夏、商、周三代以前《诗》、《书》等六经未尝不用来教人，却不像后世那样尊奉六经另外成立儒学一门，而专门称六经是载道的书。大概因为人们所学习的，不出官府所掌管、国家的政治教化，而对六经的运用，也不出人际关系、日常应用的常规，所以只看出那是不得不这样的事而已，未曾另外看出所载的道来。孔子传述六经用来教导后世，也认为上古圣人上古君王的道不可能看到，六经就是可以看到的他们的器，后人见不到上古君王，应当依据可遵守的器来思考不能看见的道。因此，孔子宣扬上古君王的政治教化和官府所掌管的典籍，用来给人们看，而不自己著作立说，以致离开器而谈论道。孔夫子自己叙述作《春秋》的原因就说：“我认为把自己的观点用议沦来表达，不如用事实来表现更深切明显。”那么，在政治教化、典章制度、人际关系、日常应用之外，再也没有另外由著述来表达的道了，这也已经清楚了。秦朝禁止人们相对私下谈论《诗》、《书》，而宣布“要想学法令的，以吏为老师”。秦朝违背古代政治的地方，在于禁绝《诗》、《书》而已，至于宣布学法令的以吏为老师，也就是道和器合为一体，而官员和老师、治理和教化未曾分离为二的正确道理。以后治理和教化分离，不能再合在一起，是自然规律。官府主管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经师传布互相讲授和学习的注解，也是出于事情的不得不这样。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弃儒学，因为儒学遵守的是上占君王的道。而儒家一流，守住六经，认为这只是载道的书。天下哪里有离井器谈论道、离开形体留下影子的呢？那些人抛开天下事物、人际关系和日常应用，守住六经来谈论道，就自然不能和他们谈论道了。

《易》说：“对于道，仁者见它说道是仁，智者见它说道是智，老百姓天天利用它却不认识它是道。”然而不认识道，道却存在；见到道并作判断，道却消失。广大的道的隐没，不是因为平庸愚昧的人而隐没，而是因为贤者智者一类人众说纷纭而隐没。大概官员和老师、治理和教化结合，天下的聪明被限定在一起，因此就着器保存道，而人心没有逾越的念头。官员和老师、治理和教化分离，而聪明才智不再纳入规范，那么，阴阳变化的道接近人们不同的天性，而各自把所见到的当作本来情况，这也是事物的趋势。主持礼仪的机构、掌管音乐的官员，各自履行专门的官职，即使有离娄那样的敏锐视力，师旷那样的灵敏听力，也不能不受黝约束服从规矩口现在说官员职守失去传承，而我用道德阐明那教化，就人人都自认宣扬道德了。因此孔夫子传述而不创作，宣扬六经，以保存周公时的典籍，不敢离开器而谈论道。而诸子杂多，便已经谈论道了。庄子把各家比作耳目口鼻，不能互相通用，司马谈把诸子分作六家，刘向把诸子分作九流。诸子都自认为到达顶点，而想用自家的道改变天下。由君子观察这种现象，都是以仁者或智者的见解来称呼道，而不是对道的认识果真像这样容易。道，凭借器而明显，不凭借人而得名。自从人当中有了称呼道的，道方才根据不同的人而有了不同的名称了。仁者见了，说它是仁，智者见了，说它是智，就是这样。人自然是遵循道而行动的，道不是人所能够据为己有的。自从人们各自谈论自己的道，而各自实行自己所谈论的，道方才可能被人占有了。墨家的道，许行的道，这一类都属于这样。道，自从在三人居住的房屋里显露，到周公、孔子时非常完备，一个个的圣人未曾另外用道来称呼的原因，大概就像一个家族内部，不自己标明姓氏。等到诸子百家纷杂出现而谈论道，而儒者不得不自我尊崇自己的来源，一则说尧、舜之道，再则说周公、孔子之道，所以韩退之说“道和德是空的名号”。“道和德是空的名号”这种现象，正是道和德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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