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碍已而后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

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人之初主，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积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

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

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

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同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会使然，而非冬令胜于三时也。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毋乃悖于孟子之指欤？曰：集之为言，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于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

孟子所谓集大成者，乃对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学者疑孔子之圣，与三子同，无所取譬，譬于作乐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说，可以对三子，而不可以尽孔子也。以之尽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于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尝学于伯夷、尹、惠，且无伯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当而已矣，岂可以文害意乎？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谓天纵生知之圣，不可言思拟议，而为一定之名也，于是援天与神，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见，何以异于党人乎？

天地之大，可一言尽。孔子虽大，不过天地，独不可以一言尽乎？或问何以一言尽之，则曰：学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别无所学乎？曰：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祖述尧、舜”，周公之志也。“宪章文、武”，周公之业也。一则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再则曰：“甚矣吾衰，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哀公问政，则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问“仲尼焉学？”子贡以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述而不作”，周公之旧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遗籍也。党人生同时而不知，乃谓无所成名，亦非全无所见矣。后人观载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学，是不如党人所见矣。而犹嗤党人为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惟孔子与周公，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符节匢合，如出于一人，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然则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大与神，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

或曰：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独非大成欤？曰：孔子之大成，亦非盂子所谓也，盖与周公同其集羲、农、轩、顼、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异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则周公、孔子，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圣人固藉时会欤？宰我以谓夫子“贤于尧、舜”，子贡以谓“主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较古圣人，则谓“出类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独尊孔氏。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伊川论禹、稷、颜子，谓禹、稷较颜子为粗。朱子又以二程与颜、孟切比长短。盖门户之见，贤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实，而但务推崇，则玄之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世教何补焉？故周、孔不可优劣也，尘垢秕糠，陶铸尧、舜，庄生且谓寓言，曾儒者而袭其说欤？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

【译文】

“道的本原是从天而出的。”天本来就反复叮吟地发布命令码？回答是：在只有天地存在的时候，我不能够知道情况。夭地间产生了人类，这就有了道，却还没有显露出来。三个人居住在一间房屋里，道就显露出来了，却还不明显。人有一伍一什直到成百成千，一向房屋不能容纳，按类别琶分开来，道就明显了。仁、义、忠，孝的名称，刑法，板事、礼制二乐教的制度，都是不得已才－产生的。

人类产生就有了道，人自己没有觉察。三个人居住在一间房屋里，就必然早晚开门关门，打柴汲水供给炊事，既然不是一个人，就必然有分别担负的人了。有的各自掌管事情，有的轮流交换班次，这就是所谓不得不这样的情势，而均平、秩序的原则产生了。这时，又担心互相推卸互相争夺，就必然推举年龄大的人主持公平，这也是不得不这样的情势，而长幼尊卑的区别显现了。至于一伍一什成百成千的人，按类别区分开来，也必然有人掌管每伍每什，而积累到成百成千，人员众多就需要办事干练，必然要推举才能突出的人整理繁杂之事，形势混乱就需要人们相随服从，必然要推举德行崇高的人主持教化，这也是不得不这样的情势；而作君主作老师，划定地界划分州境，井田、封建、学校的内容明显了。因此，道不是圣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够创造的，都是事物的情势自然发展，逐渐显露逐渐明显，不得已而表现出来，所以说是从天而出。

《易》说：“一阴一阳叫作道。”这说明没有人类的时候道己经具备了。“承袭道的规律而产生的万物是美好的，万物生成后各有属性。”这说明天道附在人身，事理附在气上。因此，可以表现出形状给予名称的，都是道借以显现的事物，而不是道的本体。道，是万事万物的原因，不是万事万物的具体规律。人能够见到的，是万事万物的具体规律而己。从人类的产生，到一伍一什成百成千人的管理，以及作君主，作老师，划分州境划定地界，大概必定有需要然后随着供给，有郁积然后随着疏通，有弊病然后随着补救。伏羲、神农、轩辕、撷项的发明创造，本意不过像这样罢了。制度积累优点完备，到唐尧、虞舜时就极度完善了；殷沿袭，夏借鉴，到周代就没有缺憾了。譬如源头积水而慢慢流成江河，小丘积土而成为山岳，也是事理情势的自然发展，而不是尧、舜的大德大智超过伏羲、轩辕，周文王、武王的神妙胜过禹、汤。后世圣人效法前世圣人，实际不是效法前世圣人，而是效法道的逐渐显露逐渐明显。三皇无为而治，风俗自然变化，五帝揭示事理，成就事业，三王建立制度传下法则，后人见到进行治理教化有这样的不同。当日圣人创立制度，就像夏天必须穿葛布衣，冬天必须穿裘皮衣，而不是心里先有了什么念头，认为我一定要这样然后可以和圣人不同，我一定要那样然后可以和前世圣人齐名。这都是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定到达的，而不可以就此当作一阴一阳的道。一阴一阳往复循环，就像车轮。圣人创立制度，好比夏天的葛布衣、冬天的裘皮衣，就像轨道。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这样，二者的事相同吗？回答是：不同。道无所作为就自然，圣人有所见就不得不这样。圣人有所见，因此不得不这样；众人无所见，就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而这样。哪一个与道接近？回答是：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而这样，就是道。不是没有看见什么，而是不可能看见。不得不这样，圣人因此符合道，不能就认为是道。圣人探求道，道不可能见到，就着众人的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而这样，是圣人所凭借来见到道的。因此，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而这样，是一阴一阳的迹象。向圣人学习，这就是贤人。向贤人学习，这就是君子。向众人学习，这就是圣人。不是众人可以学习，是因为必须从一阴一阳的迹象探求道。自从天地产生以来，到唐尧、虞舜、夏、商，道的迹象既多，穷尽而变化、变化而通达、通达而长久的规律也很完备了。周公以天所任使、生而知之的圣人，正好处在古代文化积累留传、治理法则很完备的时候；因此规划国事创立制度，集千古之大成，就也是时势造成这样，不是周公的德行才智能够造成这样。大概自古以来的圣人，都从众人的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而这样学到东西，而周公又察看遍了古来圣人的不得不这样，就知道了应当这样。周公固然是天所任使、生而知之的圣人，但这不是周公的才智与力量所能做到的，是时势造成这样的。譬如春夏秋冬，各自掌管一个季节，而冬季宣告一年的成功，也是时势造成这样，而不是冬季胜过其它兰个季节。因此，创立制度显示功绩的圣人，几千年来是一样的；集大成者，是周公独有的。时势恰巧应当这样就这样，周公自己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孟子说：“孔子称得上集大成者。”现在说集大成的人是周公，不是违背孟子的意旨吗？回答是：“集”的解释是，聚汇各方面所有的在一起。自从天地产生以来，到唐尧、虞舜、夏、商，都是由圣人取得天子的位置，规划国事，治理教化，都出自道本体的必然。周公助成文王、武王的品德，正好处在五帝三王法度完备、殷因袭、夏借鉴，已到达顶点的时候，因此能够凭借来创立典章制度，而用周的法则集古代圣人之成，这就是所说的集大成。孔子有德行而没有权位，就不可能得到创立制度的权力，不能够排列在一成当中，哪里有大成可集呢？不是孔子的德智不如周公，是时势造成这样的。孟子所说的集大成，是针对伯夷、伊尹、柳下惠说的，担心学者错以为孔子的大德大智和伯夷等三人相同，没有什么可采用来比喻。就拿奏音乐的大成来作比喻，因此孔子集大成的说法，可以对伯夷等三人来说，却不可以概括孔子。用这来概括孔子，反而是小看孔子了。为什么呢？周公集伏羲、轩辕、尧、舜以来之成，周公本来是向历代圣人学习而集大成的，没有历代圣人的治理法则，就本来没有什么可造就周公。孔子不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孔子本来未曾向伯夷、伊尹、柳下惠学习，况且没有伯夷、伊尹、柳下惠的行为，难道会没有什么可造就孔子吗？至于孟子说的话，各人的话都有适当的地方罢了，难道因为文辞妨碍对意思的理解吗？

达巷的人说：“伟大啊，孔子！学问广博而不在某一方面成名。”现在的人都嘲笑达巷人不了解孔子，可是他们了解孔子到底成什么名吗？他们认为，天所任使、生而知之的圣人，不可以被谈论考虑而确定某一方面的名声，因此援用天和神，认为圣人不可能被了解罢了。他们的见识有什么和达巷人不同的呢？天地的广大，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孔子虽然伟大，大不过天地，就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吗？有人间为什么能用一句话概括，回答是：学周公罢了。除了周公，另外没有学的了吗？回答是：没有孔子未学到的学问。周公己经集前代圣人之大成，那么除了周公，再也没有什么学问了。周公集前代圣人之大成，孔子学周公而完全学到周公之道，这一句话，完全能够概括孔子的整个人了。“遵循尧、舜之道”，是周公的志向。“效法文王、武王”，是周公的事业。一是说：“文王已经去世，文化传统不是在我这里吗？”二是说：“我衰朽得太厉害了，我不再梦见周公了。”行它。”又说：“文化兴盛啊！”又说：“我学的是周代礼制，现在实我赞同周代。”鲁哀公询问政事，便说：“文王、武王的政治措施，在典籍上公布。”有人问：“仲尼是从哪里学成的？”子贡认为，“文工·武王之道，没有坠落在地上”。“传述而不创作”，是对一于周公时的典章说的。“喜好古代文化，努力探求”，是对于周公传下的书籍说的。达巷人与孔子生活在同时而不了解孔子，便说孔子不在某一方面成名，也不是完全没有见地的。后世人观看书籍，而不了解孔子学习的是什么，这不如达巷人的见地了，却还讥笑达巷人不了解孔子，这何止逃走一百步的士兵嘲笑逃走五十步的士兵呢？因此，自古以来的圣人，他们的大德大智虽然相同，而他们的做圣人的方法不一定完全相同，是时势造成这样的。只有孔子和周公都生在制度积累治道完备而达到顶点以后，周公集大成以实行道，孔子发挥道以阐明教化，互相吻合，好像出自同一人，不再有毫毛般微细的不同。那么，想尊祟孔子的人，哪里在于援用天和神，而得出模糊不清难以依据的说法呢？

有人说：既然孔子和周公同道，周公集大成，而孔子难道不是集大成吗？回答是：孔子集大成，也不是孟子所说的意思口孔子是和周公一样集伏羲、神农、轩辕、额项、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之成，而不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成。大概君主和教师的职责分离后，治理与教化不能结合在一起，这是命运从天而出。周公集治理系统之成，而孔子阐明建立教化的标准，都是事理的不得不这样，而不是圣人要和前人不同，这是法则从天而出。因此，隋、唐以前，学校同时祭祀周公、孔子，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芜师，‘大概是说制定礼乐制度是圣，建立教化是师。因此孟子说：“思公、孔子之道是一致的。”那么，周公、孔子依据时势而建立治理、教化系统的标准，圣人本来是凭借时势么？宰我认为“孔夫子胜过尧、舜”，子贡认为“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夫子一样的”，有若用孔夫子比较古代的圣人，便说“出类拔萃”，三人都丢开周公，单独尊祟孔子。朱子认为圣人事业功绩有不同的地方，是说得对的。然而治理从实际事务中表现出来，教化则流于空泛的言论。后人根据宰我三人的言论，而极力推祟孔子超过尧、舜，因此尊崇性命学说而轻视事业功绩，于是众多圣人的治理业绩，不值得和儒生的高谈阔论相当了。伊川先生论禹、后视、颜子，说禹、筱比颜子粗疏。朱子又用二程和颜子、孟子深刻地比较长短。大概门户之见，贤者也免不了，是从古到今的通病尊祟孔夫子，没有比贴近世情更重要的了。不知道实际情况，却只是致力于推崇，那么，’玄妙上又加玄妙，圣人成了一个神与天的通称而已，对社会教化有什么帮助呢？因此，对周公、孔子不能评判优劣。神人的尘埃糟粕，造就尧、舜，庄子还说是寓言，儒者竟沿用他的说法吗？因此，想要了解道的人，必须先了解周公、孔子成为周公、孔子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