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实之文，史部传记支流。古者史法谨严，记述之体，各有专家。是以魏晋以还，文人率有别集。然而诸史列传，载其生平著述，止云诗赋、箴铭、颂诔之属，共若干篇而已。未闻载其记若干首，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干种者也。由是观之，则记传志述之体，古人各为专门之书，初无散著文集之内，概可知矣。唐、宋以还，文集之风日炽，而专门之学杳然。于是一集之中，诗赋与经解并存，论说与记述同载，而裒然成集之书，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若夫选辑之书，则萧统《文选》不载传记，《文苑》、《文鉴》始渐加详，盖其时势然也。文人之集，可征史裁，由于学不专家，事多旁出，岂不洵欤？

证实之体，自记事而外，又有数典之文，考据之家，所以别于叙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记事乃纪传之余，数典为书志之裔，所谓同源而异流者也。

记事之源，出于《春秋》，而数典之源，本平官《礼》，其大端矣。数典之文，古来亦具专家，《戴记》而后，若班氏《白虎通义》、应氏《风俗通义》、蔡氏《独断》之类，不可胜数。而文人入集，则自隋、唐以前，此体尤所未见者也。至于专门学衰，而文士偶据所得，笔为考辨，著为述议，成书则不足，削弃又可惜，于是无可如何，编入文集之中，与诗赋书表之属，分占一体，此后世选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征实之文，与本书纪事，尤相表里，故采录校别体为多。其传状之文，有与本志列传相仿佛者，正以详略互存，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而笔削之善否工拙，可以听后人之别择审定焉，不敢自据为私也。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全文，其重在征事得实也；仍于篇后著石刻之款识，所以与金石相互见也。

【译文】

征实的文章，是史部传记的支流。占时候作史方法谨严，记述的体裁各有专家。因此，魏、晋以来，文人大多有别集，然而各史书的列传，记载文人的生平著述，只是说诗、赋、溉、铭、颂、沫之类共若干篇而已，没有听说记载那人记若干篇、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千种的口由此看来，记、传、志、述的体裁，古人各作专门的书，起先没有分散在文集里面，大略可以知道了。唐、宋以来，编文集的风气越来越盛，而专门的学术没有踪影。于是一部文集里面，诗赋和经解一起存在，论说和记述共同收录，而聚汇成集的书，开始难判定它们一家学术所在的地方了。至于选编的书，萧统《文选》不收录传记，《文苑》、《文鉴》开始逐渐周详，大概是时势造成这样的。从文人的集子，可以考求历史体裁，是因为学问不专主一家，事情有许多由别的体裁表现，这难道不确实吗？

征实的体裁，从记事之外，又有历举典故的文章，考据的流派，用来和叙述的文体区别开。用作史方法比照，记事是纪传的余波，历举典故是书志的后继，这是人们所说的同源而不同流。记事的源头，出于《春秋》，而历举典故的源头，根据周代礼制，这可能是主要方面吧。历举典故的文章，古来也有专家，大小戴《礼记》以后，像班固《白虎通义》、应助《风俗通义》、蔡邕《独断》之类，多得不能数清。而文人把这类文章放人集里，却是从隋、唐以前，尤其没见过这种体制。到了专门的学术衰败，而文士偶尔根据心得，写成考辨，著为述议，成一部书不够，删除又可惜，于是无可奈何，编进文集里面，和诗、赋、书、表之类分别据有一种体裁，这是后世选文不得不收这类文章的原因。

征实的文章，和本书记事，特别互相补充，因此所采录的比其它体裁多。那传状文，有和本志列传类似的，正因为详细和简略互相保存，又凭这看出列传采取材料的来源，而改动的好与坏、精巧与拙劣，可以凭这任随后人鉴别选择、审查评判，不敢自己占据私有。碑刻文，有时不放进《金石》类，收录那全文，重视的是验证事情获得实际情况，仍然在篇后写上石刻的款识，用来和《金石》类互相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