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书志一体，古人官《礼》之遗也。周礼在鲁，而《左氏春秋》，典章灿著，不能复备全官，则以依经编年，随时错见，势使然也。自司马八书，孟坚十志，师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难以纲纪。后史因之，而详略弃取，无所折衷，则弊之由来，盖已久矣。

郑樵尝谓书志之原，出于《尔雅》。波固特著《六书》、《七音》、《昆虫草木》之属，欲使经史相为经纬，此则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论制作，备乎官《礼》，则其所谓《六书》、《七音》，名物训诂，皆本司徒之属，所谓师氏保氏之官，是其职矣。而大经大法，所以纲纪天人而敷张王道者，《尔雅》之义，何足以尽之？官《礼》之义，大则书志，不得系之《尔雅》，其理易见者也。

字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虽不尽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

而牛弘、刘昫之徒，不知挈其纲领，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会要》、《会典》之书，不能与史家之书志合而为一，此则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古今载籍，合则易存，分则难恃。如谓掌故备于《会要》、《会典》，而史中书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则《汉志》不用汉官为纲领，而应劭之仪，残阙不备；《晋志》不取晋官为纲领，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晋官品》。

亡逸无存；其中大经大法，因是而不可窥其全体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难为典则。若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于其极，则立官建制，圣人且不以天下为己私也；而载笔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见为详略耶？

书志之体宜画一，而史家以参差失之。列传之体本参差，而史家以画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礼》，体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无《地理》，或分《礼》、《乐》而合兵、《刑》，不知以当代人官为纲纪，其失则散。列传本乎《春秋》，原无定式，裁于司马，略示区分。抑扬咏叹，予夺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笔，亦兼诗人之微婉，难似一概绳也。后史分别门类，整齐先后，执泥官阀，锱铢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则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县修志，古者侯封一国之书也。吏、户、兵、刑之事，具体而微焉。

今无其官而有吏，是亦职守之所在，掌故莫备于是，治法莫备于是矣。且府史之属，《周官》具书其数，《会典》亦存其制，而所职一县之典章，实兼该而可以为纲领。惟其人微而缙绅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问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书吏为令史，首领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纲纪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义矣。

今之州县，繁简异势，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尽皆吏、户、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县而志其事，即以一县之制定其书，且举其凡目，而愈可以见一县之事势矣。案牍簿籍无文章，而一县之文章，则必考端于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为挈其纲领，修明其书，使之因书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职掌，于是修其业而传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谓书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谓掌故之书，各守专官，连床架屋，书志之体所不能该，是以存之《会典》、《会要》，而史志别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周官》挛一代之大纲，而仪礼三千，不闻全入春官；《司马法》六篇，不闻全入夏官。

然存宗伯司马之职掌，而礼兵要义，可以指掌而谈也。且如马作《天官》，而太初历象，不尽见于篇籍也；班著《艺文》，而刘歆《七略》，不尽存其论说也。史家约取掌故，以为学者之要删，其与专门成书，不可一律求详，亦其势也。既不求详，而又无纲纪以统摄之，则是散漫而无法也。以散漫无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难矣！

或谓求掌故于令史，而以吏、户、兵、刑为纲领，则纪、表、图、书之体，不可复分也。如选举之表，当入吏书，河道之图，当入工书，充类之尽，则一志但存六书而已矣，何以复分诸体也？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古人著书，各有义类；义类既分，不可强合也。司马氏本周谱而作表，然谱历之书，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体，不闻杂入六典之中。盖图、谱各有专书，而书、志一体，专重典章与制度，自宜一代人官为统纪耳。非谓专门别为体例之作，皆杂其中，乃称■括也。且如六艺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载于太卜，《诗》不载于太师，然三《易》之名，未尝不见于太卜，而四《诗》之目，则又未尝不著于太师也，是其义矣。

六卿联事，交互见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县因地制宜，尤无一成之法，如丁口为户房所领，而编户烟册，乃属刑房。以烟册非赋丁，而立意在诘奸也。武生、武举隶兵部，而承办乃在礼房。以生员不分文武，皆在学校，而学校通于贡举也。分合详略之间，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学问耶？

【译文】

史学家书志这体裁，是古人官府礼制的遗留。周代礼制在鲁国保存，而《左传》对于显著的典章制度，不能再具备全部官制，就因为依据《春秋》经编年的方法，使它们随着时事交错出现，是事势造成这样的。自从司马迁的八书、班固的十志，放纵心意，自以为是，不通晓周代六典的内容，于是使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难以掌握要领。后世的史书沿袭它们，而详细，和简略、舍弃和采取，没有判断的准则，那么，弊病的由来，大概已经很久了。

郑樵曾经说书志的根源出自《尔雅》。他本来特地写作《六书略》、《七音略》、《昆虫草木略》等，想要使经和史成为经和纬的关系，这自己成为一家之言是可以的。至于说到制度在官府礼制里具备，那么郑樵所说的六书、七音、名号物色的解释，都源出地官司徒的下属，人们所说的师氏、保氏的官员，这是他们的职责。而根本的法规，是用来管理自然和人世而传布宣扬王道的，《尔雅》的内容，怎么能够包括它呢？官府礼制的意义大，那么书志不能和《尔雅》关联，这道理是容易看出的。

北周宇文氏仿照《周礼》，唐代人作《六典》，虽然不完全符合古代制度，也是一个朝代的典章。而牛弘、刘响等人，不知道提起纲领，来编排一代的典章，于是使会要、会典一类的书，不能和史书的书志合为一体，这就不能不深远地思考了。

从古到今的书籍，合在一起就容易保存，分散开来就难以依靠了。如果认为掌故在会要、会典里具备，而史书中的书志，不妨凭心意保存所重视的，那么《汉书》的志不用汉代官制作纲领，而应韵的《汉官仪》残缺不完备；《晋书》的志不取晋代官制作纲领，而徐宣瑜的《晋官品》徐氏著有《晋官品》亡逸没有保存下来。其中的根本法规，由于这而不能够观察到那整体的，也不少了。况且凭心意保存所重视的，一家的个人言论，难以当作法则。如果文章根据制度，制度在官员职掌中保存，推广而到那尽头，那么，设置官职建立制度，圣人还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有物；而挥笔写作的士，又怎么能凭自己的意见决定详细或简略呢？

书志的体例应当整齐一致，而史学家以参差不齐弄错。列传的体例本该参差不齐，而史学家以整齐一致弄错。典章制度完全依据古代官府礼制，体例本来截然分明。但是史书有的有《天官》而没有《地理》，有的分叙礼、乐而合并兵、刑，不知道用当代的官制作纲要，那过失是散乱。列传来源于《春秋》，本来没有确定的程式，由司马迁裁定，大致表示区别，情调抑扬，长声叹息，对人物或赞扬或贬斥，有分写有合写，其中有《春秋》的直笔，又兼有《诗经》诗人的含蓄婉转，难用一个标准衡量。后世的史书分别门类，使前后整齐，拘泥在官职、功绩上，极微小的事，不敢稍微越过界限，那过失是拘泥。散乱，拘泥，不是著作的贯通裁断。

州、县编修方志，相当于古时一个侯国的史书，吏、户、兵、刑的事，具备大体而规模稍小。现在州、县没有吏、户、兵、刑的官而有吏，这也是州、县职守的所在，掌故没有不具备在这里的，治理方法没有不具备在这里的。况且府、史之类，《周礼》全部记载他们的数目，《会典》也保存了那制度，而所主管一个县的典章，确实全面具备而能够当作纲领，只是那些人地位低，而不被官宦谈起，因此作志的人不用这些来取舍。但是有人境问旧事的，放弃这些就没有途径知道那主要的，所以书吏称作令史，他们的首领官是典史。知道令史、典史的史，就是管理掌故的史，可以得到编修方志的主要原则了。

现在的州、县，事情的繁简情况不同，而掌故、令史，根据事确定制度，不完全都是吏、户、兵、刑等六曹。不过就着一县而记载县里的事，就用一县的制度确定那书的体制，并且举出那大纲细目，就更加可以看出一县的情况了。文书簿册没有文采可言，而一县的文采，就必定从这里考察开端，平常人天天运用而不知道罢了。现在为这提纲挚领，整伤这书，使他们依据书而遵守法度，依据法度而明确职守，于是整治他们的职业而传授得到适当的人，古人所说的文字代替结绳，而百官用它治理，全是这个道理。

有人说掌故的书，是各自守住专门官职，多得床上加床，屋l架屋，是书志的体裁所不能包括的，所以把它保存在会典、会要里，而史书的志另外具有独特裁断。这也不能叫作有见识的言论。《周礼》提起一代制度的大纲，而《仪礼》三千条，没听说全部收人《春官》；《司马法》六篇，没听说全部收人《夏官》；但是《周礼》保存了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的职掌，而礼、兵方面的主要内容，可以凭《周礼》指着手掌谈论。况且像司马迁作《天官书》，而武帝太初时的历法，不完全在篇中见到。班固著《艺文志》，而对刘散的《七略》，不完全保存他的论说。史学家对掌故采取要点，当作学者的撮取删节，这和按照专一门类成书相比，不能一样追求详细，也是它自身的趋势。既不追求详细，而又没有纲要来统摄它，就是零散而没有法则。用零散没有法则的文字，却想要分类编排一个朝代的典章，怪不得困难啊！

有人说从令史那里寻求掌故，而用吏、户、兵、刑等作纲领，那么纪、表、图、书的体裁，不能再区别开了。例如选举表，应当人吏书，河道图，应当入工书，推广同类事理到极点，那么一部方志只保留六书罢了，为什么又分成各种体裁呢？这也不能叫作有见识的言论。古人著书，各有类别，类别已经分开，不能勉强合并。司马迁依据周人的谱而作表，但谱历的书由太史掌管，而横排斜线的表体，没听说混杂进六典里面。大概图、谱各有专门的书，而书志这体裁，特地重视典章和制度，自然应该一代的官职作纲要。不是说专一门类另外制定体例的著作，都混杂在里面，才称作剪裁组织。况且像六经都是周代官员所掌管的，而《易》的内容不记载在太卜名下，《诗》的内容不记载在太师名下，但是三《易》的名称，未尝不在太卜名下见到；而四《诗》的名称，就又未尝不写在太师名下，这是那道理了。

六卿联合办公，互相表现出功效，前人因此有《冬官》分散在《周礼》其它五官里的怀疑。州、县根据当地的情况规定适宜的办法，尤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例如人丁户口，是户房所统领的，而编平民户籍的烟册，却属于刑房，因为烟册不是向人丁征赋税，而立意在查究邪恶。武生武举属于兵部，而承办却在礼房，因为生员不分文武，都在学校，而学校和贡举相通。分开和合并、详细和简略之间，探求所以那样的原因而考察它，什么不是学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