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乡知县移剧大名。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号称畿南冲要；而县志尚未哀合成书，文献之征，阙焉未备。余有志搜罗，下车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与乡缙绅讨论商榷，采取两县旧志，参互考订，益以后所见闻，汇辑为编，得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凡一十六篇。而叙例目录之列于卷首，杂采缀记之附于眷未者不与焉。五十年春正月，书成。会余迁河间府同知，寻以罣误免官，羁迹旧治。而继为政者休宁吴君，自隆平移治兹县。吴君故尝以循良名声三辅，而大雅擅文，所学具有原本。及余相得，奠逆于心。因以志稿属君订定，而付之梓人。爱述所以为志之由，而质之吴君。

曰：往在肥乡官舍，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与余论修志事。章君所言，与今之修志者异。余征其说，章君曰：“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朱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

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余曰：“图经于今，犹可考乎？”

章君曰：“古之图经，今不可见，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约略见于群书之所称引，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

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于官府文书，本无文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征，甚皎然也。”

余曰：“然则统志之例，非与？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不当载人物者，其言洵足法与？”章君曰：“统志创于元、明，其体本于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舆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阎氏从而议之过矣。然而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其类纂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甚晓然也。”余曰：“古之方志，义例何如？”

章君曰：“三代封建，与后代割据之雄，大抵国自为制，其体固不侔矣。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今可见者，宋志十有余家，虽不能无得失，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则史氏家法犹存，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取为全志，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余家，得失安在？”

章君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著述，《范志》笔具剪裁，其所长也。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知剪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于史氏宏裁；著康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无论矣。”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托于著作，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于家谱者矣，未闻取于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尽也。然于志事，实不敢掉之以轻心焉。二图包括地理，不敢流连名胜，侈景物也。七志分别纲目，不敢以附丽失伦，致散涣也。二表辨析经纬，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芜秽也。五传详具事实，不敢节略文饰，失征信也。乡荐绅不余河汉，勤勤讨论，勒为斯志，庶几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谓误于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于著作专家，则余谢不敏矣。

【译文】

乾隆四十六年冬，我从肥乡知县移任事务繁重的大名县。大名自从合并魏县移治府城，号称京徽南部冲要，而县志还没有汇合成书，文献的征集，缺乏而不具备。我有志搜罗，到任之初，暂时没有闲暇。到四十九年，才和本地绅士探讨评论和商榷，采取两县旧志，相互参证考订，把此后所见闻的增加进去，汇辑成一编，成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共十六篇，而列在卷首的叙例、目录，附在卷末的杂采、缀记不算在里面。五十年春正月，书成。恰好我调任河间府同知，不久因为过失免官，寄居旧治。继任的休宁吴君从隆平移任此县。吴君过去曾经以守法有治绩的名誉震动京俄，而德高才大，擅长文辞，所学都有根源。他和我交好，心意投合，因此把县志稿委托吴君改定，交给刻工雕板。于是叙述作县志的由来，而让吴君评价。

我说：过去在肥乡县官舍，同年友人会稽章君学诚和我议论编修方志的事。章君所说的，和现在的修志者不同。我征求他的主张，章君说：“郡县的志书，就是封邦建侯时代各国史官的遗留；而近代修方志的各家，错误地仿效唐、宋州郡的图经而失去这种性质。《周礼》外史掌管四方各国的史书，注说像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这样，一国的史书，没有什么不记录，才可以被一个朝代的史书所选取。孔夫子作《春秋》，必定征集各国史书，就是这道理啊。至于图经的用途，就是地理专门。按：《周礼·天官》司会所掌管的书契版图，注说版指户籍，图指土地形状、田地面积大小。这就是后世图经所仿效的。因此方志和图经，它们的体制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能分辨它们的类别，大概已经很久了。”我说：“图经在现在还可以考察吗？”章君说：“古时的图经，现在不能见到。偶尔有经保存图散失的情况，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有从群书所引用粗略见到的，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到它们的全貌。现在的图经，就有州县地图，和六条法纪的书册，是那零散记录；至于元、明的《一统志》，是那总汇。零散记录的篇章，保存在官府文书里，本来没有文理，是学者不屑提起的；总汇的书，就本来是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等名目，就由于地理而分类聚合，求得提供文学词章的采用，而不符合编书的本意。因此形胜门必定用骄俪句，人物门节取要略，古迹门流连景物，祠庙门也记载游览，这就是地理书的分类纂集，而不是一个地区文献的征集，这很明显。”

我说：“那么统志的体例不对吗？阎若球认为统志这类书不应当记载人物，他的话果真值得效法吗？”章君说：“统志从元、明创始，那体制依据唐、宋，内容和文辞的增减，都有所承受，不能认为是错的。《元和郡县志》，篇首各把图放在前面，图后把四面八方的分界附上，山川、道路以外，没有杂缀，这是图经的本质。《太平寰宇记》，就加人了人物、艺文，这是人们所说的继续以前的事而进一步发展。嘉熙《方舆胜览》，过多地叙述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就追随潮流而华丽了。统志的体例，补充《太平寰宇记》的遗留意思，删除名胜方面的烦琐文辞，协调前人的作法，有所依据，阎氏因此就非议，过分了。但是那体例自有主次，不可守住那分类纂集的名目，用来使一个地区的文献具备齐全，是很明显的。”我说：“古时的方志，主旨和体例怎么样？”章君说：“夏、商、周三代封邦建国，和后世割据的雄豪大抵每国各自实行制度，它们的体例本来不会相等。郡县制的时代，汉代人作的《汝南先贤》、《襄阳曹旧》、《关东风俗》等传记，本来已经片面而不完备，况且流传下来的也不是那原书了。现在可以见到的，宋代方志十几种，虽然不可能没有错误，而当时图经分类纂集名目不多，那么史学家的学术传统还保存，不像现在只是把分类纂集名目取来编成全志，很像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我说：“宋代方志十几种，得失在什么地方？”章君说：“范氏的《吴郡志》，罗氏的《新安志》，是其中特别好的。罗氏《志》杂乱而不精练，范氏《志》简短而不详细，是它们的毛病。罗氏《志》心意在著述，范氏《志》写法有剪裁，是它们的长处。后人得到著述意旨的很少了。知道剪裁的，那文辞枯瘦而不充实，那叙事郁积而不流畅，他们的见解，不出文人习气的范围，而不能和史学家宏大裁断相通像康氏《武功志》，韩氏《朝邑志》，是其中显著的。什么是文人习气？大概仿效韩退之《画记》而叙述山川、物产，不知道《史记》八书、《汉书》十志的体裁不可以废除；仿效柳子厚《先友记》而记人物，不知道《史记》七十列传的体例不可以忘记。但是这还是文人追求名声的弊病。由这一等再往下，再不用提及了。”

我说：“如您所说，编修方志怎样做才行？”章君说：“志，就是记载。那事情那文辞之外，必定有意义在那里，是史学家著作的精微意旨。一个地方的掌故，为什么采用一个人的著作？但是不依托著作，就不能凭它传扬后世而流行久远。公文簿册，不是不详细明白，只是难以长久。所以看重专门家。专门家的意旨，对于显示神妙的变化，在于各个人，不可以用语言表达。那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就是规矩法度，必须明了全史的贯通裁断。明了全史的贯通裁断应当怎样呢？回答是：知道方志不是地理专书，那么山川、乡里、街市、名胜，都应当汇人地理书，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去宾主关系的道理。知道方志被国史选取，那么人物部分，应当比国史的传详细，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部分应当详细记载书目，而不可分类选诗文。知道方志受史书撮要删定，那么小吏的文书、文人的华丽言辞，都没有用处，而体制应当按照作史方法口这就是那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那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家谱有验证的，县志就采取；县志有验证的，国史就采取。现在编修一代的史书，大概有从家谱采取的，没听说有从县志采取的，就因为荒诞没有根据，官员、老先生责难它。但是那原因实际从误仿图经分类纂集的名目开始这却不可不辨别清楚。”

啊！章君的言论，我不能完全说清。但是对于县志的事，确实不敢掉以轻心。二幅图包容地理，不敢流连名胜，夸张景物。七篇志区分纲目，不敢因为附着失去条理，以致散乱。二篇表分清经纬，不敢因为像花名册、点卯簿，以致杂乱。五篇传详细开列事实，不敢节略或文饰，失去真实性。本地绅士不忽视我的作法，诚恳地探讨评论，写成这部县志，期望一方的掌故不致像章君所说的迷误在地理的一面。如果寻求这志而想让它附在著作专门家后，那么我敬谢不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