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

或曰：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曰：明史学也。贾子尝言古人治天下，至纤至析。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献五书，太师又陈风诗。详见《志科议》，此但取与三书针对者。是王朝之取于侯国，其文献之征，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阙其一，则古人不当设是官；苟可合而为一，则古人当先有台一之书矣。

或曰：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于古国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则，未尝稍异于古也。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人见春秋列国之自擅，以谓诸侯各为制度，略如后世割据之国史，不可推行于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侯封之禀王章，不异后世之郡县也。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

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欤？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竹书》虽不可尽信，编年盖古有之矣。《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所征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讫平王，《秦誓》乃附候国之书。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汉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后人不解，而以《尚书》、《春秋》分别记言记事者，不知六艺之流别者也。若夫官《礼》之不可阙，则前言已备矣。

或曰：《乐》亡而《书》合于《春秋》，六艺仅存其四矣。既曰六经皆史矣，后史何无演《易》之流别欤？曰：古治详天道而简于人事，后世详人事而简于天道，时势使然，圣人有所不能强也。上古云鸟纪官，命以天时，唐、虞始命以人事；《尧典》详命羲、和，《周官》保章，仅隶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详略之概矣。《易》之为书也，开物成务，圣人神道设教，作为神物，以前民用。羲、农、黄帝不相袭，夏、商、周代不相沿，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朝之创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后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所谓天道远而人事迩，时势之不得不然。是以后代史家，惟司马犹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何必取于备物欤？曰：类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于元裳一章，斯为极矣。然以为贱，而使与冠履并合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于六部卿监，盖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户不侵礼，虽合天下之大，其实一官之偏、不必责以备物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

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藉资于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欤？

或曰：自有方志以来，未闻国史以为凭也。今言国史取裁于方志，何也？

曰：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

■绅先生每难言之。国史不得已而下取于家谱志状，文集记述，所谓礼失求诸野也。然而私门撰著，恐有失实，无方志以为之持证，故不胜其考核之劳，且误信之弊，正恐不免也。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所谓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书并立，将分向来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欤？抑增方志之所无而鼎立欤？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义难以一言尽也。史之为道也，文士雅言与胥吏簿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经久而可记也。

或曰：志既取簿牍以为之骨矣，何又删簿牍而为掌故乎？曰：说详《毫州掌故》之例议矣，今复约略言之。马迁八书，皆综核典章，发明大旨者也。

其《礼书》例曰：“笾豆之例，则有司存。”此史部书志之通例也。马迁所指为有司者：如叔孙朝仪，韩信军法，萧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无刘秩、杜佑其人，别删掌故而裁为典要。故求汉典者，仅有班书，而名数不能如唐代之详，其效易见也。则别删掌故以辅志，犹《唐书》之有《唐会要》，《宋史》之有《宋会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会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谓艺文，置书目而多选诗文，似取事言互证，得变通之道矣。今必别撰一书为文征，意岂有异乎？曰：说详《永清文征》之序例矣，今复约略言之。志既仿史体而为之，则诗文有关于史裁者，当入纪传之中，如班《书》传志所载汉廷诏疏诸文可也。以选文之例而为艺文志，是《宋文鉴》可合《宋史》为一书，《元文类》可合《元史》为一书矣，与纪传中所载之文，何以别乎？

或曰：选事仿于萧梁，继之《文苑英华》与《唐文粹》，其所由来久矣。

今举《文鉴》、《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何也？曰：《文选》、《文苑》诸家，意在文藻，不征实事也。《文鉴》始有意于政治，《文类》乃有意于故事，是后人相习久，而所见长于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无多，既取经要之篇人纪传矣，又辑诗文与志可互证者别为一书，恐篇次寥寥无几许也。曰：既已别为一书，义例自可稍宽。即《文鉴》、《文类》，大旨在于证史，亦不能篇皆绳以一概也。名笔佳章，人所同好，即不尽合于证史，未尝不可兼收也。盖一书自有一书之体例，《诗》教自与《春秋》分辙也。近代方志之艺文，其猥滥者，毋庸议矣。其稍有识者，亦知择取其有用，而慎选无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义，即此已为滥收，若欲见一方文物之盛，虽倍增其艺文，犹嫌其隘矣。不为专辑一书，以明三家之学，进退皆失所据也。

或曰：《文选》诸体，无所不备，今乃归于风诗之流别，何谓也？曰：说详《诗教》之篇矣，今复约略言之。《书》曰：“诗言志。”古无私门之著述，经子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诗则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无著述。文之不为义解经学、传记史学、论撰子家诸品者，古人始称之为文。其有义解、传记、论撰诸体者，古人称书，不称文也。萧统《文选》，合诗文而皆称为文者，见文集之与诗同一流别也，今仿选例而为文征，入选之文，虽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为言者，故附之于风诗也。

或曰：孔衍有《汉魏尚书》，王通亦有《续书》，皆取诏诰章疏，都为一集，亦《文选》之流也。然彼以衍书家，而不以入诗部，何也？曰：《书》学自左氏以后，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达其义而强为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犹后世，济入已入于河，而泥《禹贡》者，犹欲于荥泽、陶丘浚故道也。

或曰：三书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废者，如《通鉴》之编年，本末之纪事，后此相承，当如俎豆之不祧矣。是于六艺，何所演其流别欤？曰：是皆《春秋》之支别也。盖纪传之史，本衍《春秋》家学；而《通鉴》即衍本纪之文，而合其志传为一也。若夫纪事本末，其源出于《尚书》；而《尚书》中折而入于《春秋》，故亦为《春秋》之别也。马、班以下，代演《春秋》于纪传矣；《通鉴》取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纪事本末》又取《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而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转得《尚书》之遗法。所谓事经屡变而反其初，贲饰所为受以剥，剥穷所为受以复也。譬烧丹砂以为水银，取水银而烧之，复为丹砂，即其理矣。此说别有专篇讨论，不具详也。此乃附论，非言方志。

或曰：子修方志，更于三书之外，别有《丛谈》一书，何为邪？曰：此征材之所余也。古人书欲成家，非夸多而求尽也。然不博览，无以为约取地；既约取矣，博览所余，栏入则***，弃之则可惜。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何邪？三书皆经要，而《丛谈》则非必不可阙之书也。前人修志，则常以此类附于志后，或称余编，或称杂志。彼于书之例义，未见卓然成家，附于其后，故无伤也。既立三家之学，以著三部之书，则义无可借，不如别著一编为得所矣。《汉志》所谓家流，出于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

【译文】

凡是想要整理一个地区的文献，必须设立三家的学术，才可以凭它们贯通古人遗留的旨趣。仿照纪传正史的体制而作志，仿照法令成例的体制而作掌故，仿照《文选》、《文苑英华》的体制而作文征。三种书互相辅助而流行，缺一不可；合并成一体，尤其不行。担忧有人认为这是有意创设新奇事物，因此假设有人提问来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含意。

有人说：方志的由来有很久了，从来没有分开而作三种书的，现在忽然分开而作三种，为什么呢？回答是：为了使史学显明。贾子曾经说：“古人治理天下，极细微极分散。”我从《周礼》中考察，知道古人对于史事，未尝不极细微极分散。“外史掌管四方诸侯国的志”，往说像晋国《乘》、鲁国《春秋》、楚国《梼杌》之类。这是一国的全史。而行人又献五种书，太师又呈上民间诗歌。详见《志科议》。这里仅仅取和三书相符合的。这样，王朝从诸侯国取得资料，对文献的征集，本来不止一个方面。假如可以缺少其中一方面，那么古人不应当设立这官职；假如可以合并成一体，那么古人应当先有合并成一体的书了。

有人说：封邦建国的制度废止，实行郡县制，现在的方志，不能比照古时诸侯国史。回答是：现在的天下，人际关系准则、事物法则，未尝和古代略微不同。方志不能比照诸侯国史，说的是郡守、县令的官职，都由吏部调动、任命，既然已经不是世袭，就不能像侯国那样在书上自己记载本国年代。那文献对上预备朝廷征取的性质，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人们见到春秋列国自行威权，认为诸侯各自实行制度，诸侯国史大抵像后世割据的国史，不能推行到方志。不知道《周礼》的法度实在是天下一统时文字相同、车轨相等的兴盛治理，侯国奉行朝廷法令，和后世的郡县没有什么不同。

古代没有私家的著述，六经都是史书。后世沿用而没有废止的，只有《春秋》、《诗》、《礼》三家的流派而已。纪传体正史，是《春秋》的流派；掌故常法，是《周礼》的流派；文章选集，是《诗经》的流派。从孔子终止《春秋》著述以来，后代学者很少能完全了解古人的大体，必须经过很长时间然后逐渐趋向明显。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以来，已经延续《春秋》的开端了。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开始延续《周礼》的开端了。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开始延续《诗经》的开端了。这些都采用包容一代编成书的方式，互相凭借证实，没有空泛的言论。

有人说：文中子说：圣人传述史书有三部，《书》、《诗》和《春秋》。现在论三种史，去掉《书》而加上《礼》，文中子的说法，难道是不同的意思吗？回答是：《书》和《春秋》本来是一家的学术。《竹书纪年》虽然不可完全相信，可以说明编年体古代就有了。《尚书》的篇章是史书文字的独特形式，古人简朴，未尝聚合写成纪传而已。左氏用传辅助经，就合成一书了。其中的应对言辞，就是训、浩的遗留；所征引的典故史实，就是《禹贡》、《洪范》一类。因此《周书》到平王终止，《秦誓》是附入侯国的书。而《春秋》从平王时代开始，表明是继承《尚书》。左氏合成而司马迁、班固因袭，就成为史学家固定的规则，大约像长江、汉水源头不同而合流，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了。后人不了解，而认为《尚书》、《春秋》是分别记言、记事的，是不知道六经的流派。至于《周礼》的不可缺少，则前面的话已经周全了。

有人说：《乐经》消失而《书经》与《春秋》合并，六经只留下其中四经了。既然说六经都是史书，为什么后世史书没有延续《易》的流派呢？回答是：古代治理天下在天道上详尽而在人事上简略，后世在人事上详尽而在天道上简略，是时势造成这样，圣人有不能勉强的地方。上古用云、鸟名作官名，命令官员掌握天时，唐尧、虞舜开始命令官员管理人事；《尧典》详细命令羲、和，《周礼》保章氏只属于春官的中等级别，由此可以推究详细和简略的大体情况了。《易》作为一部书，揭示事理，成就事业，圣人依据神妙的道理设立教化，发现神奇的事理，用来引导百姓使用，伏羲、神农、黄帝不互相因袭，夏、商、周三代不互相沿用，大概和制定历法说明时令，同是一个朝代的创立制度，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后世只把颁布历法、时令当作典章制度，而预测天象成为掌管观察天象事务的官员的职责，这是所说的天道遥远而人事接近，是时势的不得不这样口所以后代的史学家只有司马氏还掌管天文，而班氏以下不谈论天事。

有人说：六经演变成三史，也是一朝典章制度中的重大部分。州郡小小的地方，一部志足够全部包括，何必要求全面具备呢？回答是：类别和体例不容许合在一起。古代天子的礼服十二章，公、侯、卿、大夫、士依次递减，到玄裳一章，这是到尽头了。但是认为这卑微，而让它和鞋帽合并成一件东西，是必定不可以的。前人对六部、卿、监，作过志。但是吏部不主管兵部，而户部不干涉礼部，虽然一部志汇合全国的大事，实际上是一个官署掌管一个方面，不必要求全面具体。州郡虽小，它所承受命令而施行的，吏、户、礼、兵、刑、工，没有不具备的，这就是所说的具备大体而规模稍小而已。国史从这里选取，正像《春秋》的凭借各国史书，又怎么能忽视呢？

有人说：自从有方志以来，没听说国史采取方志来作依据。现在说国史选取方志，是为什么呢？回答是：方志长久失去传承，现在人们所说的方志，不是方志。那古雅的，是文人游戏，小记杂书，清谈丛说而已；那粗俗的，是公文案卷，漫游江湖乞求恩惠，随俗应酬而已。士大夫、老先生常常加以辩驳。国史无可奈何，而向下采取家谱、墓志、行状、文集、记述，这是所说的礼制亡失而从郊野寻求。然而私家撰著，恐怕有失实的地方，没有方志来为它们提供证据，因此受不了考查核实的劳苦，况且误信的弊病，只恐怕不能避免。大概方志消亡而国史受到损害有很久了。方志既然不被国史凭借，就虚设而不起作用，所说的触不再是抓，方志就是这样吧！

有人说：现在三书同时设立，是把向来方志所有的项目分开呢，还是增加方志所没有的而三足鼎立呢？回答是：有分开的，也有增加的，然而这意思难用一句话说清。作史的方法，文人文雅的言语，和小吏的文书，都不能使用，但是舍弃这二者，就没有办法作史了。孟子说：那事、那文辞、那道理，被《春秋》采取。就着文书的事情，用雅正的文辞润色，用道理决断，国史、方志，都是《春秋》的流派。用人的身体作比方，事是骨骼，文辞是皮肤，道理是精神。用道理决断，书才能成一家。书必定要成一家，然后有准则有规范，可以诵读可以记忆，于是能传到后世而流行久远。所以说：志，是记载，想要它经历长久而可以记述……

有人说：方志已经取文书来作骨骼了，为什么又节取文书而作掌故呢？回答是：说法已经详见《毫州掌故》的例议了，现在再大略说说：司马迁的八书，都是综合考核典章制度，阐发大旨。他的《礼书》说到体例：“篷、豆等礼器的小事，有主管官员在。”这是史书中书志的常规。司马迁所指的主管官员，如叔孙通朝仪、韩信兵法、萧何法令，各有官员保存那掌故，史书不能全部收入。可叹没有刘秩、杜佑那样的人，另外节取掌故而编制成典章。因此探求汉代典章制度，只有斑固《汉书》，而礼仪制度不能像唐代那样详细了解，那效果容易看出。那么另外节取掌故来辅助志，就像《唐书》的有《唐会要》，《宋史》的有《宋会要》，《元史》的有《元典章》，《明史》的有《明会典》罢了。

有人说：现在的方志，所说的艺文部分，搁置书目而大量选取诗文，似乎采用事和言互相证明的方法，得到变通的道理了。现在一定要另外编撰一部书成文征，意旨难道有不同吗？回答是：说法详见《永清文征》的序例了，现在再大略说说：方志既然是仿照史书体裁而作的，那么诗文和史书体裁有关的，应该收进纪传里面，如班固《汉书》传、志记载的汉朝诏令、章奏诸文是可以的。按照选诗文的体例而作艺文志，那么《宋文鉴》可以和《宋史》合成一部书，《元文类》可以和《元史》合成一部书了，这和纪传中所记载的文章，用什么区别呢？

有人说：选文的事从萧梁开始，接着是《文苑英华》和《唐文粹》，来源已经很久了。现在举出《宋文鉴》、《元文类》开始延续《诗经》的开端，为什么呢？回答是：《文选》、《文苑英华》诸家重视的是文采，不取切实的事情。《文鉴》开始重视政治，《文类》方才重视旧时典章制度，这是后人互相沿袭时间长，而见识比古人高超。

今有人说：州郡文字不多，已经取关系治道常法的篇章收入纪传了，又收集诗文和方志可以互相证实的，另外作一部书，恐怕篇章寥寥无几了。回答是：既然已另外作一书，主旨和体例自然可以略微放宽。就拿《文鉴》、《文类》来说，大旨在于证实史事，也不能每篇都用一个标准衡量；名篇好文章，是人们共同爱好的，即使不完全符合证实史事的要求，未尝不可以同时收入。大概一部书自有一部书的体例，《诗》的教化自然和《春秋》不同。近代方志的艺文部分，那杂多过度的，不需要谈论了。那稍有见识的，也知道选取有用的文章，而慎重选择不要过多。不知道用史书、方志的道理衡量，就这样已经是过多收人，如果想要显示一个地区文化的兴盛，即使成倍增加艺文的篇幅，还嫌它狭小呀。不为这专门编集一部书，用来表明三家的学术，就前进后退都失掉凭借。

有人说：《文选》各种文体没有不具备的，现在却归入《诗经》的流派，为什么呢？回答是：说法详见《诗教》篇了，现在再大略说说：《尚书》说：“诗言志。”古代没有私家的著述，经、子、诸史，都源出古人的官员职守，诗却可以任凭心意说话。唐、宋以前，文集里面没有著述。文章不是义解经学、传记史学、论撰子家各类的，古人才称它是文；那有义解、传记、论撰诸体的，古人称为书，不称文。萧统《文选》汇合诗、文而都称为文，是看出文集和诗是同一流派。现在仿照文选体例编文征，入选的诗文，虽然不一律，总之都是凭自己的心意说话，所以附在《诗经》流派里。

有人说：孔衍有《汉魏尚书》，王通也有《续书》，都是取诏浩章疏汇聚成一集，也是《文选》一类。但它们被看作延续《尚书》家，而不把它们列人诗部，为什么呢？回答是：《尚书》学从左氏以后，合并进《春秋》学。孔衍、王通一类人，不了解那道理而勉强作他们的《书》，所以他们的主张也到底不能通行。譬如后世济水已并人黄河，而拘泥于《禹贡》的人，还想在荣泽、陶丘疏浚故道。

有人说：三书之外，也有互相延续而不废止的，如《通鉴》的编年，《通鉴纪事本末》的纪事，这以后互相继承，应当像祭祀始祖而不迁庙了。这些对于六经，延续的是什么流派呢？回答是：这些都是《春秋》的支派。大概纪传体史书，本来延续《春秋》家学术，而《通鉴》就是延续本纪的文字，而与志、传合在一起。至于纪事本末体，它来源于《尚书》，而《尚书》体后来转折进《春秋》，所以纪事本末也是《春秋》的流派。司马迁、班固以下，交替着用纪传体延续《春秋》。《通鉴，)）取划分体裁的纪传体，用编年法汇合在一起；《纪事本末》又取汇合的《通鉴》，按事类分开，而根据事情叙述，不按照惯例，反而得到《尚书》遗留的方法。这是所说的事情经过多次变化而回到起初状态，所以承续文饰的是剥落，剥落到了头，承续剥落的是回复。譬如烧丹砂来变成水银，取水银来烧，又变成丹砂，就是这道理。这一说法另外有专篇探讨研究，这里不详细说明。这是附论，不是说方志。

有人说：你编修方志，又在三书之外另有《丛谈》一书，为什么呢？回答是：这是收集到的材料的剩余。古人著书想要成一家，不夸耀数量多和追求穷尽。但是不广泛阅览，就没有采取要领的基础。已经采取要领了，广泛阅览所剩余的材料，搀杂进去就不同类，丢弃就可惜，因此附入野史、笔记之类，叫作丛谈，犹如经书的别解，史书的外传，子书的外篇。它不同三书的名目并列而称四，是为什么呢？三书都关系治道常法，而丛谈就不是不可或缺的书。前人修志，就常把这一类附在志后，有的叫作余编，有的叫作杂志口他们在书的主旨和体例方面，没有超群出众成一家的地方，把这一类附在后面，本来没有损害。既然设立三家的学术，来著述三部的书，就原则不能假借，不如另外撰述一编，就得到合适的位置了。《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家流，出于稗官，街谈巷议”，也是了解民间风俗时所不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