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于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相与守之，然后其说显于天下。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孔子问礼，必于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于一人之手，程功于翰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后外孙杨恽，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固卒后，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后其学始显。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迁书自裴骃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其家学者也。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后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于世耳。至于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于文诰案牍之类次，月日记注之先后，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于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家。后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牴牾复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是以《唐书》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于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两间，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挥于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一验也。自后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羊于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后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

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昭《后汉》一条，则史家之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而小异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征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

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哉？

【译文】

过去孔夫子撰写《春秋》，修改写定之后，又将微言大义口授给他的弟子。左氏、公羊、毅梁三家为《春秋》作传，因而能够根据各自的所见所闻，阐发经文蕴含的意义，于是《春秋》才明白易晓。诸子百家创建了自己的学说，也有各自的弟子共同来传习阐发，然后他们的学说才得以流传天下。至于史学方面，古人的史职是世代相承的，学习的人必须到他们家中去受业，孔子学习礼制，一定要去请教柱下史老耽。这是因为史学与天、道一样在宇宙间并称为“三大”，不是通过一人之手就能完善的，就能在著述之林中表现出它的功绩。司马迁撰写了一百三十篇的《史记》，《汉书》称之为《太史公》，《隋书·经籍志》开始称《史记》。于是说：“把它藏进名山之中，传给那个能够担当此任的人。”后来，到了司马迁的外孙杨挥才开始传播此书。班固的《汉书》，自从班固去世之后，一时间学者竟然读不懂。于是马融就到东观藏书阁跟随班固的妹妹班昭学习《汉书》，然后《汉书》方才显扬天下。司马迁、班固的书，今天的人见到的都是很详备的，而当时传授此书必有一定的人，受业必定都有师承家法，这是因为古人父子、师徒相传的学问，必定在常法之外别有会心，文字上无法表达的，则通过口授弟子而世代传习，以便永久流传。司马迁的《史记》自裴胭作注以来，班固的《汉书》自应肋作解以来，为二书作注的仍有若干家，都是为了阐发他们的家学。

魏、晋以来，著作纷繁复杂，前无师承渊源，后无弟子传习。而且他们所写的文章，体例既已杂乱，丝毫也没有古人笔削谨严的用意，旨意又很浅显，也没有古人隐晦难明的记述，自然可以凭着他们所达到的水准而单独在世上流传。至于史书的修撰，每个朝代都有专人负责，但是古代史学的优良史法已经失传，只保留了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唯独对诏救文告、公函案卷的分类排比，每月每日记事的先后，可谓是纷烦不堪，而文字也繁芜冗沓，完全失去了司马迁、班固的那种文风。这难道是完全因为作者的才力都比不上他们吗？恐怕也因为史书不再使用注释的体例，其发展势态不得不日益趋向繁富。古人的一部书，传授者有数家；后代合数人之力，共同撰成一种书。传授的人广，那么《春秋》简略与详尽、隐微与显露的笔法就能保存下来；作者人多，那么彼此矛盾、重复拖沓的弊病就会出现。顺水而下渐渐淡忘了它的源头，古代的史学传统如何能够恢复，史书从哪里能够精简呢？因此新、旧两《唐书》的卷峡比《汉书》增加了一倍，《宋史》又比《唐书》扩大了一倍，翻阅的人不胜其烦，传授学习的事业又怎么能不消亡呢？

受业同师而撰述不同，是因为见解不同而分道扬镰；源头纯正而支流相别，是因为历时久远而失去了真貌。《易》有九师之说，《诗》有四家之学，经师林立，各家传授己纷乱不堪。生于三古之后的儒生，能无师自通地从古人那里获取真知，撰成一家之说，又将在人世间徘徊不定，孤独一人而没有同道，竟想抱着这区区之学，期待着司马子长的外孙、班孟坚的妹妹来发扬传播，注定会落得一个空想的下场。司马迁撰写《太史公自序》，大概就是自注的起源吧？《自序》阐明撰述的本意，让读者看出作者取舍的依据，似乎已经在担心后人不明白他所说的，因而特地标明于此。他所说的“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等等，都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宗旨，有的置于卷末，有的冠于篇首，未尝不是在反复地自我说明。班固《汉书》中的十篇年表与《地理》、《艺文》二志都有自注，这又立下了大纲与细目的规矩。陈寿与范哗所撰的两部史书，尚有裴松之与章怀太子为之作注。到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那么杂史一类的著作仍然有子注，这是六朝史学家法尚未消亡的一个凭证。自此以后，史官的职权被分散开了，纪传体史书卷铁浩繁，只有徐无党著《五代史注》，也已经比较简略了，但仍如汽羊一般尚保存有一线生机。而唐、宋其他各家，则茫然不知边际。宋代范冲修撰《神宗实录》，另外又撰写了《神宗实录考异》五卷来阐发《实录》的义例，这是他知道后代没有可以替代的人而自己为它注解应当与《通鉴举要》及《通鉴考异》之类，一同视为近代优良的修史法则。

刘知己的《史通》把补注的体例划为三条，他所说的属于“史传小书、人物杂记”的《三辅决录》、《华阳国志》，与他所说的亲任史职而为自己的书作注的《洛阳伽蓝记》、《关东风俗传》，虽然名义上分为二类，实际上却为同一体例，都是近代史学评论家们不可不急切考察的。只有他所说的属于“思广异闻”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及刘昭《后汉书注》这一条，仍是史家的旧法，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之类的史注大同小异。

文史方面的典籍，日益繁多，一部新书写成后，那么它所征引取材的书籍，不到数十年便亡佚了十分之五六，宋、元两朝修史的状况仍可查考验证。如果自注的体例得以施行，那么因征引所及而得以保存了前代藏书的大致情况，用它来校正史书艺文志著录典籍的得失，这也是得益于修史方法的一个方面。况且人心日益不古，世风日益颓败，存疑不书的古义听不到，而附会的陋习倒越来越工巧了。在官府机构中修史，只求敷衍了事；私家著述，’则随便粉饰虚美。有的是到窃成书，有的则因陋就简，假使他的手法稍微狡猾一点，都可蒙蔽住时人的耳目，而著述之法则日益衰落。如果能用自注来标明取舍，那么作者见闻的广博与狭窄，功力的稀疏与填密，心术的诚实与虚伪，在开卷之际便灼然可见，而质朴的古风也可以逐渐回复，这又是最为有益的一个方面。那么考查前代，史学家法既如上所述；挨侧后世，关系又如此重大；文字比前人简省而功效却多于过去，还有什么方法比自注更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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