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姑苏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为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风俗，次户口，次土产，次田赋，次城池，次坊巷，次乡都，次桥梁，次官署，次学校，次兵防，次仓场，次驿递，次坛庙，次寺观，次第宅，次园池，次古迹，次冢墓，次吴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乱，次宦绩，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义、孝友、儒林、文学、卓行、隐逸、荐举、艺术、杂技、游寓、列女、释老，凡一十三类；殿以纪异杂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为齐。名宦分卷为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为十，而忠义与孝友合为一卷，儒林与文学合为一卷，仓场与驿递合为一卷，如此等类，不一而足。总六十卷，亦约略纸幅多寡为之，无义例也。《苏志》名义不一，即范氏成大以苏州为《吴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讥王氏不当以苏州府志为《姑苏志》，所谓贵耳而贱目也。然郡县志乘，古今卒鲜善本。如范氏、王氏之书，虽非史家所取，究于流俗恶烂之中，犹为矫出。今本《苏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缘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

然有荒谬无理，不直一笑，虽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断不出于是者，如发端之三表是也。

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县为郡邑，其谬不待言矣。表以州、国郡、军、府、路为目，但有统部州郡而无县邑；无论体例不当，即其自标郡邑名目，岂不相矛盾耶？且职官有知县，而沿革无县名，不识知县等官何所附耶？尤可异者，表之为体，纵横以分经纬，盖有同年月而异地，或同世次而异支，所谓同经异纬，参差不齐，非寻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纵横经纬以分别之。

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录，县之令丞簿尉，横列为经；而以朝代年月，纵标为纬。后人欲稽莅任年月，由纵标而得其时世，由横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录，或先或后，或在同时，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后，必不同时，则无难列款而书，断无经纬作表之理。表以州、国、郡、军、府、路分格，夫州则苏州也，国则吴国也，郡则吴郡也，军府路则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苏州府地先后沿革之名，称吴国时并无苏州，称苏州时并无吴郡，称吴郡时并无平江路府；既无同时异出参差难齐之数，则按款罗列，阅者自知。今乃纵横列表，忽上忽下，毫无义例，是徒乱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颠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权摄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

至于权摄，犹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即无权守，有尉即无摄尉。权摄官与本官，断无同时互见之理，则亦必无纵横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虚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为也。职官列表，当以时制定名；守令之表，当题府县官表，以后贯前可也。今云古守令表，于文义固无碍矣；至于今守令表，则今乃指时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称明之知府、知县，名实之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县官但列知县，而削丞簿之属，此何说也？又表有经纬，经纬之法，所谓比其类而合之，乃是使不类者从其类也。故类之与表，势不两立。表则不能为类，类则无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晓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异制，简编繁重，画时代以分卷可也。其体自宜旁书属籍为经，上书乡会科年为纬。举人、进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为名，而又分举人、进士列为二表，是分类之法，非比类也。且第进士者，必先得举人。

今以进士居前，举人列后，是于事为倒置，而观者耳目且为所乱，又胥吏所不为也。凡此谬戾，如王氏鏊，号为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于史裁，又浸渍于文人习气，以表无文义可观，不复措意，听一时无识之流，妄为编辑，而不知其贻笑识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与修志也。

至于官署建置，亭楼台阁，所列前人碑记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叙述创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称为州，忽称为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为苏州，政和五年以后，名为平江路府，终宋之世，无吴郡名。《范志》标题既谬，则志文法度，等于自郐无讥。王氏不知改易，所谓谬也。

又叙自古兵革之事，列为平乱一门，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赋，坊巷风俗，户驿兵仓，皆数典之目；宦迹流寓，人物列女，皆传述之体。平乱名篇，既不类于书志数典，亦不等于列传标人，自当别议记载，务得伦序。否则全志皆当改如记事本末，乃不致于不类之讥。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尚非所责于此志也。其余文字小疵，编摩偶舛，则更不足深求矣。《苏志》为世盛称，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译文】

王鏊《姑苏志》六于卷，首先是郡邑沿革，其次古今守令，其次科第都编成表。其次沿革，其次分野，其次疆域，其次山，其次水，其次水利，其次风俗，其次户口，其次土产，其次田赋，其次城池，其次坊巷，其次乡都，其次桥梁，其次官署，其次学校，其次兵防，其次仓场，其次择递，其次坛庙，其次寺观，其次第它，其次园池，其次占迹，其次家墓，其次吴世家，附封爵氏族，其次平乱，其次宦绩，其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义、孝‘友、濡林、文学、卓行、隐逸、荐举、艺术、杂技、游寓、列女、释老，共谙三类。最后是纪异杂事。而卷数的多少不依据篇目来形戍相等。《名宦》分成六卷，《人物》中的名臣分成十卷，而忠义与孝友合为一卷，儒林与文学合为一卷，《仓场》与《释递》合为一卷，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共六十卷，也估量纸张多少分卷，没有体例。苏州的志名称不相同，就像范成大把苏州志称为《吴郡志》，已经不合道理，而前人只指责王氏不应当把苏州府志称为《姑苏志乡，这是人们所说的重视传闻而轻视亲眼所见。然而郡县志书，从古到今到底缺少好的著作，像范氏、王氏的书，虽然不被史学家所采取，毕竟在平庸低劣的作品当中，还算是突出的。现在的《苏州府志》可取的地方多，也由于所依据的昔日志书足够采集材料。但是王氏的书有荒谬无理，不值得一笑的地方，即使是末流小吏，稍微懂得文书格式，也绝对不会产生，例如开端的三表就是。

表一叫作郡邑沿革，把府县叫作郡邑，这错误不用说了。表把州、国、郡、军、府、路当作目，只有统理大区、州郡而没有县，不用说体例不得当，就是他自己标明的郡县名目，难道不自相矛盾吗？况且职官有知县，而沿革无县名，不知道知县等官归属到什么地方呢？特别可诧异的是，表作为一种体裁，纵横排列来分经纬，大概有同年月而地区不同，或者同一世系而支派不同，所谓同经异纬，参差不齐，不是平常文字所能表示清楚的，所以凭借纵横经纬来区别它们。如《守令表》，必定把郡的太守、厄、通判、录事参军事，县的令、皿、主簿、尉，横行排列当作经；而把朝代年月，纵行标明当作纬。后人想要查检到任年月，由纵行标明而得知那人时世，由横行排列而知道某守、某令、某承、某录事参军事，有的在先，有的在后，有的在同时，翻阅表就像指着手掌一样便利。假如有事情先后发生，必然不同时，就不难列条目而记载，绝对没有经纬作表的理由。表用州、国、郡、军、府、路分格，州就是苏州，国就是吴国，郡就是吴郡，军、府、路就是平江路府，这些都是一苏州府地域先后沿革的名称。称吴国时并没有苏州，称苏州时并没有吴郡，称吴郡时并没有平江路府，既然没有同时出现异称参差难齐的情况，就按照条目罗列，看的人自然知道。现在却纵横列表，忽上忽下，毫无体例，这是仅仅扰乱人耳目。小吏文簿，不像这样颠倒。《古守令表》用太守、都尉、权摄分格，太守、都尉，自然有同时任官年月，至于权摄，如同现在的署印官，有守就没有权守，有尉就没有摄尉，权摄官和本官绝对没有同时并见的道理，就也必然不需要纵横列表的方法。现在分列格目，白白地占有篇幅，又是小吏所不作的：职官列表，应当依据当时制度定名称；守令的表，应当题作府县官表，用后代贯穿前代就行了。现在叫作《古守令表》，在文义上本来没有妨碍；至于《今守令表》，那么“今”是指当时制度而说的，仍然用守令称明代的知府、知县，名称和实际不符合的差错，又不需要说了。府官只列知府，而削去同知以下官职；县官只列知县，而削去承、主簿之类，这是什么理由呢？另外，表有经纬，经纬的方法，所谓并列排比那一类而聚集它们，正是使不成类的依从它那一类。因此类和表势不两立。作表就不能按类排列，按类排列就用不到表，这也是小吏所了解的。《科第表》分上中下，因为古今制度不同，篇幅繁多，划分时代来分卷是可以的口这体例自然应当横写籍贯作经，上边写乡试会试科目年月作纬。举人、进士，都是科第，现在是用科第作名称，而又分举人、进士列为两篇表，这是分类的办法，不是并列排比同类。况且中进士第的人，必定先中举人；现在把进士排列在前，举人排列在后，这对事来说是倒置，而看的人耳目又被扰乱，又是小吏所不做的。凡是这些谬误乖庚，如王氏纂号称通人，未必出自他的笔下。大抵在史书裁断方面糊涂，又沾染了文人习气，认为表没有文义可观，不再留意，任凭同时没有见识的一类人胡乱编辑，而不知道他们给有见识的人留下笑柄，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说文人不可以参加修志。

至于官署建置，亭台楼阁，所列人的前人碑记序跋，沿用那原文就可以了。志文叙述创建、重修的情况，一篇里面，忽而称为州，忽而称为郡，大多沿用范《志》原文，不知道范《志》不值得仿效。考察宋代自政和五年以前称为苏州，政和五年以后称为平江路府，整个宋代，没有吴郡的名称。范《志》标名称既然错误，那么志文的法度，相当于从《郑风》以下不值得评论，王氏不知道改变，是所谓错误。

此外叙述自古战争的事情，列为《平乱》一门，也不知道那理由。山川、田赋、坊巷、风俗、户口、驿递、兵防、仓场，都属于列举典章制度的项目；宦迹、流寓、人物、列女，都属于传述的体裁。用平乱作篇题，既不和书志的列举典章制度相似，也不和列传的表现人物相等，自然应当另外商讨记载，务必求得有条理；否则整部志都应当改成像纪事本末体一样，才不会招来不相配的指责。然而这只有精通史书体例的人才能区别，还不是对这部志的要求。其余文字上的小毛病，编集中的偶尔错误，就更不值得深究了。《姑苏志》被世人极力称赞，所以不得不分辨，不是特地作过严的要求，喜欢指摘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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