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存《滦志》四帙，板刻模糊，脱落颠倒，不可卒读。盖乾隆四十七年，主讲水平，故滦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属余撰辑州志，因取旧志视余，即其本也。按《明史。艺文志》，有陈士元《滦州志》十一卷。陈字养吾，湖广应城人，嘉靖甲辰进士，历滦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见《明志》，而史不列传。《应城县志》有传而无书目，然县人士至今犹侈言之。余少侨应城，求其所著，一无所见。闻前知县江浦金。，尽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尚称陈君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绍歧依例续补，虽十一卷之次，不可复寻，而门类义例，无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会青螺郭公议修《许州志》。公曰：“海内志书，李沧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即为《滦志》。’”似指陈君原本而言。其书与人，均为当世盛称，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议更张也。今观其书，矫诬迂怪，颇染明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文理至此，竟不复可言矣。陈君以博赡称，而《滦志》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氏青螺又如此妄赞，不可解矣。

其书分四篇：一曰世编，二曰疆里，三曰壤则，四曰建置。世编用编年体，仿《春秋》书法，实为妄诞不根。篇首大书云：“帝喾氏建九州，我冀分。”传云：“书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书云：“黄帝逐荤粥。”传云：“书荤粥何？我边邵也。”又大书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齐饿死于首阳，封召公奭于燕，我燕分。”此皆陈氏原编，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鲁国之书，臣子措辞，义有内外，故称鲁为我，非特别于他国之君。且鲁史既以国名，则书中自不便于书国为鲁，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县之世，天下统于一尊，珥笔为州县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

至于公谷传经，出于经师授受，隐微之旨，难以遽喻，则假问答而阐明之，非史例也。州县之志，出于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隐义，待已阐明，而自书自解，自问自答，既非优伶演剧，何为作独对之酬酢乎？且刘氏《史通》，尝论《晋纪》及《汉晋春秋》，力诋前人摩拟无端，称我与假设问答，俱在所斥。陈氏号为通博，独未之窥乎？国史且然，况州县志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纰缪。殷祀周年，两不相蒙。《洪范》为箕子陈畴，书法变例，非正称也。陈氏为夷齐之故，而改年称祀，其下与封召公，同蒙其文，岂将以召公为殷人乎？且夷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盖言不受禄而穷饿以死，非绝粒殉命之谓也。大书识其年岁，不傎甚乎？即此数端，尚待窥其余乎？

其世编分目为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兴。其称我朝者，终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题中兴者，断始嘉靖二十九年，实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胜概，曰风俗，曰往迹。壤则之目有七：曰户口，曰田赋，曰盐法，曰物产，曰马政，曰兵政，曰驿传。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学，曰仓库，曰铺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楼阁，曰桥渡，曰秩祀，曰寺观。而官师人物。科目选举，俱在编年之内。

官师则大书年月，某官某人来任；其人有可称者，即仿《左传》之例，注其行实于下。科目则曰，某贡于学，某举于乡，某中某傍进士。其有可称者，亦同官师之例，无则阙之。孝义节烈之得旌者，书于受旌之日。而暗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与夫节孝之妇，贞淑之女，偶不及旌，则无入志之例矣。

尤有异者，侯君续陈之志，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大书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注前明年号于下；复大书冯运泰中庄际昌榜进士，又书知州林应聚来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朝版图，国朝史笔，于书明事，不关于正朔者，并不斥去天启、崇祯年号。藉曰臣子之义，内本朝而外前明，则既书天命年号于上，事之在前明者，必当加明字以别之；庶使阅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冯运泰乃明之进士，林应聚乃明之知州，隶于本朝年号之下，又无明字以为之区别，是直以明之进士知州，为本朝之科第职官，不亦诬乎？

至《滦志》标题，亦甚庸妄。滦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称《滦志》，则阅题签者，疑为滦水志矣。然《明。艺文志》以陈士元撰为《滦州志》，则题删州字，或侯绍岐之所为。要以全书观之，此等尚属细事，不足责也。

【译文】

家存《滦志》四轶，板刻模糊，脱漏颠倒，不能读尽。乾隆四十七年，我在永平主讲书院，己故滦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想要委托我编撰州志，于是取旧志给我看，就是这一本。考察《明史·艺文志》，有陈士元《滦州志》十一卷。陈氏字养吾，湖广应城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做过滦州知州，有盛名，著述很多，大多见于《明史·艺文志》，而《明史》不为他立传。《应城县志》有他的传而没有书目记载，但是本县人士至今还夸大地谈论他。我年轻时寄居应城，寻求他的著作，一无所见。听说前知县江浦金增把他家收藏的手稿全部拿走而离开，心里很惋惜。现在这部志还称作陈君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绍岐依照原体例续补，虽然十一卷的次序不能再探求出来，而门类体例，没有改变的地方。书的前面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序，有这样的话：“从前在中州做官，正逢青螺郭公商议修《许州志》，郭公说：‘天下的志书，李沧溟《青州志》第一，第二就是《滦志》。夕”这好像是指陈君原本而说的。其书与人，都被当世极力称赞，所以侯君遵循成规而不敢商议变更。现在看这书，虚假荒诞，迂阔怪异，很沾染明中期人不读书而喜爱新奇的风气，文理到这地步，竟不再有可谈论的了。陈君以学识渊博著称，而《滦志》浅陋妄为像这样，其他著述，不知道又怎么样。而郭青螺氏又如此虚妄地赞扬，不可以理解啊。

这书分四篇。一叫作世编，二叫作疆里，三叫作壤则，四叫作建置。《世编》用编年体，仿照声春秋》的著述原则，实际上是荒诞没有根据。篇首大字写道：“帝害氏设置九州，我冀州划分口，,注释道：“为什么记载这呢？是记载初始”云云。考察九州地域划分，又大字写道：“黄帝驱逐荤粥。”注释道：“为什么记载荤粥的事呢？我们是边境郡。”又大字写道：“周武王十有三祀，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俄死，封召公爽在燕，我燕地划分。”这些都是陈氏原编的文字，古怪虚宴不·直得一笑。《春秋》是鲁国的书，臣下措辞，道理上有内外的区别，所以称鲁国为“我”，不仅是和别国的君主区别开来。况且鲁国史书既然用国名作名称，书中就自然不便把本国写作鲁国，文章的法度应当如此，没有其它原因。郡县制的时代，天下统一于独尊的皇帝，握笔作州县志的人，哪一个不是朝廷臣下，有什么“我”呢？至于公羊氏、榖梁氏解说《春秋》经，出于经师互相传授，隐约微妙的意思，人们难以迅速理解，就借问答来阐明它，不是史书的体例。州县的志书，出于一人撰写，并不是有前人隐秘的含意等待自己阐明，而自己记载自己解释，自己问自己答，既然不是演员演戏，为什么作独自一人的应酬呢？况且刘氏《史通》曾经评论《晋纪》及《汉晋春秋》，极力指责前人模拟，没有来由地称“我”，和假设问答的作法，都在所指责的范围里。陈氏号称通达渊博，难道没有注意到这吗？国史尚且这样，何况州县志呢？“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字尤其错误。殷称祀，周称年，两种用法不互相涉及。《洪范》是箕子陈述谋划，用“祀”字是著述原则的变例，不是正规的名称。陈氏为伯夷、叔齐的原因，而把年改称祀，这下面和封召公共同涉及“祀”这个字，难道要把召公当作殷人吗？况且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饿死，大概是说不接受捧禄而穷饿致死，不是绝食献出生命豹意思。用大字记载那年代，不是太错乱吗？就是这几方面已经够了，还要看剩下的吗？

那《世编》分成三个项目：一叫作前代，二叫作我朝，三叫作中兴。那称“我朝”的，到世宗嘉靖二十八年止；那标明“中兴”的，断限从嘉靖二十九年开始，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解释。《疆里》的项目有六个：叫作域界，叫作理制，叫作山水，叫作胜概，叫作风俗，叫作往迹。《壤则》的项目有七个：叫作户口，叫作田赋，叫作盐法，叫作物产，叫作马政，叫作兵政，叫作骚传。《建置》的项目有十一个，叫作城池，叫作署窿，叫作儒学，叫作仓库，叫作铺舍，叫作街市，叫作坊牌，叫作楼阁，叫作桥渡，叫作秩祀，叫作寺观。而官员人物，科举考试，都在编年里。官员就大字记载年月，某官某人到任；那人有可赞扬的，就仿照《左传》的例子，把他的事迹注在下面。科举就说某人由学校贡举，某人在乡试考中，某人中某一榜进士；其中有可赞扬的，也和官员的例子相同，没有就空缺。孝义、节烈得到表彰的，记载它们受到表彰的日期。而默默研习的儒者，擅长文词的士人，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和节孝的妇人，贞淑的女子，偶然没有受到表彰，就没有收人志的例子了。

特别奇特的是，侯君续陈的志，在明万历四十七年，大字记载我朝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在下面分注前明年号，又大字记载冯运泰中庄际昌榜进士，又记载知州林应聚到任。前明疆土，没有纳入我朝的版图；我朝史官，在记载明朝事情的时候，与我朝新历无关的并不除去天启、祟祯年号。如果说做臣下的道理，以本朝为内而以前明为外，那么已经在上面写下天命年号，发生在前明的事，一定应该加上“明”字用来区别，差不多可以使看的人知道谁是主谁是客，这也是必然的道理。现在冯运泰是明朝的进士，林应聚是明朝的知州，归属在本朝年号之下，又没有“明”字来对他们区别，是径直把明朝的进士、知州，当作本朝的科第、职官，不也是虚假吗！至于《滦志》的书名，也很浅陋妄为。滦本是水名，州也因为水得名。现在除掉“州”字而称作《滦志》，那么看到书名标签的人猜测是滦水志了。然而《明史·艺文志》把陈士元所撰记作《滦州志》，那么书名删掉“州”字，也许是侯绍岐做的事。总之从全书来看，这类还属于细微的事，不值得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