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书可也；文有意善而辞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辞可也。平湖陆氏陇其，理学名儒，何可轻议？然不甚深于史学，所撰《灵寿县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于文理。则重陆之为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书，以谓志家之所矜式，则耳食矣。余按陆氏《灵寿县志》十卷：一曰地理，纪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灾祥，五曰物产，六曰田赋，七曰官师，人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绩、孝义、隐逸、列女，九选举，十艺文。而田赋、艺文分上下卷，祀典、灾祥、物产均合于一，则所分卷数，亦无义例者也。其书大率简略，而田赋独详，可谓知所重矣。《叙例》皆云：“土瘠民贫，居官者不可纷更聚敛，土著者不可侈靡争竟。”尤为仁人恺悌之言。全书大率以是为作书之旨，其用心真不愧于古循良吏矣。

篇末以己所陈请于上，有所兴废于其县者，及与县人傅维云往复论修志凡例终编。其兴废条议，固切实有用；其论修志例，则迂错而无当矣。余惧世人徇名而忘其实也，不得不辨析于后。

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纪事谬矣。纪事，乃前代大事关灵寿者，编年而书，是于一县之中，如史之有本纪者也。纪事可附地理，则《舜典》可附于《禹贡》，而历史本纪可入地理志矣。书事贵于简而有法，似此依附，简则简矣，岂可以为法乎？建置之篇，删去坊表，而云所重在人，不在于坊，其说则迂诞也。人莫重于孔子，人之无藉书志以详，亦莫如孔子。

以为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则阙里之志，可焚毁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犹学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为别有所重而不载，是学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观删而不载，以谓辟邪崇正，亦迂而无当也。《春秋》重兴作，凡不当作而作者，莫不详书，所以示鉴戒也。如陆氏说，则但须削去其文，以为辟邪崇正，千百载后，谁复知其为邪而辟之耶？况寺观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传，可求古事，不当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于国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领必有其徒，不当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祷，灾荒之有赈济，弃婴之有收养，先贤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择寺观以为公所，多遴僧道以为典守，于事大有所赖，往往见于章奏文移，未尝害干治体。是寺观僧道之类，昔人以崇异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复生，因势利导，必有所以区处，未必皆执人其人而庐其居也。陆氏以削而不载，示其卫道，何所见之隘乎？官师选举，止详本朝，谓法旧志断自明初之意，则尤谬矣。旧志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为断，已是旧志之陋；然彼固未尝取其有者而弃之也。今陆氏明见旧志，而删其名姓，其无理不待辨矣。自古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侯，理势然也。

方志诸家，于前代帝王后妃，但当著其出处，不可列为人物，此说前人亦屡议之，而其说讫不能定。其实列人物者，谬也。姑无论理势当否，试问人物之例，统载古今，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列于人物，则修京兆志者，当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此不问而知其不可。则陆志人物之首后妃，殊为不谨严也。

至于篇末与傅维云议，其初不过所见有偏，及往复再辨，而强辞不准于情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乐毅、曹彬，章章于正史者，止存其略。”

维云则谓“三代以上圣贤，事已见经籍者，史迁仍入《史记》；史迁所叙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汉书》，不以他见而遂略。前人史传文集，荒僻小县，人罕尽见；艺文中如乐毅《报燕王书》、韩维《僖祖庙议》，不当刊削。”

其说是也。陆氏乃云：“春秋人物，莫大于孔子，文章亦莫过于孔子。《左传》于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产之详，于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产之多。

相鲁适楚，删书正乐，事之章章于万世者，曾不一见；《孝经》、《论语》，《文言》、《系辞》，昭昭于万世者，曾不一见。以孔子万世圣人，不必沾沾称述于一书，所以尊孔子也。”此则非陆氏之本意，因穷于措办，故为大言，以气盖人，而不顾其理之安，依然诋毁阳明习气矣。《左传》乃裁取国史为之，所记皆事之关国家者，义与《春秋》相为经纬。子产、叔向，贤而有文，又当国最久，故晋、郑之享，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详也，关一国之政也。孔子不遇于时，惟相定公为郏谷之会，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是与国事相关，何尝不详载乎？其奔走四方，与设教洙泗，事与国政无关，左氏编年附经，其体径直，非如后史纪传之体，可以特著道学、儒林、文苑等传，曲折而书，因人加重者也。虽欲独详孔子，其道无由，岂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谓《孝经》、《论语》、《文言》、《系辞》不入《左传》，亦为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谬与前说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说，以不载为尊，则帝典之载尧舜，谟贡之载大禹，是史臣不尊尧、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是诗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删述《诗》、《书》，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说尚可通乎？且动以孔子为拟，尤学究压人故习。试问陆氏修志初心，其视乐毅、曹彬、韩维诸人，岂谓足以当孔子邪？

又引太史公《管晏传赞》有云：“吾读《管子》《牧民》、《山高》、

《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

可见世所有者，不必详也。此说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马氏之微意，盖重在轶事，故为是言。且诸子著书，亦不能尽裁入传。韩非载其《说难》，又岂因其书为世所有而不载耶？文入史传，与入方志艺文，其事又异。史传本记事之文，故裁取须严；而方志艺文，虽为俗例滥入诗文，然其法既宽，自可裁优而入选也。必欲两全而无遗憾，余别有义例，此不复详。

【译文】

书有因为作者而受到重视的，重视那人而忽视那书就可以了；文章有内容好而文辞不及的，重视那内容而忽视那文辞就可以了。平湖陆氏陇其，是理学名儒，怎么能轻易议论？但是他对史学不很深人。他编撰的《灵寿县志》，立意很好，但是在文理方面不太通晓。那么重视陆的为人，而求得作者的本意就可以了。重视那人，于是重视他的书，认为是方志家所应当敬重和效法的，就轻信传闻了。我考察陆氏《灵寿县志》十卷，一叫作地理，纪事、方音附，二叫作建置，三叫作祀典，四叫作灾祥，五叫作物产，六叫作田赋，七叫作官师，八叫作人物，《人物》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绩、孝义、隐逸、列女，九选举，十艺文。而《田赋》、《艺文》分上下卷，《祀典》、《灾祥》、《物产》都合在一卷，那么划分卷数，也没有什么主旨和体例。这书大体都简略，而只有《田赋》详细，可以说知道所应当重视的了。序和凡例都说：“土地瘩薄，百姓贫穷，在任的官不可变易法度搜刮，本地的人不可比着奢侈浪费。”这尤其是仁爱的人和乐的言论。全书大致把这当成作书的主旨，他的用意真不愧于古代守法有治绩的官吏啊。

书的末尾用自己向朝廷陈请的有关本县兴复事业的措施，以及和本县人傅维云反复讨论修志凡例的意见结束全书。那兴复事业的奏议，自然是切实有用；那论修志凡列，就迂阔谬误而不得当了。我恐怕世人追求名声而忘记那实际，不得不在这后面辨祈。如书开端的《地理》，把方音附在后面是可以的，把纪事附在后面就错了。纪事，是前代大事关于灵寿的，编年记载下来，这是在一县之中，像史书的有本纪一样。纪事可以附在地理后面，那么《舜典》可以附在《禹贡》后面，而历代史书的本纪可以收人地理志了。记载事情贵在简洁而有准则，像这样归属，简洁是简洁了，怎么能把这当作准则呢？《建置》这篇，删去坊表，而说“所重视的在于人，不在于坊”，这说法就迁阔荒诞了。人没有比孔子重要的，人不需凭借史书来了解的，也没有像孔子的；认为所重视的在于其它方面，而志删除这方面文字，那么脚里的志可以烧掉了。坊表所重视的在于人，如同学校所重视的在于道，官署所重视的在于政，城池所重视的在于守；认为另外有所重视的而不记载，这样学校、官舍、城池都可以删掉，建置，一部志里简直可以减省那名目了。寺观删除而不记载，认为是排斥邪道崇尚正道，也迂阔而不适当。《春秋》重视建造，凡是不应当建造而建造的，没有不详细记载的，用来显示鉴戒。像陆氏的说法，就只需要删掉那文字，当作是排斥邪道祟尚正道，千百年后，谁又知道那是邪道而排斥它呢？何况寺观里面，有金石文字可以考察，有逸文流传，可以寻求古事，不应当删除，这是一。僧、道的官，在国家法令中确定，必定有地方居住，必定有教徒管领，不应当删除，这是二。对水旱灾害有祈祷，对灾荒有贩济，对弃婴有收养，对先贤祠墓有香火供奉，地方官吏大多选择寺观来当作处理公众事务的场所，大多选任僧、道来作主管，对事情大有利益，这往往在章奏文书中见到，未尝对治理法度有害。这样，寺观、僧道之类，昔人凭借来崇尚异端，近来凭借来辅助官府公事，即使周公、孔子再生，因势利导，一定会有处理的办法，未必都坚持让僧、道还俗为平民而把寺观改成民居。陆氏以删除而不记载，显示他卫道，为什么见解这样狭隘呢？《官师》、《选举》，只详细记载本朝，说是仿效旧志断限从明初开始的意思，就特别谬误了。旧志不能广泛考察前代，而以明初为断限，己经是旧志的浅陋，但旧志本来未尝取那已有的记载而丢弃它们。现在陆氏明明见到旧志，却删除人物姓名，这种作法的无理不需要辩解了。自古诸侯不祭祀天子，大夫不祭祀诸侯，情势如此。编修方志诸家，对于前代帝王后妃，只应当记载他们的起源，不可列在人物中，这说法前人也常常讨论，而这说法至今不能确定。实际上列在人物的作法是错误的。姑且不论情势是否适当，试问人物的体例，总括记载古今，方志既然把前代帝王后妃列在人物，那么编修京城志的，应当把本朝帝后列人人物了，这不用问就知道不行。那么陆氏志《人物》把后妃列在前面，是很不谨严的。

至于书末，和傅维云讨论，开始的时候只是见解有片面处，等到反复辩论，就强词不符合情理了。他自己说：“名臣言行，如乐毅、曹彬，在正史中名声显著，只保留那概要。”维云说：“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圣贤，事迹已见经籍的，司马迁仍然写进《史记》，司马迁记叙的武帝前的事，班固仍然写进《汉书》，不因为在别的书里见到就省略。前人史传、文集，在荒僻的小县，人们很少能都见到，艺文中如乐毅《报燕王书》、韩维《嘻祖庙议》，不应当删除。”他的说法正确。陆氏却说：“春秋时人物，没有比孔子伟大的，文章也没有超过孔子的。《左传》关于孔子的事，不如叔向、子产的详细，关于孔子的文章，不如叔向、子产的多。在鲁国作相，往楚国游历，删定经书，纠正音乐，显著万代的事，竟不能见到一处提及。《孝经》、《论语》，《易》的《文言》、《系辞》，光耀万代，竟不能见到一处提及。以孔子是万世圣人，不必在书里拘泥地称赞，用来尊崇孔子。”这就不是陆氏的本意，因为理屈辞穷，故意说大话，用气势压人，而不顾道理是否恰当，依然是低毁王阳明时的习气。《左传》是采取国史而作，记述的都是关系到国家的事，内容和《春秋》配合。子产、叔向，贤明而有文采，又管理国家最长久，所以晋国、郑国的事情，大多涉及两人言行，不是特地详细，是关系到一国的政治。孔子在当代没有碰到时机，只有辅佐定公参加郑谷的盟会，使齐国人来退还坟阳的土地，这是和国事相关，何尝不详细记载呢？孔子奔走四方，和在侏、泅水滨实施教育，事情和国政无关，左氏编年依附《春秋》经，那体制直捷，不像后世的纪传体史书，可以特地撰写《道学》、《儒林》、《文苑》等传，详细地记载，根据人增加重要性。《左传》即使想要单独详细记载孔子，没有途径，难道说用这种方式尊崇孔子吗？至于说《孝经》、《论语》、《文言》、《系辞》不记载进《左传》，也是左氏的尊祟孔子，这违背道理和前一种说法大致相同，不用再分辩。但像陆氏所说，以不记载当作尊祟，那么《尚书》中《尧典》、《舜典》的记载尧、舜，《大禹漠》、《禹贡》的记载大禹，是史官不尊崇尧、舜、禹了；《诗经》中二南、正雅的歌咏文王、武王，是诗人不尊崇周代先王了；孔子修订《诗经》、《尚书》，是孔子不尊崇尧、舜二帝，夏禹、商汤、周文三王了；这说法还能说通吗？况且动不动用孔子作比拟，尤其是学究压服人的老习惯。试问陆氏修志的本心，看待乐毅、曹彬、韩维等人，是不是认为足够抵得上孔子呢？

又引司马迁《管晏传赞》的话：“我读管子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他们的书，世上多流传，所以不评论。”可见世上流传的，不必详细叙述。这说法稍微接近道理了，但是也不知道司马氏的精微含意，大概重视的’是轶事，所以说这话。况且诸子著书，也不能全部安排人传，《韩非传》载人他的《说难》，又难道因为他的著作世上流传而不载人吗？文章人史传，和人方志的艺文部分，那事又不相同。史传本来是记事的文字，因此采取必须严格；而方志的艺文部分，虽然被世俗的常例过度采人诗文，但是那准则既然宽松，自然可采取优秀的入选。一定想要顾全两方面而没有遗憾，我另外有主旨和体例，这里不再详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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