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郑氏注四方之志，“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是也。书其令，谓“书王命以授使者”是也。乡大夫于“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乡吏。”孔氏疏“谓若大司徒职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内六乡，夭子自治，则受法于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国，以其国制自为《春秋》。

列国之史，总名《春秋》。然而四方之书，必隶外史；书令所出，奉为典章。

则古者国别为书，而简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征也。是以《春秋》岁首必书王正，而韩宣子聘鲁。得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是。盖书在囚方，则入而正于外史；而命行王国，亦自外史颁而出之。故事有专官，而书有定制，天下所以协于同文之治也。

窃意《周官》之治，列国史记，必有成法，受于王朝，如乡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邪。至晋楚之史，自以《乘》与《梼杌》名书，乃周衰官失，列国自擅之制欤？司马迁侯国世家，亦存国别为书之义；而孝武《三王》之篇，详书诏策、冠于篇首。王言丝纶，史家所重，有由来矣。后代方州之书，编次失伦，体要无当，而朝廷诏诰，或入艺文；篇首标纪，或载沿革。又或以州县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见四方之志者，阙然无所考见。是固编摩之业，世久失传：然亦外史专官，秦汉以来，未有识职故也。夫封建之世，国别为史，然篇首尚重王正之书。郡县受治，守令承奉诏条，一如古者畿内乡党州闾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尝特立专条。宋、元、明州县志书，今可见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讲于《春秋》之义也！今衷录州中所有，恭编为《皇言纪》一，以时代相次，蔚光篇首，以志祗承所自云尔。

【译文】

《周礼》外史“掌管四方诸侯国的志”，又“体臣以有关书籍的事出使四方岩侯国，外史就书写命令。”郑氏注四方诸侯国的志，“像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就是。书写命令，郑氏说“书写王的命令交给使臣”就是。乡大夫在“正月初一，接受司徒颁发的教法，然后颂发给本乡的官吏。”孔氏疏“指像大司徒主管的十二类教法以下”就是。京畿内六乡，是天子自己治理，各乡就从司徒那里接受法令；而京畿外诸侯，各治理他们的封国，按照他们的封国的制度，自己作《春秋》。各国的史书，总名《春秋》。但是四方诸侯国的书，必定附属外史，外史书写的命令，尊奉为典章。那么古代各国各自作史书，而书籍所显扬的，首先重视王的命令，确实可以验证了。所以《春秋》每年开端必定记载王正月，而韩宣子出使鲁国，见到《易》的卦象、《春秋》，认为周王朝的礼制在这里。大概书在四方诸侯国，交给工朝而由外史修正；而命令在王国实行，也从外史颁发出来。因此事赛有主管官员，而书有确定的制度，天下凭这调协成使用共同文字的兴盛治理。

私下里认为《周礼》的制度，各国史书必定有从王朝接受的已定方法，就像乡大夫接受教法，考察文字，使得没有诡诈不正的内容。至于晋、楚的史书，自己用《乘》和《梼杌》作名称，这是不是周代衰败官员职掌丧失，各国自作主张的制度呢？司马迁为侯国作世家，也存留各国各自作书的意思，而孝武帝《三王世家》一篇，详细记载策封诏书，放在篇首。帝王的沼令，是史学家所重视的，有来由啊。后世州郡的志书，编排没有条理，体制不适当。而朝廷诏书，有的收进艺文部分；篇首标明纪的名称，有的记载沿革。又有的因为州县在偏僻地区，没有特地颁发诏书，于是使朝廷掌故散见在四方志书的，记载缺少无处考察。这本来因为编集书籍的事业，久已失去传承，但也是外史这专职宫，从秦、汉以来不知道职责的缘故。封邦建国的时代，各国各自作史，但篇首还重视王正月的记载。郡县接受朝廷统治，长官奉行朝廷条令，完全像古时徽内乡党州间的制度，而外史掌故，未尝特地设立专门条令。宋、元、明州县志书，现在可见的，始终一个样子，也太不研究《春秋》的道理了。现在集录州中所有的，恭敬地编成《皇言纪》一篇，按照时代排列，文采照耀篇首，用来辨识恭敬奉行的由来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