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于制度。彼时从事于学者，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征，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难副，则从古已然矣。尧之斥共工也，则曰：“静言庸违。”夫静而能言，则非不学者也。试之于事而有违，则与效法于成象者异矣。傅说之启高宗也，则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高宗旧学于甘盘，久劳于外，岂不学者哉？未试于事，则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说虽出于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

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则所谓学古训者，非徒诵说，亦可见矣。夫治教一而官师未分，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何况官师分，而学者所肄，皆为前人陈迹哉？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于学，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未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诸子百家之言，起于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无敝耳。刘歆所谓某家者流，其源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其失而为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为某家之学，则官守失传，而各以思之所至，自为流别也。失为某事之敝，则极思而未习于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学出于一，所谓学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统言之，“十年曰幼学”是也；析言之，则“十三学乐，二十学礼”是也。国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则曰“乡学国学”，“学则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学属乎人，而区为品诣之名者。

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于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所谓某甲家之学，某乙家之学是也。学因人而异名，学斯舛矣；是非行之过而至于此也，出于思之过也。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即继之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夫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于事者也。

【译文】

古人学习，不忽略从事物中学习，大概也是治理和教化没有分离，官员和老师合为一体，于是学习比较容易。司徒传布五伦教育，主管音乐的官员教育贵族子弟，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学校，都有典章制度记载。那时从事学习的人，进门吟诵书籍，出门就见到政治教化典章制度的实行，所以学习的东西都真实而有验证，而不是用空泛的言语互相传授和接受。但是知识容易获得，实行起来就难符合，便是从古来就已经如此了。尧责备共工，便说：“话说得好听，行动起来却相违背。”能说好听的话，就不是不学习的人。试行起来却相违背，就和对形成形象的仿效不同了。傅说启发殷高宗，便说：“不是获得知识困难，是实行起来困难。”高宗以前在甘盘那里学习，长期在外劳碌，难道是不学习的人吗？尚未试行，便担合实行起来不能使人信服。傅说又说：“人追求见闻广博，这只有做出实事，学习古代圣贤的教导，才有收获。”言论虽然出于古文《尚书》，那话必定是有所承受的。追求见闻广博而用做出实事来充实，那么，所说的学习古代圣贤的教导，不是仅仅诵读，也可以想见了。治理和教化一体，官员和老师没有分离的时候，求得知识容易而实行起来已经困难了，何况官员和老师分离后，学习的人所学习的都是前人早就过去的事情呢？孔夫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就迷茫，思考而不学习就危险。”又说：“我曾经整天不吃东西，整夜不睡觉，用这时间思考，没有用处，不如用这时间学习。”思考也是学习者的事情，而孔子把思考和学习区别开来，好像认为思考不能算作学习，这大概是说，一定要从事物中学习，然后才能算作学习，这就是孔夫子教诲人们求知和实行合为一体的道理。诸子百家的言论，从仅仅思考而不学习产生，所以他们的意旨都有所承受，却不可能没有弊病。刘欲说某一家学派，根源出自古代某一官职的掌管，流传为某一家的学说，过失是某一事的毛病。某一官职的掌管，就是上古帝王的典章法度，流传为某一家的学说，就是官员职守失去传承，人们各自依据思考到的建立学派；过失是某一事的毛病，就是尽心思考而没有在办事中学习，虽然提出的主张有根据，言论有道理，却不能知道实行起来有毛病。因此，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期，学问出自一个来源，那时所说的学，都是指的人们的功力。合在一起说，是“十岁叫作幼学”；分开来说，是“十三岁学音乐，二十岁学礼节”。国家根据人们功力的名称，而称呼那制度，就叫作乡学、国学，是“国学的名称是三代一致的”口那时没有把学问归属某个人而划分为品类的名称的。官员和教师的职责分离后，诸子百家的言论产生，于是学问才依据人们的品类而命名了，所谓某甲家的学派，某乙家的学派，就是这样。学问依据人而有了不同的名称，学问就错乱了。这不是实行的过分造成这样的，而是出于思考的过分。所以孔夫子谈只重视学习或思考的偏废弊病时，接着就说：“研究异端学说，这是祸害呀。”异端学说的产生，都是因为思考过分而不从事物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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