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三德，正直协中，刚柔互克，以剂其过与不及；是约天下之心知血气，聪明才力，无出于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则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乡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讥狂狷，则非三德所能约也。孔、孟恶之为德之贼，盖与中行狂狷，乱而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风下趋，不特伪中行者乱三为四，抑且伪狂伪狷者流，亦且乱四而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论知言，以为生心发政，害于其事。吾盖于撰述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为书，本无立言之旨，可弗论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而按以三德之实，则失其本性，而无当于古人之要道，所谓似之而非也。学者将求大义于古人，而不于此致辨焉，则始于乱三而六者，究且因三伪而亡三德矣。呜呼！质性之论，岂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书》曰：“诗言志。”吾观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何其纷纷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赋诗也。无言而有言，无诗而有诗，即其所谓物与志也。然而自此纷纷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学必本于性天，趣必要于仁义，称必归于《诗》、《书》，功必及于民物。是尧、舜而非桀、纣，尊孔、孟而拒杨、墨。其所言者，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于宾筵，闻者似谓肄业及之也。或曰：宜若无罪焉。然而子莫于焉执中，乡愿于焉无刺也。惠子曰：“走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情则异。”观斯人之所言，其为走之东欤？逐之东欤？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纷纷矣。

豪杰者也，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实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则鸣也。观其称名指类，或如诗人之比兴，或如说客之谐隐，即小而喻大，吊古而伤时，嬉笑甚于裂眦，悲歌可以当泣，诚有不得已于所言者。以谓贤者不得志于时，发愤著书以自表见也。盖其旨趣，不出于《骚》也。吾读骚人之言矣：“纷吾有此内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迁曰：“余读《离骚》，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其志洁，其行廉，■然泥而不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贾之所以吊屈，而迁之所以传贾也；斯皆三代之英也。

若夫托于《骚》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骚之故而茫然也。嗟穷叹老，人富贵而已贫贱也，人高第而已摈落也，投权要而遭按剑也，争势利而被倾轧也，为是不得志，而思托文章于《骚》、《雅》，以谓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谓“齐心同所愿，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举擢百十高第，必有数千贾谊，痛哭以吊湘江，江不闻矣；吏部叙千百有位，必有盈方屈原，搔首以赋《天问》，天厌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吾谓年骚者，有屈贾之志则可，无屈贾之志则鄙也。然而自命为骚者，且纷纷矣。

有旷观者，从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适吾意也。人以吾为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为然，吾不愠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见，不欲其过执也。必欲信今，又何为也？有言不如无言之为愈也。

是其宗旨盖欲托于庄周之齐物也。吾闻庄周之言曰：“内圣外王之学，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适上遂，充实而不可以已，则非无所持，而漫为达观，以略世事也。今附庄而称达者，其旨果以言为无用欤？虽其无用之说，可不存也。而其无用之说，将以垂教欤？则贩夫皂隶，亦未闻其必蕲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尝欲明古今之是非，而执人我之意见也哉？怯之所以胜勇者，力有余而不用也；讷之所以胜辨者，智有余而不竟也。蛟龙战于渊，而蚂蚁不知其胜负；虎豹角于山，而螾狸不知其强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托于不欲，则夫妇之愚，可齐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纷纷矣。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变阴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人秉中和之气以生，则为聪明睿智。毗阴毗阳，是宜刚克柔克，所以贵学问也。骄阳诊阴，中于气质，学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为学问，则不如其不学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庄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洁之狷也；庄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进取之狂也。

昔人谓庄、屈之书，哀乐过人；盖言性不可见，而情之奇至如庄、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乡愿者流，托中行而言性天，剽伪易见，不足道也。于学见其人，而以情著于文，庶几狂狷可与乎！然而命骚者鄙，命庄者妄。狂狷不可见，而鄙且妄者，纷纷自命也。夫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气也。累于阴阳之间者，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才情不离乎血气，无学以持之，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内，环转无端，而不自知。苟尽其理，虽夫子愤乐相寻，不过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约乐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转生悲；而忧患既深，知其无可如何，则反为旷达。屈原忧极，故有轻举远游、餐霞饮瀣之赋；庄周乐至，故有后人不见天地之纯、古人大体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于阴者，妄自期许，感慨横生，贼夫骚者也；毗于阳者，猖狂无主，动称自然，贼夫庄者也。然而亦且循环未有已矣。

族子廷枫曰：“论史才史学而不论义德，论文情文心而不论文性，前人自有缺义。此与《史德》篇，俱足发前人之覆。”

【译文】

《洪范》所说的三种德行，能端正人的曲直使之行中庸之道，刚而能柔又柔而能刚，刚柔相济，以便调剂过与不及两种弊病。以此来检约天下人的心智、血气，聪明、才力，没有能跳出这三者之外的。孔子教育弟子，得不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与他交往，那就希望能与狂放激进的和安于本分、洁身自好的人相交，这也是以三德来衡量取材的。但是乡愿这一类的人，看起来言行合乎中庸而讥刺过分进取与过于安分的人，却不是三德所能匡限的。孔子、孟子厌恶地称他为“德之贼”，大概说他与中行、狂者、捐者混在一起而乱为四种人了。人心不古而世风日下，不只是伪中行将三种人乱为四种人，而且伪狂、伪捐之流，也将四种人而乱为六种人；不只是中行不可企求，就是寻求狂者与猾者的那种真诚，又哪里可得到呢？孟子论述善于分析言辞，认为错误的言辞从思想中产生出来，把它施行到政治措施中去，一定会危害到国家的各种工作。我曾在著作家中，深入地研究其中的原因。那些加以推衍变化、散漫无边的书，本来没有创立一家之言的主旨，可以不作讨论。竟有自以为能独立成家的，考察它的宗旨，也不全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根据三德的实质来考察，则失去了它的本性，而与古人的要旨不相适合，这就是所谓的似是而非。学者将向古人探求大义，而不对此进行细致的辨别，那将从把三种人乱为六种人开始，最终因三伪而抛弃三德。唉！质性的讨论，怎么能够放弃呢？

《周易》说：“说话必须有实际内容，而行为必须持久不变。”《尚书》说：“诗是表达思想的。”我看创立一家之说的学者，赋诗咏叹的诗人，怎么那么多呀工探求文中的实际内容却什么也找不到，探求作者的思想也茫然不知所在，然而都说我据此创立了一家之说，我因此写了诗。没有言论而称有了言论，没有诗作而说有了新诗，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内容与思想。然而从此以后这类作品便纷纷而起。

有志之士，端正心态，振作意志，自称我不随便发表言论。学间必定出于人性天理，旨趣必定符合仁义道德，说话必定称举《诗》、《书》，功德必定惠及民众与万物，称赞尧、舜而责难架、封，尊崇孔、孟之道而抵制杨朱、墨子的邪说。他所说的话，即使圣人重新复活，也不能改变。探求他为什么这样说，则不知其宗旨何在。就像在宴会上演奏《彤弓》、《湛露》，听的人以为是乐工为练习而演奏的。或者说：好像没有什么过错呀。然而子莫对此采取折中的办法，乡愿对此无所讥刺。惠子说：“奔跑的人向东跑，追逐的人也向东跑，朝东跑虽然是一致的，但他们朝东跑的心思是不同的。”观察这个人的言论，他是奔跑者的朝东跑，还是追逐者的朝东跑呢？这还不知道呢。然而自此以后这类东西便纷至沓来。

豪杰之士出现，自称我不随便发表言论，我确实有自己的思想，事物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要叫喊。察看他所称引比类的事物，或者如诗人的譬喻寄托，或者如说客的诙谐隐喻，以小事物来比喻大道理，凭吊占人而感伤时事，嬉笑胜过愤怒，悲歌可以当哭，诚然有不得已而说的。认为是贤人在世不得志，发愤著书来自我表现，但他的旨意又不出于《离骚》。我读屈原的诗句：“我既有这么多内在的美德，又加上才能的培养。”太史令司马迁说：“我读《离骚》，为他的志向而悲伤。”又说：“阐明道德的广大崇高，及治理天下的条理，他的志向高洁，他的行为廉直，一身洁净，出污泥而不染，即使与日月相比也毫不逊色。”这就是贾谊为什么要凭吊屈原，而司马迁为什么要给贾谊立传的缘故，这都是三代的精英呀。至于假托于《离骚》而以《离骚》自许的人，探求一下他们之所以发牢骚的缘故便感到很茫然。磋叹穷困衰老，别人富贵而自己贫穷低贱，别人中了高榜而自己却名落孙山，投靠权贵却遭到权贵的怒叱，争夺权利却受到倾轧，因此不得志而想把文章依托于《离骚》、《诗经》，把它视为古人的心志。不知道中等以下的人，都是古诗中所说的“齐心抱着共同的愿望，心中的理想还未实现”的人。科举考r试有百十个人中了高榜，必定有数千人如贾谊那样痛哭来凭吊湘江，湘江也不愿听了；吏部给千百个人授了官职，必定有上万个屈原搔头而赋《天问》，天也听厌烦了。孟子说：“有伊尹那样的心志就可以，没有伊尹那样的心志便是篡夺权位了。”我说发牢骚的人有屈、贾那样的心志就可以，没有屈、贾那种心志便很卑鄙了。但是自许为《离骚》的作品却触目皆是。

有达观的人对此解释说：这又何足以耿耿于怀呢：我有所言，我是为了心情舒畅。别人认为我的话对，我没有什么欢喜；别人不认为我的话对，我也不恼恨。古今的是非界限，我不想把它弄得太明白；别人与我的意见，我也不想过于固执坚持。一定要取信于今人，又是为了什么呢l有言论不如没有言论更好二这么说他的宗旨，是想依托于庄子的“齐物”之说。我听庄周说过：“内圣外王的学问，晦暗而不明”;“各家学说离开大道往而不返，道术将被弄得支离破碎”;“寄托寓意的言论占了十分之九，无心的言论日出不穷”。但是庄子对道的认识非常和适并达到了高超的境界，内心充实而不能自已，那么庄子并非没有自已的学说而随意地说些达观的话来超脱世事。眼下那些托附庄周而自称旷达的人，他的宗旨果真以为言沦无用吗？虽然是无明的学说，可以不保存下去。那些无用的学说，将可用来垂训后世吗？那么小商小贩与衙门的差役，也没听说他们一定要求要有用肥猪挺着个大肚子只顾贪婪地吃食，羊儿把角聚在一起休岔，何曾想要辨明古今的是是非非，而对他人与自己的意见斤斤计较了胆怯的之所以能胜过勇敢的，是因为力量有余而没有使用；说话迟钝的之所以能胜过善辩的，是因为智慧有余却不与乙竞争蚁与龙在深渊相斗，蛆绷、蚂蚁并不知道它们的胜负；虎与豹在山匕较拭黄以狼与野猫并不知道它们谁强谁弱，是因为它们没有这个能力而不是不想知道。把不能假托为不想，那么愚昧的夫妇也能和最聪明的人相比了。既然如此，那么以此为挡剑牌而逃遁其中的人又不知有多少了。

《周易》说：“一阴一阳互相变化称为‘道’。”阴阳变化组合，周而复始无穷无尽，这是天地之气在孕育万物。人秉受中和之气而降生，则成为聪明睿智之人。阴阳受到损伤，因此适宜用刚柔相克相剂的方法，所以要重视学问的修养。阳气强盛阴气不和，侵袭到人的元气、质性，学者不能以刚柔自克，而把似是而非的东西当作学问，那就不如不学。孔子说：“得不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与他交往，那必定要与狂放激进的和安守本分、洁身自好的人交往。狂放的人积极向前进取，安分的人则有所不为。庄周、屈原，恐怕就是著述上的狂放与猖介之士吧。屈原不能用洁白的身躯来承受外物的污浊，是不屑于同流合污的捐介之士；庄周独自与天地精神互相往来，而不傲视轻慢万事万物，是狂放进取之士。前人说庄子与屈原的书，哀伤与欢乐超过了常人。大概指本于质性的中行无法见到，而真情能如庄子、屈原那般奇异，这也是狂放与捐介之士之所以不朽的原因。乡愿之流，假冒中行而谈论质性与天道，其剿窃虚伪显而易见，不值得一提。在学问中能察见他本人，把真情寄托在文章中，差不多可与这类狂放、猖介之士相交为友。然而自许为屈骚的很鄙陋，自命为庄学的又很虚妄，狂放、捐介之士不可见，那些鄙陋、虚妄的人便纷纷假冒。情感，出自于本性；才华，由元气决定。受累于阴阳之间的人，不能没有盈满损缺、消减增长的时候。才情离不开血气，没有学问修养来维持，就不能不受到阴阳变化的影响。喜悦、欢跳、恼怒、忧伤，一身之内，循环运转无休无止而自己尚不知道。如欲穷尽其理，即使是孔夫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地进行探寻，也不过如此。圣人以下的人，各有所至，也各有所通。大约欢乐到了沉醉的境界而怜惜光景，必定转而生出悲伤；而忧患既已很深，知道对它无可奈何，则反而变为旷达。屈原忧伤至极，所以有轻身高飞游历远方、把彩霞清露作为饮料食物的辞赋；庄周欢乐至极，所以有因后人见不到天地的纯美与古人的全貌而产生的悲哀，这也是祸福互相依存转化的最正确的道理。至于阴气受损的人，妄自期许，感慨横生，那是栽害屈原的人；阳气受损的人，猖狂无主，动辄称道自然无为，那是栽害庄子的人。然而伪狂伪捐这两种人还在无休无止地不断出现。

族子廷枫说：“论述修史的才能、修史的学问，而不论述修史的德行；论述作文的情思、作文的用心，而不论述作文的本性，前人之说自然存在着缺陷。此篇与《史德》篇都足以发前人所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