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者对经之称，所以转授训估，演绎义蕴，不得已而笔之于书者也。左氏汇萃宝书，详具《春秋》终始，而司马氏以人别为篇，标传称列，所由名矣。经旨简严，而传文华美，于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无经之传，则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纷纷多传体也。近人有谓文人不作史官，于分不得撰传。

夫以绎经之题，逐末遗本，折以法度，彼实无辞。而乃称说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讥，以谓公、谷非鲁太史，何以亦有传文？则其人当无说以自解也。且使身为史官，未有本纪，岂遽可以为列传耶？此传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无经之传，文人之集也；无传之经，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艳而诬，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获麟绝笔以来，史官不知百国宝书之义。州郡掌故，名曰图经，历世既久，图亡而经孤，传体不详，其书遂成瓠落矣。乐史《寰宇记》，袭用《元和志》体，而名胜故迹，略存于点缀。其后元、明《一统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诸目，与山川、祠墓，分类相次焉。此则地理专门，略具类纂之意，以供词章家之应时取给尔，初不以是为重轻者也。阎若璩欲去《一统志》之人物门，此说似是。其实此等亦自无伤，古人亦不尽废也。盖此等处，原不关正史体裁也。州县之志，本具一国之史裁，而撰述者转用一统类纂之标目，岂曰博收以备国史之约取乎？

列传之有题目，盖事重于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为施、孟、梁邱、龚、黄、卓、鲁诸人而设也。其余人类之不同，奚翅什百倍徒而千万？必欲尽以二字为标题，夫子亦云方人，我则不暇矣。欧阳《五代》一史，尽人皆署其品目，岂所语于《春秋》经世，圣人所以议而不断哉？方州之志，删取事略，区类以编，观者索然，如窥点鬼之簿。至于名贤、列女，别有状志传铭，又为分裂篇章，别著艺文之下。于是无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详见某卷，彼云已列某条，复见叠出，使人披阅为劳，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也。此又志家列传之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近代之人，据所见闻，编次列传，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详前史，录其史传正文，无所更易，抑亦马、班递相删述，而不肯擅作聪明之旨也。虽然，列史作传，一书之中，互为详略，观者可以周览而知也。是以《陈余传》中，并详张耳之迹，管晏政事，备于太公之篇，其明验也。今既裁史以入志，犹仍列传原文，而不采史文之互见，是何以异于锲彼舟痕，而求我故剑也？

史文有讹谬，而志家订正之，则必证明其故，而见我之改易，初非出于得已也。是亦时势使然，故司马氏《通鉴考异》，不得同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于史文有褒贬，《春秋》以来，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来其长而讳其短，则不如勿用其文，犹得相忘于不觉也。志家选史传以入艺文，题曰某史某人列传矣。按传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删所节之故，而又无所证也。是则欲讳所短，而不知适以暴之矣。

史传之先后，约略以代次，否则屈贾、老庄之别有命意也。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比兴于是存焉尔；疏通知远，《尚书》之教也，象变亦有会焉尔。为列传面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则为人作自陈年甲状而已矣。

【译文】

传是相对于经的名称，是用来转授对经的解释，推演经的含意，不得已而写成书的。左丘明j荟萃各国的史书，详细叙述《春秋》的始终，而司马迁把人区分开成篇，标明传称作“列”，从这里得名了。经的意旨简要严谨，而传的文辞华美，于是文人顺着水流忘了源头，互相跟随着撰写没有经的传，唐、宋文集里面，就因此纷纷多传的体裁二近人有人说文人不作史官，在名分上不可撰写传。用推演经义的题目，追求细枝末节，舍弃根本，如果用法度批驳，那些文气确实没有言辞回答；却提到史官，责备文人超越职责。假使文人反唇相讥，说公羊、毁梁不是鲁国史官，为什么也有传文？那么，那人会没有言辞来自我辩解。而且假如身为史官，没有本纪，难道就可以作列传吗？这是传的体例不可不弄明白的地方。

没有经的传，在文人的文集里；没有传的经，是州郡的志。文集的过失是华丽而不真实，方志的过失是短浅而平庸。自从孔子因麒麟被猎获而中止《春秋》的修订以来，史官不知道各国史书的意义，州郡掌故的书，叫作图经；经历年代已经长久，图散失而经单独存在，传的体裁不清楚，那些书就变得空泛了。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沿袭《元和郡县志》的体例，而名胜、古迹，作为点缀大略收入。这以后元、明的《一统志》，就把人物、列女、名宦、流寓等名目，和山川、祠墓在一起分类排列。这就是地理专门书，大致具有分类编纂的意思，用来供给诗文作家的随时取用罢了，本来不把这当作重要的东西。阎若球想要去掉一统志的人物门，这说法似乎正确。实际上有这些名目也本来没有损害，古人也不都度除它们，大概这些地方原来不涉及正史的体裁。州、县的志，本来具备一国史书的体裁，而撰述的人反转来用一统志分类编纂的标题，难道能说是广泛收罗用来预备国史摘取要领吗？

列传的有题目，大概是事比人重要，例如《儒林》、《循吏》的篇章，本来不是为施摊、孟喜、梁邱贺、龚遂、黄霸、卓茂、鲁恭等人设立的。其余人类别的不同，何止一倍、五倍、十倍、百倍直到千倍、万倍，一定想要全部用两个字作标题，孔夫子也说过，讥评人，“我就没有闲工夫，，啊。欧阳修《五代史》一书，人人都题上名目，这难道能谈论《春秋》记载史事，圣人因此评议而不判断吗？州郡的志，节取人物生平事迹的大概，分类来编写，看的人毫无兴致，好像观看记死者姓名的点鬼簿。至于名贤、列女，另外有行状、墓志、传、铭，又对它们分裂篇章，另外记载在艺文部分。于是弄得无可奈何，只得增加小注，这里说详细见某卷，那里说已列人某条，重复出现，使人翻阅起来费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喜欢自己找麻烦。这又是方志列传的不可不深远思考的地方。

近代的人，根据所见所闻，编排成列传，本来是适当的。古时候的人，已详细记载在以前的史书里，抄写那史书传记的正文，没有改动的地方，恐怕也是司马迁、班固交替传述旧文，而不肯自作聪明的意图。虽然这样，历代史书作传，一部书当中，互相作详细和简略的配合，看的人可以看遍全书而知道。所以《陈徐传》里，一同详细记载张耳的事迹，管仲、晏婴的政事，在《齐太公世家》里具备，是那明显的证据。现在已经裁剪史书来写人方志，仍然沿用列传原文，却不采用史书文字互见的方法，这和在船上刻出痕迹而寻找自己落水的原来的剑有什么区别呢。

史书文字有讹误，而编方志的人订正它们，就必定证明那原因，来显出自己的改动本来是出于不得已。这也是时势造成这样。因此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不能像司马迁、班固那样由我创始。至于史书文字有褒贬，《春秋》以来，没有改变的。而编方志的人往往采用史书的长处而避忌短处，那就不如不要用它的文字，还可以在不觉之中忘掉两者的关系。编方志的人选史书的传来收进艺文部分，题作某史某人列传。考察传文却不是那史书的意思，探究那对史书采用和省略的原因，而又不能证明，这就想要避忌短处，而不知道恰巧显露出短处了。

史书传记的先后，大致按时代排列。否则像《史记》把屈原和贾谊合传、老子和庄子合传那样另外有含意。排比事情连成文辞，是《春秋》的教化，《诗》的比兴在这里同时存在。通达博古，是《尚书》的教化，《易》的形象变化也在这里会合。作列传而不知道表明神妙变化在于各人，这就像为别人作自述逐年经历的状文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