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后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隶经，以为传固翼经者耳。佛老之书，本为一家之言，非有纲纪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过于六经，无不可也。强加经名以相拟，何异优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扬雄、刘歆，儒之通经者也。扬雄《法言》，盖云时人有问，用法应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论语》者，抑何谬邪？虽然，此犹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异者，作《太玄》以准《易》，人仅知谓僭经尔，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盖蹈于僭窃王章之罪，弗思甚也。

详《易教》篇，卫氏之《元庖》，司马之《潜虚》，方且拟《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拟《易》已非也。刘歆为王莽作《大诰》，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无可说矣。即拟《尚书》，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谓好事者之缘饰，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诚使果有其事，则六经奴婢之诮，犹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尝不服劳于主人，王氏六经，服劳于孔氏者，又何在乎？

束哲之《补笙诗》，皮日休之《补九夏》，白居易之《补汤征》，以为文人戏谑而不为虐，称为拟作，抑亦可矣；标题曰“补”，则亦何取辞章家言，以缀《诗》、《书》之阙邪？”

至《孝经》，虽名为经，其实传也。儒者重夫子之遗言，则附之经部矣。

马融诚有志于劝忠，自以马氏之说，援经征传，纵横反复，极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标《忠经》，亦已异矣。乃至分章十八，引《凤》缀《雅》，一一效之，何殊张载之《拟四愁》，《七林》之仿《七发》哉？诚哉非马氏之书，俗儒所依托也。宋氏之《女孝经》，郑氏之《女论语》，以谓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说可矣，假设班氏、惠姬与诸女相问答，则是将以书为训典，而先自托于子虚、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适从？

彼意取其似经传耳，夫经岂可似哉？经求其似，则诨骗有卦，见《辍耕录》。

靴始收声，有《月令》矣。皆谐谑事。

若夫屈原抒愤，有辞二十五篇，刘、班著录，概称之曰《屈原赋》矣。

乃王逸作《注》，《离骚》之篇，已有经名。王氏释经为径，亦不解题为经者，始谁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传字”，虽不知称名所始，要亦依经而立传名，不当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赋，固以《离骚》为重，史迁以下，至取《骚》以名其全书，今犹是也。然诸篇之旨，本无分别，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经传，欲同正《雅》为经，变《雅》为传之例；是《孟子》七篇，当分《梁惠王》经，与《公孙》、《滕文》诸传矣。

夫子之作《春秋》，庄生以谓议而不断，盖其义寓于其事其文，不自为赏罚也。汉魏而下，仿《春秋》者，盖亦多矣。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数。后之论者，至以迁、固而下，拟之《尚书》；诸家编年，拟之《春秋》。

不知迁、固本纪，本为《春秋》家学，书志表传，殆犹《左》、《国》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诸家《阳秋》，先后杂出，或用其名而变其体，《十六国春秋》之类。或避其名而拟其实，《通鉴纲目》之类。要皆不知迁、固之书，本绍《春秋》之学，并非取法《尚书》者也。故明于《春秋》之义者，但当较正迁、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义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编，则荀悦、袁宏之例具在，未尝不可法也。必欲于纪传编年之外，别为《春秋》，则亦王氏《元经》之续耳。夫异端抗经，不足道也。儒者服习六经，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则浅之乎为儒者矣。

【译文】

异学称经用来匹敌六经，是愚蠢的；儒者冒用经名用来模拟六经，是荒谬的。六经起初并不是尊称，取“经纶”的意思作为世间的法则而已。六经都是周公的政治典章二因此立为经。孔夫子的大德大智，不逊于周公，而《论语》诸篇不称作经，因为它不是政治典章。后世儒者由于它所尊崇的而尊崇它，划分类别归属经部，认为“传”本来就是辅助经的。佛教、道家的书，本来是一家之言，不涉及法度政事。教徒想尊崇他们的宗教，自己把一家之言尊崇得超过六经，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硬是加上经的名称来相比拟，同优伶仿效楚相有什么两样呢？不过说‘明他们愚蠢罢了。扬雄、刘欲，是儒者中通晓经典的人。扬雄《法言》，说当时人有疑问，用合乎法则的话回答，还是可以的。旧咱四合，处是川以的，却说效法《论语》，又多么荒谬呀j虽然如此，这还是一家之言，弊病是小的。非常值得惊异的是，他作《太玄》用来比照《易》，人们只知道说冒用经名罢了，不知道《易》是仁古帝王的政治典章而不是空泛的言论，扬雄大概是犯了超越本分窃取帝王典章制度的罪过，太不慎重考虑了。详见《易教》篇。卫元篙的《元包》，司马光的《潜虚》，还要模仿《太玄》而撰写，不知道《太玄》模仿《易》已经错了。刘散为王莽作《大浩》，他的行为得罪礼教，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即使模仿《尚书》，又为什么到这种地步呢？讲学河汾的王通仿作六经，有人说是喜好多事的人的文饰之词，王通未必就像这样荒谬。假使果真有那事，那么，“六经奴脾”的责备，还没有道出那真实情况。奴碑未尝不为主人效劳，王通的六经，为了l二不汉r片乡66翎f讨口健亡妞闺几泉。

束臂的长补笙诗》，皮日休的《补九夏》，白居易的《补汤征》，把这当作文人开玩笑而不是恶作剧，称为拟作，还是可以的。把题目标作“补”，又为什么要采取文学家的语言来补《诗》、仗尚书》的亡佚呢？

至于《孝经》，虽然称作经，实质是传。儒者重视孔夫子的遗言，就附在经部里了。马融如果确实有志向勉励忠诚，自己用自己的言论，援用经征引传，纵横反复地串说，说尽想要说的，是可以的。一定要标明《忠经》，也已经够奇特了。竟至于分成十八章，引用《风》、《雅》来点缀，一一仿效，和张载模拟《四愁》，七林仿照《七发》，有什么不同呢？确实不是马融的著作啊，是平庸儒者所依托的。宋氏的《女孝经》，郑氏的《女论语》，如果认为女子有才能，嘉奖勉励她们的志向，是可以的。不过，她们如果想阐明女子教育，用自己的意思立说就可以了，假设班昭和众女子互相问答，便是将要把这书当作言行的法则，却先自己托名子虚、亡是公一类，使人怎么办才好呢？她们的意思是采用方法使书和经传相似。经难道可以和它相似吗？对于经，寻求和它相似，那么，浑、骗有卦，见《辍耕录》。革苹开始停止响声，有《月令》了。都是谐谑的事。

至于屈原抒发怨愤，有辞二十五篇，刘向、班固著录，把它们总称作《屈原赋》。而王逸作注，《离骚》篇已有了“经”的名称。王氏用“径”解释“经”，也不知道题名作“经”是从什么人开始的。到宋代人注屈原作品，于是说“有一种版本亥九歌》以下有‘传’字”。虽然不知道叫这个名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总之，也是依据“经”名而立“传”名，不应当从宋代才开始。屈原的辞赋，本来以《离骚》为重要，司马迁以下竟至取《骚》来称呼他的全部作品，现在还是这样。但各篇的意旨本来没有区别，只是因为第一篇受到重视，而勉强区分经传，想和《诗经》“正雅”为经、“变雅”为传的体例相同，照这样，《孟子》七篇应当分成《梁惠王》经和《公孙丑》、《滕文公》诸传了。

孔夫子作《春秋》，庄子认为是“评议而不判断”，大概《春秋》的意旨寄托在记事和文辞中，自己不作赏罚。汉魏以‘一下，模仿《春秋》的，大概也很多了。这当中或有得或有失，多得换很多人来说也说不尽。以后的评论者，以至于把司马迁、班固以下的纪传体史书比作《尚书》，把各家编年体史书比作《春秋》。他们不知道，《史记》、《汉书》的本纪，本来是《春秋》家的学问，书、志、表、传，大约像《左传》、《国语》作为《春秋》的内传、外传结合对《春秋》自始至终作阐释口诸家《春秋》体史书，先后间杂出现，有的用《春秋》的名称来改变它的体制，《十六国春秋》之类。有的避开《春秋》的名称而模仿它的实质，《通鉴纲月》之类。总之，都不知道司马迁、班固的著作本来接续《春秋》的学问，并不是效法《尚书》。因此，明了《春秋》的意旨的人，只应当查对司马迁、班周以下的史书的文辞和记事当中，它们的意旨本来是什么样的。如果要汇集史事，按年分别编排，那么，荀悦、袁宏的例子都在，未尝不可以效法。一定要在纪传体、编年体之外，另外作出《春秋》，就不过是王通《元经》的续书罢了。异端与经典匹敌，是不值得提起的。儒者研习六经，却不知道经不可以模拟，这种儒者就太浅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