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僭之矣。盖自宫师之分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据也。师有教，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以无据也。孟子时，以杨、墨为异端矣。扬氏无书，墨翟之书，初不名经。虽有《经》篇《经说》，未名全书为经。而庄子乃云：“苦获、邓陵之属，皆诵《墨经》，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东汉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经，佛经皆中国翻译，竺书无经字。其后华言译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出于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玄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韩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则名教既殊，又何防于经其所经，非吾所谓经乎？

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经》，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给之意，国家训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于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

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著述同科，其于六艺之文，固无嫌也。

至于术数诸家，均出圣门制作。周公经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传。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则有习其说者，相与讲贯而授受，亦犹孔门传习之出于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学，不能历久而不差，则著于竹帛，以授之其人，说详《诗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战国，而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经》，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般，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

又如《汉志》以后，杂出春秋战国时书，若师旷《禽经》，伯乐《相马》之经，其类亦繁，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托古人以鸣高，亦犹儒者之传梅氏《尚书》，与子夏之《诗大序》也。他若陆氏《茶经》，张氏《棋经》，酒则有《甘露经》，货则有《相贝经》，是乃以文为谐戏，本无当于著录之指。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

盖即数者论之，异教之经，如六国之各王其国，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窃而据也。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

至谐戏而亦以经名，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不妨谐戏置之；六经之道，如日中天，岂以是为病哉！

【译文】

事情有确实的凭据，而道理没有固定的形状。因此孔夫子述说六经：都是取上古帝王的典章，并没有离开事情而说道理口后世儒者把圣人老师的言行当作世代相传的规范，也就把他的书称作经，这是情理应当如此。但是依照心意尊奉它，也就可以依照心意冒用它了。大概自从官员和教师的职责分离以后，官员有政事，地位低下的人必定不敢无所顾忌地求取，因为那是有凭据的；教师行教化，不像样子的人总敢接二连三地自称教师，因为那是没有凭据的。孟子的时候，把杨朱、墨翟看作异端。杨氏没有著作，墨翟的著作本来不叫作经，虽然有《经》篇、《经说》，没有把全书称作经。而庄子却说“苦获、邓陵等人都诵习《墨经》”，那么，是墨子的门徒自己祟奉墨子的著作而称作经了。东汉秦景出使天竺，带回的佛经《四十二章》都不称作经，佛经都是中国翻译的名称，天竺佛书没有“经’，字口以后翻译成汉语，附会称作经，也就是文饰的言词了。《老子》二篇，刘向、班固著录，本来并不称作经，到《隋书·经籍志》才依据阮孝绪《七录》，称作《老子经》。想来阮孝绪《七录》成书在梁时，梁武帝崇尚异教，那么，佛教、道教都排列经类，是《七录》的仿效。而《老子》加上《道德真经》的名称，以及《庄子》加上《南华真经》的名称，《列子》加上《冲虚真经》的名称，那么，开元时期的为道教设立玄学科目，增益粉饰，又是在《七录》以后而更加严重的了。韩退之说：“用‘道’来称呼他们认为的‘道’，不是我们所说的道。”那么，教化既然不同，又何妨用“经”来称呼他们认为的“经”，不是我们所说的经呢！

至于国家制度，本来就是经制。李慢《法经》，后世法令从这里开始。唐代把法律没为一个考试科到，明太祖颂布《大浩》，儒者讲习，当作课程，这就是《易》取“经纶”的意思，国家的法典，臣民当作经尊奉，不违背古时的含义。孟子说：“实行仁政，必须从经界开始。”对地界用“经”字，取“‘经纪”的意思。因此地理方面的书大多用经命名。《汉书·艺文志》有《山海经》，《隋书·经籍志》便有《水经》，后世的州郡地理书，大多称作图经，含义都出自“经界”，书中也保存r掌故，不与著述类的书同类，它们的名称对于六经来说，本来没有可猜疑的。

至于杂技艺诸家，都出自圣门创作。周公治理国家传下典章，官员都守住有关人间和自然界事物的职责，而不失去传承。到了官署失掉职守，治理方法散失，各类学问亡佚，于是有研习那学说的人，互相讲习来传授与接收，也就像孔子门下传授与学习的出于不得已。然而口耳相传的学间，不能经历久远而不产生差错，就写成文字，把它们传授给适当的人，说详见《诗教上》篇。这也是其中应有的道理。所以到了战国，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在一个时期里间杂出现。那些书都号称是古圣人所作，如天文类的《甘石星经》，方技类的《灵枢》、《素间》、《难经》，它们的种类实在繁多，就像工匠祭祀鲁般，兵家祭祀量尤，不必著书的人果真是圣人，而研习这一种技术的人，把它们当作尊奉的对象，也就不得不尊崇它们为经书了。

又比如《汉书·艺文志》以后，间杂出现春秋战国时的书，像师旷《禽经、、伯乐《相马经》，它们的种类也很繁多，不过是喜欢多事的人凭借其人而依附上的，或许是略微知道那方法的人假托古人用来表现高明，也就像儒者流传梅氏《尚书》与子夏的《诗大序》。其它像陆氏《茶经》，张氏《棋经》，说到酒便有《甘露经》，，说到货币便有《相贝经》，这些是用文字作诙谐游戏，本来不符合著述的意义譬如毛颖可以用来作传，蟹可以用来作志，琴可以用来作史，荔枝、牡丹可以用来作谱，这些都可有可无，不值得评论。

就上述类论说它们，异教的经，像战国时六国各自在国内称王，似乎不知道有周天子，但是《春秋》的名分，人们都知道，六国君主也不能窃据天子之位。制度的经，当代君主的法典，统一治理方法与风俗，不必都用经称呼，而礼制以时势为最重要，既然是当代的臣民，本来应当遵循而不越轨，就如服膺六经，也出·于遵循王制的一个方面。杂技艺的经，就各有那一类人共同遵守，本来不用担心它们超出界限。至于诙谐游戏之文也用经称呼，这是赵佗所说的“胡乱窃取帝号，暂且血我娱乐”，不妨当作诙谐玩笑放到一边。六经的道理，如同太阳在天空当中，难道把这当作可担忧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