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涉世之难，俗讳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毁，《平淮西碑》本未略李愬功。欧阳辨师鲁之志，从古解人鲜矣。往学古文于朱先生。先生为《吕举人志》，吕久困不第，每夜读甚苦。邻妇语其夫曰：“吕生读书声高，而音节凄悲，岂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吕。吕哭失声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聪，我岂久不第乎？”由是每读则向邻墙三揖。其文深表吕君不遇伤心，而当时以谓佻薄，无男女嫌，则聚而议之。又为某夫人志，其夫教甥读书不率，挞之流血。太夫人护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劝进食。太夫人怒，批其颊。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欢。其文于慈孝友睦，初无所间；而当时以谓妇遭姑挞，耻辱须讳，又笞甥挞妇，俱乖慈爱，则削而去之。余尝为《迁安县修城碑文》，中叙城久颓废，当时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缓工；今则为日更久，记坏益甚，不容更缓。此乃据实而书，宜若无嫌。而当时阅者，以谓碑叙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缓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过虑，其后质之当世号知文者，则皆为是说，不约而同。又尝为人撰《节妇传》，则叙其生际穷困，亲族无系援者，乃能力作自给，抚孤成立。而其子则云：“彼时亲族不尽穷困，特不我母子怜耳。今若云云，恐彼负惭，且成嫌隙。

请但述母氏之苦，毋及亲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仆数矣。亦间有情形太遇，实难据法书者，不尽出拘泥也。又为朱先生撰《寿幛题辞》云：“自癸巳罢学政归，门下从游，始为极盛。”而同人中，有从游于癸巳前者，或愤作色曰：“必于是后为盛，是我辈不足重乎？”又为梁文定较注《年谱》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终身礼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欢。”而或乃曰：“嫂自应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则是防嫂不终其节，非真敬也。”

其他琐琐，为人所摘议者，不可具论，姑撮大略于此，亦可见文章涉世，诚难言矣。

夫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而或怀挟偏心，诋毁人物，甚而攻发隐私，诬涅清白；此则名教中之罪人，纵幸免刑诛，天谴所必及也。至于是非所在，文有抑扬；比拟之余，例有宾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无疵。殆如赋诗必谐平仄，然后音调；措语必用助辞，然后辞达。今为醇厚著说，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诗句须用全仄全平，虽周、孔复生，不能一语称完善矣。嗟乎！经世之业，不可以为涉世之文。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从古然矣。读古乐府，形容蜀道艰难，太行诘屈，以谓所向狭隘，喻道之穷；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岖如是！是以深识之士，黯默无言。自勒名山之业，将俟知者发之，岂与容悦之流较甘苦哉！

【译文】

关涉世事的文章很难写，因为世俗忌讳太多。韩退之身遭李想的毁谤，《平淮西碑》本来没有抹杀李愬的功绩。欧阳修为所撰写的《师鲁志》而辩解，自古以来能善解文章的人太少了。从前向朱先生学习古文，先生写过一篇《吕举人志》。说吕氏参加科举考试多年不中，每天夜晚都勤奋苦读。邻居有位妇人对她丈夫说：“吕生读书声音很高，但语气凄凉悲伤，难道心中有不得意的地方？”她丈夫告诉吕生，吕生失声哭道：“您的夫人了解我。假如主考官能有夫人这般的聪明，我哪里会屡次考不中呢？”因此以后每次读书都对着邻居的墙作三次揖。这篇文章深深地表达了吕君未遇知音的伤心，而当时人则认为这很轻薄，不讲男女嫌疑，因而大家聚在一起说三道四。朱先生又撰写过《某夫人志》。说她丈夫教外甥读书，外甥不听话，被鞭子打得流出血来。太夫人疼爱外孙因此大怒，不吃饭，夫人跪着请婆婆吃饭。太夫人怒冲冲地打了她几个耳光，而夫人愉快的脸色却更加明显，终于博得了婆婆的欢心口这篇文章对慈爱、孝敬、友善与和睦，本来没有什么妨碍，而当时人认为媳妇遭到婆婆的打骂，这种耻辱必须避讳，而且鞭打外甥、媳妇，都违背了慈爱，那么应当删削掉它。我曾经写了篇《迁安县修城碑》，文中叙述县城城墙久已坍塌，但当时还有其他更紧急的工程，因此地方长官把它列人暂缓的工程之中；现在时间更久了，倒塌更加严重，不容许再延缓了。这是根据实际情况而记载的，应该没有嫌疑。但当时读了此文的人，认为碑文叙述城墙应当修理，不宜又写把它当做缓行的工程以此显示地方官吏的短处。起初我怀疑是那些人多虑了，后来又把此文拿给当代号称知文的人评判，都是一个说法，不约而同。我又曾经为人撰写《节妇传》，叙述她活着的时候很穷困，家族中没有伸手援助的，竟能极力劳作而供养全家，把孤儿抚养成人。但他儿子却说：“那时家族中并不都是穷困的，只是不怜悯我们母子罢了。现在若这样说，恐怕他们感到惭愧，而且会造成怨仇，请求只叙述母亲的艰苦，不要涉及家族不援助的事。”这类顾忌很多，不可计算。也偶或有的情形太逼迫人，实在难以按照常规而记载，不完全是出于顾忌。我又为朱先生撰写《寿幛题辞》说：“自从癸巳年罢免学政回来，在他门下跟随他求学的，才开始到了极盛时期。”而同人中有的跟随朱先生学习在癸已年之前，便愤然变色说：一定要说在此之后为盛，那么是我等不值得重视了。”我又为梁文定校注《年谱》，写道：“文定公哀怜嫂夫人年少而寡，终身像敬重母亲一样敬重她，遇到她不顺心的时候，必定要想方设法使她欢心。”但却有人说：“对嫂子自然应当敬重，现在说想着她是年少守寡而加以敬重，那么是为了防备嫂子改嫁才敬重的，不是真正的敬重。”其他细碎的事情，被人所指责议论的，无法一一论述，这里姑且摘取个大概，也可看出文章关涉到世事，确实是很难说的。文章的功用，对内不以学问为根本，对外又与人世教化无关，便已经抛弃了写文章的实质；而有的人怀着狭隘的心胸，毁谤别人，甚至攻击揭发他人的隐私，诬蔑站污他人的清白，这是礼教中的罪人，纵然幸免于刑法的惩治，也必然会遭到上天的责罚。至于是非所在的地方，文字上会有所贬抑与褒扬，比拟的时候，照例会有宾主之分，宽厚的人一定会说没有鄙薄，纯粹的人一定会说没有瑕疵：大概就像作诗一定要讲究平仄，然后音节才会调和，选词造句必定要用助词，然后辞句才会通顺明白。现在为纯粹、厚道的人著文立传，唯恐他们会疑心有所轻视、指责，于是文句一定要去掉“焉”、“哉”、“乎”、“也”这类助词，而诗句必须采用全仄全平，即使是周公、孔子再生，也不可能有一句可称为是完善的。唉！治理天下的学业，不可以写关涉世事的文章，有意料不到的赞美，有求全责备的低毁，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读古乐府，形容人蜀道路的艰难，太行山的曲折，以为所向狭隘，比喻道路不通；不知道文章这条路，竟然也如此崎岖不平。所以有远见的人，神色沮丧默然无语，独自从事不朽的著述，将等待深通文章之道的人来发现它，哪里愿与阿澳奉迎之辈计较甘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