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之文，所以经事综物，敷陈治道。文章之用，莫重于斯。而萧统选文，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家言，本无当于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于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今以奏议冠首，以为辑文通例，窃比列史之首冠本纪云尔。

史家之取奏议，如《尚书》之载训诰，其有关一时之制度者，裁入书志之篇；其关于一人之树立者，编诸列传之内。然而纪传篇幅，各有限断，一代奏牍，文字繁多，广收则史体不类，割爱则文有阙遗。按班氏《汉书》，备详书奏，然覆检《艺文志》内石渠奏议之属，《高祖》、《孝文》论述册诏之传，未尝不于正史之外，别有专书，然则奏议之编，固与实录起居注相为表里者也。前人编《汉魏尚书》，近代编《名臣章奏》，皆体严用巨，不若文士选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于累朝制度之外，别为礼议二十余卷，不必其言之见用与否，而谈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则著书之独断，编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会，而其说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专门之书，自为裁制，或删或节，固无不可。史志之体，各有识职，征文以补书志之阙，则录而不叙，自由旧章。

今采得奏议四篇，咨详禀帖三篇，亦附录之，为其官府文书，近于奏议，故类入焉。其先后一以年月为次，所以备事之本末云尔。

【译文】

奏议的文章，用来治理事务治理百姓，铺陈治理国家的方针措施。文章的用途，没有比这重要的。可是萧统选文，、把赋排在最前面，后代编集文章诸家，把这尊奉作固定的规章，也丧失了用来评量权衡的意义了。如果说《文选》本来代表文学家的主张，本来不适合史书的体例，那么，赋是《诗》“六义”之一的附庸，却排列在诗的前面，骚是赋的始祖，却另外放在诗的后面，那任凭心意颠倒次序，也又难以自我解释。而《文苑》、《文鉴》跟随着尊奉它，又有什么说法呢？现在把奏议放在最前面，当作编集文章的通例，私下里和众史书的前面排列本纪相比而己。

史学家的采用奏议，如同《尚书》的记载训浩，那有关一个时代的制度的，安排进书志篇：那关于一个人的业绩的，编进列传里面。但是纪传篇幅各有限制，一个朝代的奏议文字繁多，广泛收取就不像史书的体裁，割爱就文章有欠缺遗漏。查考班氏《汉书》，书奏周备详尽，然而检查《艺文志》里，石渠阁奏议之类，《高祖》、《孝文》论述及诏策的传，未尝不在正史之外另有专书。那么，奏议的书本来和实录、起居注是互相补充的。前人编《汉魏尚书》，近代编《名臣章奏》，都体制严密用途巨大，不像文士选文的体例，而不知道的人往往忽视而不察觉，很可惜呀。

杜佑撰写《通典》，在历朝制度之外，另外编进礼议二十余卷，不能肯定那言论是否被采用，而话语有切合事理的地方，保存那道理。这就是著书的独特裁断，编排的贯通安排，那意旨可以凭心意领会，而那说法不能占有而拘泥。但是专门的书，独自作规划安排，或是改动或是省略，本来没有什么不行的。书志的体裁，各有适当处，征集文章来弥补书志的欠缺，于是抄录而不叙述，遵循旧日的规章。现在收集到奏议四篇，咨、详、察帖三篇，也附录在里面，因为那官府文书接近奏议，所以归类放入。它们的先后一概按照年月为顺序，用来具备事情的本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