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敬筹末议，薄殖浅陋，猥无定见，非复冀有补高深，聊以塞责云耳。

乃辱教答，借奖有加，高标远引，辞意挚恳，读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负良史才，博而能断，轩视前古，意志直欲驾范轶陈，区区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鷇。乃才大心虚，不耻往复下问。鄙陋如仆，何以副若谷之怀耶？前书粗陈梗概，过辱虚誉，且欲悉询其详。仆虽非其人，辄因高情肫挚之深，不敢无一辞以复，幸商择焉。

二，体裁宜得史法也。州县志乘，混杂无次，既非正体，编分纪表，亦涉僭妄。故前书折衷立法，以外纪、年谱、考、传四体为主，所以避潜史之嫌，而求纪载之实也。然虚名宜避国史，而实意当法古人。外纪年谱之属，今世志乘，百中仅见一二。若考之与传，今虽浑称志传，其实二者之实，未尝不载；特不能合于古史良法者，考体多失之繁碎，而传体多失之浑同也。

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核典章，包函甚广。

范史分三十志，《唐书》广五十篇，则已浸广。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余，议者讥为科吏档册。然亦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县志书，多分题目，浩无统摄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产，俱地理志中事也；户口、赋役、征榷、市籴，俱食货考中事也；灾祥、歌谣、变异、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贺、坛庙、祀典、乡饮、宾兴，俱礼仪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类推。篇首冠以总名，下乃缕分件悉，汇列成编。非惟总萃易观，亦且谨严得体。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琐繁碎，不啻市井泉货注簿，米盐凌杂，又何观焉？或以长篇大章，如班固《食货》，马迁《平准》，大难结构。岂知文体既合史例，即使措辞如布算子，亦自条理可观，切实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顾虑，好为繁琐也。

一，成立宜标作者也。班袭迁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别异；以《史》、《汉》同一纪载，而迁史久已通行，故无嫌也。他若诏令、书表之属，则因其本人本事而明叙之，故亦无嫌于抄录成文。至《史记》赞秦，全用贾生三论，则以“善或贾生推言”一句引起。《汉书。迁传》，全用《史记自序》，则以“迁之自序云尔”一句作收。虽用成文，而宾主分明，不同袭善。志为史体，其中不无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艺文选集，则作者本名，自应标于目录之下。今若刊去所载文辞，分类载入考传诸体，则作者本名易于刊去，须仍复如《史》、《汉》之例标而出之。至文有蔓长，须加删节者，则以“其略曰”三字领起，如孟坚载贾谊诸疏之例可也，援引旧文，自足以议论者，则如《伯夷列传》中，入“其传曰”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缀序引，后附论赞，今世纂家，多称野史氏曰，或称外史氏曰，揆之于理，均未允协。莫如直仿东汉之例，标出论曰、序曰之体为安。至反复辨正，存疑附异，或加案曰亦可。否则直入本文，不加标目，随时斟酌，均在夫相体裁衣耳。

一，传体亘归画一也。列传行述入艺文志，前书已辨其非。然国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属紧要。盖典章法令，国有会典，官有案牍，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即或偶有遗脱，不患无从考证。至于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显，大常议谥，史臣立传，则姓名无由达乎京师。其幽独之上，贞淑之女，幸邀族奖；按厥档册，直不啻花名卯册耳。必待下诏纂修，开馆投牒，然后得核。

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详备，则日后何由而证也？夫传即史之列传体尔。

《儒林》、《游侠》，迁《史》首标总目；《文苑》、《道学》，《宋史》又画三科。先儒讥其标帜启争，然亦止标目不及审慎尔。非若后世志乘传述碑版，统列艺文。及作人物列传，又必专标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贤、文苑之类，挨次排纂，每人多不过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传略。夫志曰輶轩实录，宜详于史，而乃以略体行之，此何说也？至于标目所不能该，义类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则于《周臣》阙韩通耳。按《史记》列传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标出总目；《汉书》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标出总目。江都传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东方特好诙谐，不必列入《滑稽》，传例既宽，便可载瑰持之行于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录而入之。但以庸滥徇情为戒，不以篇幅广狭为拘，乃属善之善耳。

一，论断宜守谨严也：史迁序引断语，俱称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别于叙事之文，并非专标色目。自班固作赞，范史撰论，亦已少靡。南朝诸史，则于传志之末，散文作论，又用韵语，仿孟坚自叙体作赞，以缀论文之后。屋下架屋，斯为多文。自后相沿，制体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谕宋濂等据事直书，勿加论赞。虽寓谨严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则以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轩轻，亦不得故恣吊诡。其有是非显然，不待推论，及传文已极抑扬，更无不尽之情者，不必勉强结撰，充备其数。

一，典章宜归详悉也。仆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较人物为略，然是极言传之宜更详耳。学校祭祀，一切开载会典者，苟州县所常举行，岂可因而不载？

会典简帙浩繁，购阅非易。使散在州县各志，则人人可观，岂非盛事？况州县举行之典，不过多费梨枣十余枚耳。今志多删不载，未知所谓。

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于十志尤多。以后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伪《苏注杜诗》，其不可强通者，则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后人觉其伪者，转矫之曰：古人文字，从无自注。然则如司马《潜虚》，自加象传，又例如耶？志体既取详赡，行文又贵简洁，以类纂之意，而行纪传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畅？但行文所载之事实，有须详考颠末，则可自注。

如《潜虚》之自解文义，则非志体所宜尔。

一，文选宜相辅佐也。诗文杂体入《艺文志》，固非体裁，是以前书欲取备体归于传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无觏者，以学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诗文赋颂，无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采辑之也。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然综核者事详，而因以及文。文有关于土风、人事者，其类颇夥，史固不得而尽收之。以故昭明以来，括代为选，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明有《文选》，广为铨次，巨细毕收，其可证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论次《国语》，未尝不引谚证谣；而十五《国风》，亦未尝不别为一编，均隶太史。此文选、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验也。近楚抚于《湖广通志》之外，又选《三楚文献录》。

江苏宋抚军聘邵毗陵修《明文录》外，更撰《三吴文献录》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仆浅陋寡闻，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类及。

何如略仿《国风》遗意，取其有关民风流俗，参伍质证，可资考校，分列诗文记序诸体，勒为一邑之书，与志相辅，当亦不为无补。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为者，盍乘间为当事告焉？

一，列女宜分传例也。列女名传，创于刘向，分汇七篇，义近乎子；缀《颂》述《雅》，学通乎《诗》；而比事属辞，实为史家之籍。班、马二史，均缺此传。自范蔚宗东汉书中，始载《列女》。后史因之，遂为定则。然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节烈之烈为列女传，则贞节之与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义妇，更不相入，而闺秀才妇，道姑仙女，永无入传之例矣。夫妇道无成，节烈孝义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学，岂转不及方技伶官之伦，更无可传之道哉？刘向传中，节烈孝义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鲁女，无所不载；即下至施、旦，亦肯附焉。列之为义，可为广矣。自东汉以后，诸史误以罗列之列，为殉烈之烈。于是法律之外，可载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议之。今当另立贞节之传，以载旌奖之名。其正载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观，一长擅绝者，不妨入于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独行诸传之例。

庶妇德之不尽出于节烈，而苟有一长足录者，亦不致有湮没之叹云。

狂瞽之言，幸惟择之！醉中草草，勿罪。

【译文】

前些时候恭敬地谋划微不足道的议论，根基薄弱又浅陋，苟且没有明确的主张，又不希图对高深的见解有补益，姑且凭它敷衍了事而已。想不到竟承蒙教诲作答，极度勉励赞许，高高标举，向远引导，辞意真诚恳切，读着真惭愧又敬畏。您抱负优秀史学家的才能，博学而能裁断，小看古代，心意简直想要凌驾范哗超越陈寿，小小的州县方志，如同用宰牛刀杀小鸟，而才大虚心，不把向学识低的人反复询问当作可耻，像我这样浅陋的人，用什么配合山谷般深广的胸怀呢！上一封信粗略地陈述梗概，过分地承蒙超出实际的赞扬，而且想要全面询问那详细意见。我虽然不是适当的人，就因为高尚情怀、真诚心意的深厚，不敢没有一句话来回答，荣幸地请您斟酌选择。

一、体制应当得到史学方法。州县方志，杂乱没有次序，既不是正体，编排区分纪、表，也牵涉到超越名分而狂妄。所以上一封信折衷设立方法，以外纪、年谱、考、传四种体裁为主，用来避开冒犯史书的嫌疑，而追求记载的实际。但各种体裁的名称应当避免和国史相同，而实际的意思应当效法古人。外纪、年谱之类，当今的方志，一百部里面只见到一二部有。至于考和传，现在虽然笼统地称作志传，其实这两种的实际内容，现在的方志未尝不记载，只是不能符合古代史书好方法的地方是，考体大多失误在琐碎，而传体大多失误在混同。考作为一种体裁，是仿照书志而作的。司马子长八书，班孟坚十志，对典章聚汇考核，包罗很广泛。范晔《后汉书》分三十篇志，《新唐书》扩展成五十篇，就已经渐渐扩展。到元代编修《宋史》，志分一百六十余篇，议论的人讥讽是各科官吏掌管的簿册。然而不过仅仅失去约束，以致造成漫无边际，不像现在的州县方志，分很多题目，繁多没有统辖。例如分野、疆域、沿革、山川、物产，都是地理志中的事；户口、赋役、征税专卖、收购粮食，都是食货考中的事；吉凶征兆的歌谣、奇异反常的现象、水旱灾害，都是五行志中的事；朝见庆贺、坛庙、祭祀仪礼、乡饮酒礼，都是礼仪志中的事。一切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类推。篇首把总名加在最前面，下面就细致划分，一一详述，聚汇排列成编，不仅总汇在一起容易观看，而且也谨严得当。这类项目，只是在于一番变换罢了。而现在的方志烦杂琐碎，如同商人货物帐册，米盐杂乱，又从中观看什么呢？有人认为，长的篇章，如班固的《食货志》、司马迁的《平准书》，很难结构。哪里知道文体既然符合史书体例，即使措辞像排列算筹，也自然条理可观，切实有用，对文字完全不必拘执地顾虑，喜好弄烦琐。

一、现成文字应当标明作者。班固沿用司马迁《史记》，孝武帝以前大多用原文，不再分别不同；因为《史记》、《汉书》记载同样的事，而《史记》久已流行，所以没有嫌疑。其它像诏令、书、表之类，就依据那本人本事而明确地叙述，所以抄录现成文字也没有嫌疑。至于《史记》评论秦朝，完全用贾谊《过秦论》三篇，就用“贾生推断论说得好啊”一句引起。《汉书·司马迁传》完全用《史记·太史公自序》，就用“司马迁的《自序》这样说”一句收束。虽然使用现成文字，而宾主分明，和窃取他人长处不同。方志是史书体裁，其中不是没有引用现成文字的，假如像世俗的文学选集，那么作者本名自然应该标在题目下面。现在如果删除所载的文辞，‘分类载入考、传诸体，那么作者本名容易失掉，必须还像《史记》、《汉书》的例子，标明出来。至于文辞冗长需要加以删节的，就用“其略曰”三字领起，如班孟坚记载贾谊诸疏的例子是可以的。援引前人文字，自身足够表达议论的，如《伯夷列传》中写进“其传日”如此如此一段文字的例子是可以的。至于前面连上序言、引言，后面附上论赞，当代的编纂家，大多称“野史氏日”，或者称“外史氏日”。用道理度量，都不适当，不如直接仿照东汉史学家的例子，标出“论日”、“序日”的体例为妥当。至于反复辨正，保留疑难，附上不同文字，或许加“案日”也j可以，否则直接写进本文，不加标题。依照时势斟酌，都在于看身体剪裁衣服。

一、传体应当趋向一致。列传、行状收进艺文志，上一封信已辨别这种作法的不对。但是国史采取县志，人物特别重要。大概典章、法令，国家有会典，官府有文书，这事从上而下，所以天下共同具有，即使偶尔有遗漏，不担心没有途径考证。至于人物一类，如果不是官位高名望大，太常议论溢号，史臣立传，姓名就没有办法传到京城。那静寂独处的士人，贞洁贤淑的女子，有幸迎来表彰奖赏，查看那簿册，简直如同花名册。必须等到下诏书纂修，开馆后人们呈递文辞，然后能核实，所以这事从下而上。县志不周详完备，那么以后从哪里核实呢？方志的传就是史书的列传体。《儒林》、《游侠》，司马迁《史记》最先标出总目；《文苑》、《道学》，《宋史》又划分三科。先世儒者指责《宋史》独树旗帜引起争端，但也只是标明题目不够审慎而已。不像后世方志，传记、行状、碑文，全部列人艺文志；到了作人物列传，又必定专门标出名目，像忠臣、孝子、名贤、文苑之类，依次编纂，每人多的不过八九行字，少的也许一二三行，名叫“传略”。方志称作使臣采访的实录，应当比史书详细，却用“略”的体裁实行，这有什么说法呢？至于标题所不能包括，类别同时有附属，不是把董宣放进《酷吏传》，就是在《周臣传》里缺韩通。查看《史记》七十篇列传，只有《循吏》、《儒林》以下九篇，标出总目。《汉书》自《外戚》、《位幸》以上七篇，标出总目。董江都传里收进《天人三策》，不必列人《儒林传》；东方朔特别喜爱诙谐，不必列入《滑稽传》。传的体例既然宽，就可以在规则之外记载奇特的行为。行为相似的，并列而依附；文章多的，记录而收人。只把平庸浮泛、曲从私情作为瞥戒，不把篇幅大小当作限制，才是好上加好。

一、论断应当保持谨严。司马迁序言、引言的论断，都称“太史公日”如此如此，用来和叙事的文字区别开来，并不是专门标明名目。自从班固写作赞，范哗撰写论，就己经略微偏斜了。南朝诸史，就在传、志的末尾，用散文作论，又用韵语仿照班孟坚自叙的形式作赞，用来连在论的文字后面，屋下架屋，这是多余的文字。从这以后互相沿袭，安排体例各不相同。到明太祖时编修《元史》，指令宋滚等人根据事情照直记载，不加论赞。虽然寄托谨严的意思，不过不是公认是非的方法。我认为，是非褒贬，只想要它公平，论赞不妨附人，只是不可决意抑扬，也不可故意放纵怪异论调。那有是非明显，不需要推断论说的，和那传文已经尽力抑扬，再也没有未表达出的情意的，不必勉强撰写，凑足那数额。

一、典章应当趋向详尽。我认为典章从上而下，可以比记载人物简略，然而这是尽量说传应该更加详细罢了，学校、祭祀，所有逐一记载在《会典》的，如果是州县所常常实行的，难道可以因为这不记载？《会典》篇幅浩繁，购买来不是容易事，假使分散在州县各志里，那么人人能看到，难道不是盛大的事情吗！何况州县实行的典章，不过多费十几张书版罢了。现在的方志大多删除不记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自注应当加以斟酌。班固《汉书》自注，在十志里特别多。以后史学家的文字，常常用自注。宋人刻印伪《苏注杜诗》，那不能勉强贯通的，就又胡乱加上“公自注”三字。后人察觉到那是作伪，反转来纠正它说：“古人文字，从来没有自注。”那么像司马光《潜虚》自己加上象传，又怎么样呢？方志的体制既要求详细丰富，行文又贵在简洁，用分类编纂的意旨，来运行纪传的文字，不加自注，怎么能明白流畅？只要行文所记载的事实，有必须详细考证始末的，就可以自注。像《潜虚》的自己解释文义，就不是方志的体制所适当的。

一、文选应当互相辅佐。诗文杂体收人艺文志，本来不合体制，所以上一封信想要取各体文字归人传、考。然而西汉文章很多，班固《汉书》所收之外，能见到的寥寥无几，是因为学士的著作，必须符合史书的体例才收人，而全部诗文赋颂，没有昭明太子、李防那样的人先出来收集它们。史体纵向看，志体横向看，它们聚汇而考核是相同的。然而使用聚汇而考核的方法，事情详细而因此涉及文章；文章有关系风俗人事的，那同类颇多，史书本来不能全部收入。所以昭明太子以来，总括一代作选集，唐代有《文苑英华》，宋代有《文鉴》，元代有《文类》，明代有《文选》，广泛选择而编排，大的小的全都收人，那可以证实史书所不及的，不止一个例子口因此左氏编纂《国语》未尝不引证谚语民谣，而十五《国风》未尝不另外作一编，都由太史掌管。这是文选和方志互相有益处的明显验证。近代楚地督抚在《湖广通志》之外，又选《三楚文献录》。江苏宋抚军聘请昆陵邵氏编《明文录》外，又撰写《三昊文献录》等集，也补助《江南通志》的不及。我浅陋少见闻，不知道其它省是否都像这样。然而就是这一方面，也可以类推。不如大致仿效《国风》遗意，采取那有关民风习俗的，错综比较，核实验证，可以凭借来考证核对，分列诗、文、记、序诸体裁，写成一县的书，和县志互相辅助，应当不会没有益处。只是这不是您的力量所能进行的，为什么不趁机会向主管事情的人报告呢？

一、列女应当辨别作传体例。用“列女”当传的名称，从刘向开始分别汇聚成七篇，意旨接近子书；连结《颂》陈述《雅》，学问贯通《诗经》；而排列事情写成文辞，实在是史学书籍。班固、司马迁的两部史书，都缺少这传。从范蔚宗《后汉书》里，开始记载列女，后世的史书沿袭《后汉书》，于是成为准则。然而后世史学家所说的列女，指的是节烈，而刘向所说，却指的是罗列。根据节烈的“烈”作列女传，那么贞节和殉烈，已经自然不同至于孝女、义妇，更不符合，而闺秀、才女、道姑、仙女，永远没有人传的例子了。妇女道德没有修成，节烈、孝义之外，本来可以稍微省略；然而班捷仔的美德，班昭的史学才能，蔡淡的文学才能，难道反而不及杂技艺、歌舞艺人之类，更没有可以流传的道理吗？刘向《列女传》中，节烈、孝义之外，有才能的像妾蜻靖，奇特的像鲁国女子，没有什么不记载，即使下至西施、郑旦，也都附在里面。“列”的释义，可以说范围广了。从《后汉书》以后，众史书误把罗列的“列”，当作殉烈的“烈”，于是规则之外，可记载的少，而蔡文姬人史书，人们也非议。如今应当另外设立贞节传，用来记载受到表彰奖赏的妇女的姓名。那正编之外，如果有才华卓越，操守不同常人，或者有文采可观，一个长处超众的，不妨收入列女传，而依附方技、文苑、独行等传的体例；期望妇女德行不完全由节烈显现出来，而假使有一个长处值得记载的，也不致有埋没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