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学诚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6 22:20
|本章字节:4932字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
世推顾亭林丘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
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论,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
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
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译文】
浙东学派,虽然出于姿源朱熹,但自从三袁等人以来,大多宗仰江西陆九渊,不过通晓经学信从古人的学者,绝不空谈德性,所以也不违背朱子学派的宗旨。到王阳明高举起孟子“良知”的大旗,才又与朱子学说相对抗。鼓山先生刘宗周以“致良知”为根本而提倡“慎独”之说,与朱子学说不合,也不低毁朱子。梨洲先生黄宗羲,出于刘宗周的门下,开创了万氏弟兄的经史之学的基业,延续到全祖望等人还保存了前贤的传统,尊崇陆氏心学但又不违背朱子理学。只有西河毛奇龄,阐发“良知”之说,颇有所得;但由于门户派别的偏见,不免对朱子攻击得太过分了,即使是浙东人也不太以为然。
有关天道与人道、性理与天命的学说,不可用空洞的话传述,所以司马迁根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著成可以治理国家的《史记》。儒生想尊崇德性,却空谈义理来取代实际的功用,这就是宋代理学之所以受到有德有识之士讥刺的缘故。孔夫子说:“我想把儒家大道寄托在抽象的说教中,还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表现得那样深切明显。”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可以治理国事的缘故。圣明如孔子,他的言论是代天发布命令,尚且不凭空洞的言论取胜,何况是他人呢?所以善于谈论天人、性命的人,没有不切合于人事的。夏商周三代的学术,知道有史书却不知道有经学,因为只讲究切合人事。后人重视经学,就因为它是三代的历史。近代儒生谈论经学,似乎在人事之外另有所谓的义理。浙东学派,谈论性命的人必定研治史书,这就是它能取得卓越成就的缘故。
朱子、陆子之学互有异同,两派各守一家互相攻击,这是千古以来收藏手铐脚镣的府库,也是千古以来荆棘丛生之处。推究它为什么这样纷纭繁杂,只在于众口宣腾空洞的理论而不切合人事而已。知道史学根源于《春秋》,知道《春秋》是用来治理世事的,便知道性理天命是不可以凭空谈论的,而讲学的人必定有具体之事可习,这不仅没有派别可以坚守,也将无法坚守门户。浙东学派,虽然源流没有差异,但各自的遭遇不同。所以他们表现于世的,王阳明得到的是建立功业,敢山先生得到的是节操正义,黄梨洲得到的是隐逸不仕,万氏兄弟得到的是经史之学。传授虽然出于同源,而面目却迥然不同,是因为各有自己的事业要做的缘故。他们不从事所干的具体事业,而只是空谈“德性”,空谈“问学”,那么就像黄茅白苇一样整齐单一,面目极为相似,不得不另立门户作为自我表现的处所。所以只有浅陋的儒生才会争立门户。
有人问:事业功绩、志气节操,果真可以与著述相提并论吗?回答说:史学之所以能够治理世事,固然不是空洞谈论的著述。况且就像六经都同出于孔子,前辈儒者以为治世之功最大的是《春秋》,正因为它切合当时的人事。后世谈论著述的人,舍弃现实而追求古代,舍弃人事而谈论人性天命,对这个我却不得而知了。学者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便不足以与他谈论史学。整理编辑排比,叫做史篡;互相参证搜集探求,叫做史考,都不是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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