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然多论古人，鲜及近世。兹见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颇有不安于心，因取最浅近者，条为十通，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览者可互见焉。此不足以尽文之隐，然一隅三反，亦庶几其近之矣。

一曰，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体，则胸中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理。而事理本无病者，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请大兴朱先生作志。叙其母之节孝。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溲便无时，家无次丁，乃母不避秽亵，躬亲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于时蹙然不安，乃母肃然对曰：“妇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呜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无芥蒂，何有嫌疑？节母既明大义，定知无是言也。此公无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谓得体，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剜成疮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辞，如遇此等，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妄加雕饰，谓之剜肉为疮，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书内不讳小恶。岁寒知松柏之后雕，然则欲表松柏之贞，必明霜雪之厉，理势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将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怀惭，则触手皆荆棘矣。但大恶讳，小恶不讳，《春秋》之书内事，自有其权衡也。

江南旧家，辑有宗谱。有群从先世为子聘某氏女，后以道远家贫，力不能婚，恐失婚时，伪报子殇，俾女别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于守贞殉烈，两无所处。而女之行事，实不愧于贞烈，不忍泯也。据事直书，于翁诚不能无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殇，是女本无死法也。《曾子问》，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谓恐失人嘉会之时，是古有辞昏之礼也。今制，婿远游，三年无闻，听妇告官别嫁，是律有远绝离昏之条也。

是则某翁诡托子殇，比例原情，尚不足为大恶而必须讳也。而其族人动色相戒，必不容于直书，则匿其辞曰：“书报幼子之殇，而女家误闻以为婿也。”

夫千万里外，无故报幼子殇，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无是理也。则文章病矣。人非圣人，安能无失？古人叙一人之行事，尚不嫌于得失互见也；今叙一人之事，而欲顾其上下左右前后之人，皆无小疵，难矣。是之谓八面求圆，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闻事欲如其人者也。尝见名士为人撰志，其人盖有朋友气谊，志文乃仿韩昌黎之志柳州也，一步一趋，惟恐其或失也。中间感叹世情反复，已觉无病费呻吟矣。末叙丧费出于贵人，及内亲竭劳其事。

询之其家，则贵人赠赙稍厚，非能任丧费也。而内亲则仅一临穴而已，亦并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长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为经理者也。诘其何为失实至此，则曰：仿韩志柳墓终篇有云：“归葬费出观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卢遵，既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附纪二人，文情深厚，今志欲似之耳。余尝举以语人，人多笑之。不知临文摹古，迁就重轻，又往往似之矣。

是之谓削趾适屦，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为圣，夫子不敢自居。瑚琏名器，子贡安能自定。称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实；自作品题，岂宜夸耀成风耶？尝见名士为人作传，自云吾乡学者，鲜知根本，惟余与某甲，为功于经术耳。所谓某甲，固有时名，亦未见必长经术也。作者乃欲援附为名，高自标榜，恧矣！又有江湖游士，以诗著名，实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实远出其人下者，为人作诗集序，述人请序之言曰：“君与某甲齐名，某甲既已弃言，君乌得无题品？”夫齐名本无其说，则请者必无是言，而自诩齐名，借人炫己，颜颊不复知忸怩矣！且经援服、郑，诗攀李、杜，犹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经，某甲之诗，本非可恃，而犹藉为名，是之谓私署头衔，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为贵，人亦宜然也。天下皆圣贤，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则滔滔皆是也。前人讥《晋书》列传同于，正以采掇清言，多而少择也。立朝风节，强项敢言，前史侈为美谈。明中叶后，门户朋党，声气相激，谁非敢言之士？观人于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强项申威，便标风烈，理固然也。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岂可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贵薪木，涉水而宝鱼虾，人知无是理也；而称人者乃独不然，是之谓不达时势，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见，有如《管晏列传》，而勋详于《齐世家》，张耳分题，而事总于《陈余传》；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详略之体所宜然也。

若夫文集之中，单行传记，凡遇牵联所及，更无互著之篇，势必加详，亦其理也。但必权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尔。如唐平淮西，《韩碑》归功裴室，可谓当矣。后中谗毁，改命于段文昌，千古为之叹惜。但文昌徇于李愬，愬功本不可没，其失犹未甚也。假令当日无名偏裨，不关得失之人，身后表阡，侈陈淮西功绩，则无是理矣。朱先生尝为故编修蒋君撰志，中叙国家前后平定准回要略，则以蒋君总修方略，独立勤劳，书成身死，而不得叙功故也。然志文雅健，学者慕之。后见某中书舍人死，有为作家传者，全袭《蒋志》原文，盖其人尝任分纂数月，于例得列衔名者耳，其实于书未寓目也。是与无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异？而文人喜于摭事，几等军吏攘功，何可训也？是之谓同里铭旌。昔有夸夫，终身未膺一命，好袭头衔，将死，遍召所知，筹计铭旌题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赠修职登仕诸阶，彼皆掉头不悦。最后有善谐者，取其乡之贵显，大书勋阶师保殿阁部院某国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传为笑。故凡无端而影附者，谓之同里铭旌，不谓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则如图画名家，颊上妙于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辞之佳，强寻猥琐，以求其似，则如见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饭，其中岂复有神妙哉？又近来学者，喜求征实，每见残碑断石，余文剩字，不关于正义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补史缺遗，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贪多务得，明知赘余非要，却为有益后世，推求不惮辞费。

是不特文无体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备后世考征，正如董泽矢材，可胜暨乎？

夫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关考征，要必本质所具；即或闲情逸出，正为阿堵传神。不此之务，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谓画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尽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斯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贞烈妇女，明诗习礼，固有之矣。其有未尝学问，或出乡曲委巷，甚至佣妪鬻婢，贞节孝义，皆出天性之优；是其质虽不愧古人，文则难期于儒雅也。每见此等传记，述其言辞，原本《论语》、《孝经》，出入《毛诗》、《内则》，刘向之《传》，曹昭之《诫》，不啻自其口出，可谓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尽识鹿车鸿案；善教子者，岂皆熟记画获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闺修，皆如板印。

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由是推之，名将起于卒伍，义侠或奋闾阎；言辞不必经生，记述贵于宛肖。而世有作者，于斯多不致思，是之谓优伶演剧。盖优伶歌曲，虽耕氓役隶，矢口皆叶宫商，是以谓之戏也。而记传之笔，从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给事《成性志传》，性以建言著称，故采录其奏议。然性少遭乱离，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见文辞。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于终篇全录其文。其乡有知名士赏余文曰：“前载如许奏章，若无《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鹢首重而舵楼轻矣。今此婪尾，可谓善谋篇也。”

余戏诘云：设成君本无此篇，此船终不行耶？盖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随时取譬。然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动操塾师启蒙议论，则如用象棋抨布围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谓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时文可以评选，古文经世之业，不可以评选也。前人业评选之，则亦就文论文可耳。但评选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书，今不尽传，其文见于史传；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而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于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谓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于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谓发轫之离奇；于刊削余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终之崭峭。于是好奇而寡识者，转相叹赏，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觅矣。”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涂，生荆棘矣。夫文章变化，侔于鬼神，斗然而来、戛然而止，何尝无此景象？何尝不为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澜，气积势盛，发于自然；必欲作而致之，无是理矣。文人好奇，易于受惑，是之谓误学邯郸，又文人之通弊也。

【译文】

我论述古文的义例，自己写给各位知交好友的书信，总共有数十封；撰写成论文的，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黯陋》、《俗嫌》、《俗忌》等篇，也己经论述得很详细了。但大多论述的是古人，很少涉及近代。今见近日的古文作者所散布的言论与撰写的文章，心中颇有不安，因此选取最浅近的弊端整理为十条，想与志趣相同的各位朋友互相讲论辩明。如果其他文章中已经论述过的就不再讲了，读者可以参阅。这些虽然还不足以把古文的隐微之处完全发掘出来，但举一反三，也差不多比较接近了。

其一，凡是写古文的人，必须先懂得古人的重要义理，而文辞的工巧、拙笨，还在于其次。不知儒家的义理，那么胸中的是非观念就不可以作为评判的标准，他所论定编次的东西未必都符合事理。而事理上本来没有毛病的，他反认为不对而加以补救，那么这是率领天下的人来危害仁义。有位名士送来他母亲的行状，请大兴朱先生为他撰写碑志。文中叙述他母亲的贞节孝敬，则说他祖父年老得病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家里没有别的男人，他母亲不避肮脏，亲自为公公熏香擦洗，其事迹已经很美了。又叙述他祖父当时局促不安，他母亲庄重地对公公说：“我年纪有五十了，现在侍候八十岁的老公公，有什么嫌疑！”唉1母亲的行为可嘉，而儿子的文章太不像样了。本来没有芥蒂，哪有什么嫌疑？守节不嫁的母亲既然深明大义，可知她一定没说这个话。此人无缘无故地自生嫌疑，特地加注来解释这件事，正自以为得体，却不知这恰如把冰雪般洁白的肌肤刻割成了疮疤，不免越洗瘫痕越清楚。假如不懂写文章，如果遇到这类事情，只需根据事实直接写出来，不可无端地妄加修饰。妄加修饰，叫做“割肉成疮”，这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二，《春秋》记载本国的历史不避讳小的过错。天寒之后才知道松柏是最后落叶的，然而想表明松柏的坚贞，就必须说明霜雪的严厉，这是必然的道理。自从世间的嫌疑忌讳多起来以后，将要称扬松柏，又恐霜雪心有惭愧，那么一伸手到处都是荆棘了。但是大的罪恶要避讳，小的过失则不避讳，《春秋》记载本国的事情，自然有它的权衡标准。江南有一世家，编有宗谱，记载有堂兄弟的先人，为儿子与某家的女儿订了婚，后因路远家贫，没有能力为他们完婚，恐怕女方错过了当嫁的年龄，便假报儿子不幸夭折，让女方另外找婆家。那个女孩于是绝食而死，不知道那个男人自然还活着。这在守节与殉夫两方面都不合适，但这个女孩的事迹实在不比守节殉夫逊色，不忍让此事湮没无闻。依据事情如实记载，对那位老人家来说诚然不能没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周礼·媒氏》中说禁止未成年而死亡的人进行嫁娶，这么看这个女孩本来没有死的必要与规定。《曾子间》载道：娶亲的日子很近了，男方的父母忽然死亡，便派人向女方转达不能成婚的话，郑注说是怕对方错过了嫁娶的好时机，这么说古代即有推辞婚姻的礼节。本朝制度：丈夫远游，三年没有消息，听凭女子上告官府后另行改嫁，这是法律上有远游隔绝便离婚的条文。这么说那位老人假托儿子夭折，按照这些法令来推求他的行为，尚算不上是大恶而必须为之避讳。但他本族的人脸色严厉地劝告作者，一定不许如实叙述，便隐瞒事实改写成：“来信报告幼子夭折，而女方误听为是那个女婿夭折。”千万里之外，无故地通报幼子夭折的消息，却又不涉及男女婚事的日期，明白人知道是没有这种道理的，那么是文章的毛病了。人非圣人，怎么能没有过失呢？古人叙述一个人的行为事迹，尚且不以优、缺点并见为嫌疑。今天叙述一个人的事迹，而想顾全他上下左右前后的人都没有小毛病，难呀！这叫做“八面玲珑”，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三，文章应当像它所叙述的事情一样，没听说事情应当随着文章而变化。曾见有位名人为别人撰写碑志，那人大概有点朋友的义气情谊，志文是模仿韩愈为柳宗元所作的墓志而写的，亦步亦趋，唯恐有一点走样。行文中间感叹世事人情的反复，己经觉得是在无病呻吟了。末尾叙述丧葬费用出于达官贵人，以及亲戚竭力操办此事口向他家里询问此事，原来那个贵人所送的财礼稍微厚重一些，并不能承担起丧葬的费用；而亲戚则仅仅到墓地看了一下而已，也并没有操办丧事。而且他的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不像柳宗元的幼子那样孤单无靠，必须依靠他人照料。责问他为什么失实到这种地步，却回答说：模仿韩愈为柳宗元作的墓志铭，篇末说：“运回故乡安葬的费用出自观察使裴行立，还有舅父的儿子卢遵，安葬好子厚以后，又将照料子厚的家小。”附载二人，文章感情深厚，今天我的碑志想模仿它。我曾把这事讲给别人听，大家多感到可笑。不知道写文章模仿古人，不论轻重大小而一律生搬硬套，又往往很相似。这叫做“削足适履”，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四，仁义、智慧即称为圣，孔夫子不敢自居；瑚琏是名贵的器皿，子贡怎么能够自己确定？称赞别人的优点，尚害怕不符合实情；自我品评，怎么能夸耀成风呢？曾见有位名士为他人作传，自称：“我们家乡的学者，很少人懂得为学的根本，只有我与某人，在经学上下了功夫。”所谓某人，固然颇有时名，也未必以经学见长。作者是想攀附名流提高名声，自我夸耀标榜，羞愧呀！又有个在江湖上漫游的人，以诗著名，名实也不很相符。但有名声与实际都远在他之下的人，为别人的诗集作序，叙述别人请他作序的话说：,“您与某人齐名，某人既然已经写了前言，您怎么能没有品评呢？”本来就没有齐名的说法，那么请他写序的人一定没说这个话，却自己吹嘘说与某人齐名，借他人来炫耀自己，脸面再也不知道有害羞了。况且经学援引服虔、郑玄，诗歌攀附李白、杜甫，还可说是仰慕崇高伟大的人物；如某人的经学、某人的诗歌，本来并没有什么可依赖的，却仍然借此为名。这叫做“私署头衔”，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五，物以稀为贵，人也应该是这样。如果天下的人都成了圣贤，孔子、孟子也就不用尊崇了。清稚的言论自然可以避免庸俗，但在晋代，却触目皆是。前人讥讽《晋书》列传如同，正是因为它采录清谈的言论，太多而没有选择。在朝为官的风范节气，刚正不屈敢于直言，前代史书多作为美谈而大书特书。明代中期以后，门户党派，在言论意气上互相激发，谁不是敢于直言的人l观察这种风气下的人物，君子一定会有所辨别，不能因为他们敢于直言展现威风，便称扬他们风操刚烈，这是自然的道理。我朝宪皇帝肃清政风，革除陋规，整顿官方，惩治贪污，实为千载难逢的时代。那时候做官，大官守法小官廉洁，差不多形成了风俗，贪污之徒，无不随着风气改变了自己的面貌，这是时代的趋势所造成的。今天看看传记、碑志、行状这类文字，叙述雍正年间府、州、县的官员，极力称赞他们杜绝馈赠，清除积弊，以清廉贫苦为自己的操守，革除例外的供应，那些文辞的确不愧于《循吏传》。不知道那时迫于官员考核的法令，不得不如此，千万人都是相同的，不足以作为崇高的节操。难道可以看见宦官而称颂他不好色吗？居住山边的人而看重木柴，常在河边行走的人而把鱼虾当作宝贝，人们知道没有这种道理，但是称颂人的人却唯独不懂得这个道理。这叫做“不明时势”，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六，史书既然自为一家，文字上便采用互相参见的方法，比如《史记》有《管晏列传》，而管仲、晏婴的功绩却详见于《齐太公世家》；对张耳分传叙写，而事迹总述于《陈徐传》，不只是文章立意不同，也是详略不同的体例要求所应该这样处理的。至于文集之中，传记是单独流传的，凡是遇到有关联的事物，完全没有互相参见的篇目，其叙述势必更加详细，这也是符合道理的。但一定要权度事理，足以与那人相称，才不会感到它的繁复是个缺点。如唐朝平定淮西之乱，韩愈的《平淮西碑》把功绩归为裴度，，可说是很适当的。后来被人谗言毁谤，皇帝下令改叫段文昌重撰，千古为之惋叹。但文昌曲从于李想，李想的功绩本来就不可抹杀，因此段氏此文的失误还不怎么严重。假使是当日无名军将，与胜败无关的人，死后立碑于墓道，大谈淮西的功绩，则没有这个道理。朱先生曾经为已故的编修蒋君撰写墓志，文中叙述朝廷前后平定准噶尔部落的大致情况，则是因为蒋君负责修撰《平定准噶尔方略》，以个人的力量勤奋编撰，书成而人死，却没能为他论功行赏的缘故。但是志文典雅有力，学者们很称羡。后来见到某中书舍人死了，有人为他撰写家传，全部袭用了《蒋志》的原文，因为他曾担任了几个月的《平定准噶尔方略》分纂，依惯例可以写上他的官衔姓名，实际上对此书未曾过目。这与无名将佐以平定淮西之功自居，又有什么区别？文人喜欢采集事迹，几乎就像军官抢功，怎么能做为准则呢？这叫做“同乡的人铭族”。从前有个好夸耀的人，终身没有获得一官半职，而又喜欢袭用头衔，临死的时候，把所有的朋友都叫来，筹划铭族上的题字。有人顺从他的意思，借用例封、待赠及修职郎、登仕郎等官阶，他听了都掉过头去表示不高兴。最后有个善于说笑的人，选用他同乡一个达官贵人的头衔，大写勋号官阶，称师保、殿阁、部院、某国公某人的同乡某人之灵枢，人们传为笑谈。所以凡是无缘无故牵强附会的，叫做“同乡的铭族，,，不料文人也仿效它，这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七，陈平辅佐汉王朝，其志向在社樱分肉中己表现出来了李斯西人秦国游说，发端于茅厕中的老鼠。根据微小的征兆而知道显著的结果，固然是看相人的神妙机宜；搜寻细微隐蔽之处以表现人物神态，也是文章家的妙用。但必须知道人物的精神志气在于何处，就像绘画名家，脸颊上妙在增添了三根毫毛。如果仅仅羡慕前人文辞的美妙，勉强寻找琐细的事情以追求相似，那就像看见桃花而有所感悟，于是便摘取桃花作饭，其中哪里还有神妙呢？还有，近来学者喜欢寻找实证，每次见到残碑断石，剩余的文字，与本来的意义并不相关，往往借此来考释古代的制度，弥补史书的缺漏，这固然好。但因此行文贪多务得，明知是些多余不重要的，却要为有益于后世推究考求，不怕言辞烦琐。这不仅是文章不切实简要，而且身在今天却想为后世考辨征引做准备，正如董泽的做箭材料，能用得完吗？写人的文章能文如其人，叙事的能文如其事，这就行了。或许有的关系到考证，关键在于文章内容上必须具备这个要求，即便是闲情旁出，也正是为了此物的传神。不致力于此，而只知道像上街买菜一样只求多添点分量，这叫做“画蛇添足”，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八，文人固然是能写文章的人，而文人所写的人，却不一定都是擅长文章的人。叙事的文辞，是作者的话，文辞是华丽还是质朴，随作者自便，只希望文如其事而已。记载说话的文辞，却不是作者的话，文辞是华丽还是质朴，只求恰如其人之言，不是作者所能自作主张的。守节殉夫的妇女，通晓诗文熟悉礼仪，固然是有的。有的从未读过书，有的出自乡里小巷，甚至是当佣人的老太、卖身的丫头，贞节孝义，都出于优良的天性。那么她们的品质虽然不愧于古人，而文辞却难做到典雅。常见此类传记，记述传主的话，原本于《论语》、《孝经》，出人于《毛诗》、《内则》，”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如同从她们自己口中说出的，可说是很有文采了。但是善于辅助丈夫的妻子，何必都要知道共拉鹿车、举案齐眉的典故；善于教育子女的人，哪里都熟悉用芦荻画地、用熊胆和制药丸的事情。自从文人胸有成竹之后，便使得所记载的有德行的妇女都像用同一块雕板刻印的一样。与其讲究文采而失实，哪如保持质朴而表现真实的面貌呢？由此推论，著名的将领发迹于士卒，正义的侠客有的成长于里巷，他们的言语不必出自经书，记述贵在维妙维肖。但现在有的作者，对此却多不加思考，这叫做“戏子演戏”。因为戏子唱歌，即使是耕地的农民、服役的隶卒，出口都与宫商五音相合，因此把它称做“戏”。而记传的文笔，又从而仿效它，这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九，古人文章写成后规矩也就确立了，未曾有固定的格式。记载人物恰如其人，叙述事情恰如其事，没有固定的文法之中又有一定的规矩。知道这个道理的，朝夕之间便能把握它；不知道这个道理的，模仿前人的形貌，而神情却不像。过去我撰写和州已故给事成性的传记，成性以上书提出建议著称，故《传》中采录了他的奏议。但成性少时遭逢离乱，全家被害，追悼先人，常表现在文章中，而《猛省》一篇尤其沉痛，可以教人孝道，所以在篇末全部抄录下此文。他同乡中有位知名人士称赏我的文章说：“前面记载了这么多奏章，若没有《猛省篇》，就好像行船，船头重而舵楼轻了。现在用此篇结尾，可谓善于谋篇布局。”我开玩笑地问道：“假如成君原本没有这篇文章，这条船就终究不能行走吗？”私塾先生讲授《四书》的文义，称之为时文，必有一定的作法以便符合科举规定的格式。但时文的作法难以凭空讲授，便往往采用譬喻的方法来对启蒙者说明。以房屋打比方，便有所谓的间架结构；以身体打比方，则有所谓的眉目筋骨；以绘画打比方，便有所谓的画龙点睛、脸上添毛；以风水先生看风水打比方，便有所谓的来龙结穴。随时采用比喻，沿用这种浅陋的做法已形成了风气，但为初学者演示文章的做法，也不得不这样，不用责难。只是时文已成顽疾，深人肺腑，进而看待一切古书古文，都是这种有关时文的见解，动不动就采用私塾先生这种启蒙的评论，这就像用象棋盘来摆围棋子，必定不会吻合。这叫做“井底天象”,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十，八股文可以评选，古文是治理国事的大业，不可以评选。前人已经有评选的，那也是就文论文，是可以的。但评选的人，大多不是深知古文的人。古人的典籍，今天没有完全流传下，他们的文章见于史书列传中。评选的人多从史书列传中采录。但史书列传的体例，往往删节原文，以便符合规范要求，因此从文章结构所具备的情况看，不是都很完整的。评选的人，没有察觉到这个缘故，误认为原文如此，接着又勉强为它进行解说。对没有开头而截取中间径直起笔的，夸耀说开头起笔离奇；对删削多余的文字而急忙转入正传叙述的，惊诧为篇终峭拔突兀。于是好奇而见识浅陋者，辗转互相叹赏，刻意追求模仿，差不多就像左氏所说的：“不去寻找儿子，反而爱惜蒲柳。”明代中期以来，有一种不合情理、自称为古文的文章，起笔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收笔不知道它往哪里去，专门把这类出人意料夸为奇特，于是平坦宽阔的大路上长满了荆棘。文章的变化，如同鬼神一般，陡然而来，突然而止，何尝没有这种景象？何尝不是奇特？但就像山的险峻，水的波澜，气势盈积旺盛，自然地表现出来；一定要人为地制作这种景观，没有这样的道理。文人好奇，容易受迷惑，这叫做“误学邯郸”，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